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望东方周刊》：你对儒家的不赞成主要在哪些方面？

孙皓晖：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所谓政治立场的倒退，是指儒家站在古老文明的立场看春秋战国的变革潮流，主张社会应该回归周文明，回归井田制时代；所谓极端保守主义，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中那种游离出复古立场，扩展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及人伦哲学等思想体系，其本质是保守的。

在一种健康全面、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态中，保守主义，甚或极端保守主义，都有其历史价值。但这价值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做社会发展的制动器，踩刹车，防止社会向极端方向冒险。而若是在一种畸形的以保守主义为单一主宰的文明生态中，那它一定是腐朽落后的。
　　
　　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独尊儒家之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变法运动，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更不用说深彻全面的成功了；而且，越到后来，变法的频率越低，成效越微弱；即或是纯粹的局部的财政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有一种说法，指我反儒。我不愿意戴这顶帽子。我对儒家的总体态度，是从文明原生态的意义上恢复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地位，剥除其神圣光环。踩好刹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制动器还想兼做发动机，自己没力气脸憋得通红，还误了大家的行程，蹩脚不？
　　
　　大创造时代的前夜
　　
　　一年前，全套《大秦帝国》正式出版，共六部11卷，504万字，从商鞅变法一直写到阿房宫大火。据该书出版方河南文艺出版社对本刊介绍，作品发行后的两个月内，首印的12000套全部售完。如今，这部定价近400元的书已加印4次，销售4万余套。
　　
　　《了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当下取得这样的共鸣？
　　
　　孙皓晖：春秋战国的基本社会课题，与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基本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些基本相同的社会课题，要点是：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变革落后贫困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社会风气沦落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摆脱落后挨打列强歧视的局面，使国家强大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到最为高明的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就是如何从旧的文明形态实现历史性跨越，迈进到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
　　
　　就基本社会问题的具体内涵而言，春秋战国与当下中国当然不一样。但两个大时代的历史性质都是社会大转型，那个时代是要从青铜文明走向铁器文明，我们今天则是要从农耕文明走向科学与工业文明。
　　
　　《了望东方周刊》：你在表达对中华历史文明的思考时，为什么选择剧本、历史小说的形式，而不是学术论著？
　　
　　孙皓晖：一是深感正统史学论著的形式太过枯涩；二是中国民众历史意识的形成，多受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影响。
　　
　　我认为，只有普遍思索某一问题的社会土壤形成了，人们才乐于接受更为深入的讨论。我宁可先做土壤工夫，而不想强行播种。
　　
　　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代，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而信念危机也很明显。
　　
　　当下的人文阶层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人文学者与文学艺术家们的所谓风骨，充其量表现为某种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真正的以大争精神、原创精神进入治学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很难寻觅。
　　
　　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正是大创造时代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