这里令人热血沸腾，茫茫中原大地上到处一片金戈铁马。这里又使人惊艳，众多优秀人物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着人类最高程度上的智慧对抗。这里还令人怦然心动，侠客们以浪漫的方式，用生命来显示英雄主义的高贵。这就是绵延500多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占据着最湍急位置的春秋战国。
一
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无时不在进行着利益纷争。沙场上回荡着战马的尖尖鸣嘶，密室中缠绕着谋士的窃窃私语；结盟与反目、进攻与妥协，可以在片刻完成转换；完美的计谋，既显示了人类无上的智慧，却又无情的揭露了人类究竟可以阴险狡诈到何种程度。小说家应该很是喜欢这样的时代，因为无论选取多么小的一个片段，都可以完成一部情节跌宕的作品。但我却想把目光投向其中的一隅，去关注那些侠士，因为他们的英雄举动，着实透露着纯洁与可爱。
那些侠士，出身于民间，原本过着平静的日子。忽然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自报家门后，说了些赞许的话，然后微笑着暗示似乎另有一位王公大臣对他也有仰慕之意，且有事相求。而这位王公大臣，侠士也略有耳闻，名声极佳而又礼贤下士，归附者众众。于是侠士点头了，客人微笑而去。不久以后，便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野震惊。
公元前515年四月的一天，吴王僚被刺。这次刺杀事件，使专诸和鱼肠剑名扬天下。人们似乎会唏嘘：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一个是社会底层的布衣，竟会已这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街头巷尾，大家整天都在议论这件事情。邻居中有人似乎还不相信这个与别人并没什么特别之处的青年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当然也有人则说自己有先见之明，早就发觉他日后会有惊人之举。
当年的伍子胥确实是有这样先见之明的人。和别人打架时听到妻子的召唤就立马罢手的举止固然令人奇怪，但当他说出这是“夫屈一人之下，必申万人之上”的原因时，伍子胥便深以为这是个重义轻利不平凡的人了。后来伍子胥把这人推荐给了公子光，公子光设计了那次刺杀，刺客就是专诸。
不可思议，选择刺客的首要条件不是勇敢、不是勇猛，而是义气。不怕死的人应该不难找，但他们未必适合做刺客。刺客不是亡命徒，不是给予了一定的利益交换就可以托付大事的人。行刺毕竟是一场政治赌博，刺客虽是一人的性命，负载的却是一群人的累累人头。能保证他直到拔出剑的那一刻都不会动摇退缩的可能，只能是那高贵的人品。因此，唯有重义轻利的人才能担此大任。其实，也唯有这种人，才有资格拿起那把剑。因为无论刺杀的成功与否，刺客的结局都只有一种，那就是死亡。完身而退实际上只是一种奢望。因此，无论所交换的利益是多么的诱人，他也没有机会去享受。但他还是去了，因为他所得到的“利益”，并非是常人所想。在人看来也许是华而不实，因为那是信任。是的，也只有信任才能使这出身平凡但内心高贵的人动心，才能满足那些内心高贵的人的毕生追求。
专诸在行动前对公子光说：“要我帮你杀了吴王僚并非是不可能，我并不惧怕。但是我的母亲年岁已高，孩子也还很幼弱…………”公子光连忙接口：“我的身家性命，就是您的身家性命；您的事，就是我的事呀！”公子光是君子，专诸得到了君子之诺，便放心而去。照顾家人的事虽然不大，但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也只有君子，才愿意去完成它。但是显然，专诸也并不是为了家人能有所托而愿意为公子光牺牲，他凭自己一人之力也能照顾得很好。那么，他自然是为了那份信任，以及公子光的那颗热忱的心。
见到了公子光，专诸的心便不再平静。是啊，原本我只是一名村夫，虽然我的内心并不甘于平庸，但是在别人眼里，我与普通的莽汉并无两样。是你，在得到了别人的推荐之后，来到我的舍上，表达相邀之意。你是高高在上的王侯，对我却态度恭谨；你给予我优厚的待遇，对我家人也照顾周到；你常说我是个讲义气的英雄，是个能托付大事的人。你不是我的主人，也不是我的朋友，但却是我的知己。对于知己，有什么事我不能为你做呢？
这样的心理活动，产生于过每一个这样的侠士心中。“士为知己者死”。整个战国时代的游侠们，就是用这样浪漫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高贵。他们单纯而直接，面对着另一个高尚的生命的呼唤，他们毫不犹豫，舍生取义。不是因为财富的吸引，也不是民族大义的诱惑，只是两个个体间的人格吸引，便演奏出一段令人感动的生命绝响。
吴王僚死后，公子光便自立为王，专诸的儿子被他封为上卿。也许，他的儿子会知道自己之所以能身居上层，全是他父亲的功劳。他会脸红么？会觉得羞耻么？不会！相反，他会觉得骄傲。那么身边的人呢？会有鄙夷么？会不屑么？也是不会的，他们只能佩服。社会气氛就是这样，他们敬佩重义轻利的英雄，也尊敬英雄的后代。正因为这样，才会有那么多的侠客，把这种游侠之风，吹遍了战国时代的各个角落。
二
这种群体的存在，固然体现着一种精神。但是，如果没有社会的整体支持，估计也只能偏居一隅，不会成为整个时代的标记。那么，我们不妨再打开些视角，看看那些侠士的周围，是否还有些人格，体现着某种高贵。
于是发现了一个故事，一个姐弟俩的故事。公元前397年三月，魏国的聂政为报答知遇之恩，替严遂刺杀了韩国丞相侠累。完成使命后，他用刀割破了自己的面容，挖掉自己的眼睛，然后自杀而亡。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知道韩国必然会追究，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只好让自己无法辨认。然而当他姐姐听说这件刺杀的事情后，便立即知道韩国悬赏辨认的凶手是自己的弟弟，因为她知道严遂找过他弟弟。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下，她伏在弟弟的尸体上，呼天抢地，郁愤而死。
两人的壮举，完成了一部绝唱。聂政的举动，应该更能诠释“侠义”二字。首先当时的严遂已经是在逃亡的状态，仅仅在身份上是个卿相。另外，聂政在答应后，也没有向他提什么要求。在他们之间，没有一丝的交易痕迹。聂政认为：“我本来是个市井俗人，而严遂是诸侯卿相。却不远千里来结交我，我对待他平淡如水，也没有丝毫功劳，而他却奉送黄金百镒为我的母亲祝寿。我虽然没有接受，但从这件事可见他深知我啊。为人就要爱憎分明，仇要报，友要亲，我就这样心安理得地算了吗？现在母亲已经得享天年，我又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我要为知己者用！”
这一番话说出了某种实质。在这群侠客的思想里 ，生命似乎并不一直属于自己，且并不占据第一位。有一种东西是可以凌驾于其上的，一般说来那是“义”，但似乎很难解释“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那也许是一种感动，一种来自于高贵人格的感染，没有压迫，润物细无声中完成的一个思想共鸣。
但这个故事中更让人侧目的却是他姐姐的举动。她的弟弟被韩人暴尸街头，并且韩国在悬赏能辨认出凶手的人，作为他的亲人，去那显然很危险。于是，去与不去，成了一个疑问。
作为本能反应，那是不必去了；从实用主义看，去即死亡，与事无补，也不必去；况且，他弟弟在死前毁了自己的容貌，意思很明显，就是不连累家人。从这里可以联想到一个更为诱人的理由，那就是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姐姐你能更好的活下去。怎么忍心去拂弟弟死前的最大心愿呢？
是啊，为了活下去，我不能去。但是，我能心安理得的活下去么？能让我的弟弟就这样寂寞的沉睡外境么？他是为知己死的，因此而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我和他流着同样的血，怎么能为了偷安而玷污弟弟名声呢？我要让世人知道，这个勇敢的青年，名叫聂政！
为了成全弟弟的名誉，这位年轻的姑娘选择舍弃自己年轻的生命。流血的伤口，美丽的脸庞，闪耀着无悔与纯洁。坚毅的双手再也拿不动长剑，动人的双眼再也不会睁开。他们就这样简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似乎什么也没有带走，似乎留下了许多。黄土最终会掩埋掉他们的躯体，但那高贵的灵魂，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被称颂，被传承。
三
这个时代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让人奇怪。二桃可以杀三士，蔺相茹可以完璧归赵，唐雎可以不辱使命。无论是下层百姓，还是帝王将相，似乎都不能随心所欲，都似乎被一种东西所束缚。这种东西也许就是信义。侠士们的信义来源于倾心相交，所以愿意用生命去实践它。帝王们由于性命所迫，答应了胁迫者的条件。危险过去后，尽管胁迫者的手段不是光明正大，尽管帝王们的内心也很愤怒，但也还是履行了诺言。一诺千金，掷地有声。美玉是很诱人，城池也不易得，生命更是宝贵，但在信义面前，一切不再重要。没有法律的约束，似乎只有道德的力量，在这遥远的过去，道德竟是坚硬如斯。“大王失信于此，必将失信于天下”。帝王们最担心这句话，他们拥有无上的权利，却也害怕失信于天下人，尽管整个天下都握在他们手中。
两千多年前，这块土地竟是这样一个浪漫的世界。浪漫得让人感动、伤怀、向往。这是一个乱世，处处喧嚣，处处不安。人们生活在混乱的秩序中，但却并不慌乱，一个统一的精神认知使他们坦然。于是，在这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了无数的英雄。他们简单，他们激烈，他们无所要求，却又有所追求。他们为了心中的正义，为了做人的信义，不犹豫自己的生命。他们像一阵风，吹拂着这个世界，却又给这个世界带来震撼。他们走了，世人却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用言行，给这个时代打上了一个“侠义”的标记。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物是人非。
后记：
本打算再写一个章节来分析产生这种侠义之风的深层原因。无奈资料难找，自己思考又很捉襟见肘，只得作罢。现简单罗列几句，权作抛砖引玉。
春秋战国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因此没有大一统的文化指导，并且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于是，庞杂的言论使个人言行没有一个确切的参照物，因此个人行为的自由性就很大。
当时的周王室势微，事实上是诸侯并起的时代。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必须到处招揽人才，况且当时并没有很强的国家概念，百姓的流动性很强，因此不同地位，不同层次的人都有了被重用的机会。由于没有统一可靠的选拔制度（比如科举），人才的获得就会有很大的随机性。于是心存远志的人一旦获取机会，便会不遗余力。
也许是考虑到招揽人才，所以尽管帝王们有高贵的身份，但还是愿意亲历亲为，不摆架子，去邀请所需之人。这种态度所产生的亲切之情或许会感动那些前来投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