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一死，对秦国有莫大功劳的商鞅却旋即被认定为反叛，最后被车裂而死。其变化之快，让人目不暇接。而在数千年的传统评价里，商鞅的得分也极低。比如为他立传的司马迁便说他“天资刻薄”，最后是自作自受；而大文豪苏轼更是在《论商鞅》里把他骂得一无是处。

　　作者：赵王

　　商鞅是中国变法史上最为著名的先行者，在今天还被作为组织内部改革的楷模顶礼膜拜。客观来看，商鞅的变法是极有成效的，秦国在他的改造下，数十年间，从边陲小国、蛮荒之地一跃而成东方诸侯敬畏的大国。

　　但是，秦孝公一死，对秦国有莫大功劳的商鞅却旋即被认定为反叛，最后被车裂而死。其变化之快，让人目不暇接。而在数千年的传统评价里，商鞅的得分也极低。比如为他立传的司马迁便说他“天资刻薄”，最后是自作自受；而大文豪苏轼更是在《论商鞅》里把他骂得一无是处。

　　在某些刻板教科书的理解里，把商鞅之死归结于旧式权贵的反扑，是对变法事业的破坏。但如今深究，商鞅走上末路，其实与他过于激烈的变革方式关联更大；他给传统史学家的印象如此之坏，也是源自其变革方式的过于苛刻、极端。

　　商鞅所有组织变革举措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君主权力，以此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让秦国在外战中占据优势，凌驾于东方诸国之上。这种带有强烈反智、愚民、好战倾向的激进国家主义的强力施行，虽然促使了秦国的强大，但也必然侵害着国内各个阶层的利益，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他极端的功利主义，的确快速奠定了秦国国力的强盛，但也同时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外来投奔叱咤风云

　　商鞅原名卫鞅，本是卫国王室旁支。起初他在魏国发展，虽被魏国元老公孙座强力举荐，但还是遭魏王弃置。在魏国不得志，商鞅便西行寻觅出路。经数番折腾，他的学说终被国君秦孝公采用，被聘任主持秦国的变革事业。此时的秦孝公刚二十出头，渴望成就祖先秦穆公的霸业；而商鞅也未到而立之年，更是野心勃勃。

　　与其他本土将相相比，商鞅身上的职业经理人的特点更为明显，他辗转魏、秦两国，亟待有所作为证明自身才干。由于没有国内盘根错节关系的牵累，注定他变法的决心更大，做起事来也会更加无所顾忌。

　　他果然没有辜负秦孝公的厚望，接连两次主持变法，在国内引起巨变，使秦国一跃成为强国———周朝天子刮目相待，各国诸侯来贺不绝。而国内百姓从不解到顺从，秦国权贵也从激烈反对到噤若寒蝉，一切似乎都在商鞅设计的轨道上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而商鞅的职业通道也一片光明，从左庶长一直升迁到大良造，国内无人匹敌。他率领被改造过的秦国军队攻打魏国，取得大胜，一时荣光无限。他被封十五邑，名列商君，成为秦国除国君外最有权势之人。

　　但辉煌之下，大厦将倾，而把他拖入死局的也正是让他青云直上的变法事业。

　　国君支持举国反对

　　彼时正处于战国中期，各国攻伐正酣，各国国君都期待通过改革变法加强战备、提升国家实力，求强图存之心尤为迫切。比如一直阻碍秦国东进的魏国，之前便有著名的李悝变法，很有成效。从当时的外部大环境来看，秦国是有强烈的变法需求的。

　　就秦国国君而言，这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与其他诸侯相比，秦国算是新晋，久处戎狄之地，列强地位一直难以得到认可。虽然远在秦穆公时代，秦国势力已快速发展，并在与诸侯的征战中屡有斩获，但势力范围一直被限制在西陲之地，难以东进。秦穆公去世后，接任的几代君王更无所作为，河西之地也落入魏国手中。

　　而秦国国内夷狄之风盛行，父子兄弟深夜内室杂处，屡有乱伦之事，民风上很不开化。这从直到后期秦始皇时，跟太后公然通奸生子的嫪毐都能得到封地便可印证。极为原始的秦地习俗，在文明化程度较高的东方诸侯眼里近于禽兽之行，与强国的形象极为不符。且秦人好勇斗狠，常为私利血流成河，在秦献公(秦孝公父亲)之前，内乱不止，国君数易，国力一落千丈。此外，宗室力量也非常强大，对君主权力屡有掣肘。

　　为了提升国力，加强中央集权，新继任的秦孝公需要一场改天换地的革新，如此才能打开通往东方之路。

　　这样看来，商鞅主导的这场变法是出于国君的意志，自上而下主导的改革。从变法过程来看，更是商鞅主动煽动国君的结果，缺乏自下而上的有力支撑。事实上，强化君主势力，增强国家实力，从根本上就是在挑战所有阶层的利益。

　　这决定了从一开始，商鞅便要用强压的方式推行改革，他一人对抗的是除国君外的整个秦国本土势力。在秦国勋贵眼里，完全是商鞅在糊弄国君，从一开始他们就竭力反对这场变革。但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秦国勋贵却在与商鞅的争论中败下阵来，年轻气盛又亟待有所成就的秦孝公鼎力支持变法。而底层民众对这场变革更是无所适从，即便在法令颁布整整一年后，国中反对法令的人仍有成千上万。

　　通过愚民政策和赏罚分明的措施，商鞅暂时取得了底层百姓的支持。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是，他在国都南门放了一根木头，谁搬到北门，就赏给五十金。最后如期兑现。这说明了商鞅变法的说一不二，但也从侧面印证，百姓对变法只是盲从，并未真正理解。如此稀奇古怪的事情都能兑现，那么还有什么法令不该遵从？商鞅的愚民政策有了起效，而鼓励农业生产、军功封爵等实质措施的确得到了底层百姓的拥戴。

　　但极为残酷的什伍连坐制度和告奸制度被写入法令，让百姓极为惶恐不安。什伍连坐制人神共愤：邻居犯了罪，你必须揭发告官，不然一旦查出，相邻十家全部入罪坐牢。本来只是血脉上的纵向连坐被发展成地缘上的横向株连，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而告奸制度也非常残酷，不遵循便处以腰斩，逼迫大家相互揭发，人人都成密探，抛弃亲友，不顾情义，人人自危。

　　底层百姓虽然能在军功封爵制和鼓励农耕生产中得到切实好处，但商鞅制订的轻罪重罚制度也能转瞬让这得到的一切化为乌有———好不容易种地丰收了，打仗斩敌首升官了，可是法令中却有无穷的陷阱等待着你，即便再小心翼翼，也在劫难逃。在商鞅层层密布的法网条规的罗织下，底层人民很难发自内心拥戴他。

　　而变法在原有勋贵阶层引起的反弹更为强烈。第一次变法中最不能被他们接受的是军功封爵制———即使是秦朝的宗室，如果没有临阵杀敌，没有斩首立功，那么也不能加官晋爵。敌人的首级成了换取仕途升迁唯一的筹码。这单一的军功晋升制度，彻底毁掉了这些旧有高管的希望。

　　而在第二次变法中，商鞅又推行了郡县制和废除井田制，把小的乡邑集中划分成了三十一个县。这对旧有勋贵的利益损害更为直接：这之前秦国和所有诸侯一样，实行封建制，国君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领主，他们占据国中的各块土地，有自己的独立王国。而这两项制度一旦实行，这些地盘便落入国君手中，而那些被委派管理这三十一个县的县丞、县令只是行政官员，完全听命于国君，随时能被更换。这样，绝大部分土地就集中到了国君手中。这两次变法彻底剥夺了秦国原有高管的特权、财富，也使商鞅得罪了整个勋贵阶层。

　　什伍连坐、禁止私斗、鼓励告奸、军功封爵、推行郡县，这些制度虽各有针对侧重，但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对内部恫吓和掠夺的方式，整合整个国家的实力，强化君主威权，使秦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如此变法的结果是，秦国的生产提升了———尤其农业大为发展，粮食补给充足；军中人人好战，军事实力显著增强，对外战争愈加频繁。

　　但改革中部分极端的措施，损害了除国君外所有阶层的利益。只强国、不富民的政策必然会引起反弹。在商鞅心目中，国民越笨越好，越穷越好，如此才能利于内部管理，更加无所顾虑地为国卖命。

　　商鞅的改革是强有力的，但也是虚弱的，因为得到最大好处的只有国君，他是商鞅推行变革的唯一推动力和支持者。除了变法制度本身，商鞅过于激进和苛急的方式更让他走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对立面。

　　苛急激进不留后路

　　商鞅被归为法家一类，他的前辈有李悝，后继有李斯、韩非。但从改革方式来看，商鞅的所作所为最为激进和苛急。

　　商鞅身上具有极端的功利主义思想，这在其游说秦孝公时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宠臣景监求见秦孝公：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不成；第二次，改用王道游说，依然不成；第三次，改用霸道，两人才相谈甚欢。帝道、王道、霸道相差何啻万里，而商鞅却能游刃有余转换，轮回兜售。由此可见，商鞅对自己的学说并无底线，只要君主所需，便欣然服从。而同时期的儒家却有极强的原则性，从孟子驳斥梁惠王言利便可见一斑。而商鞅所谓的霸道，就是单纯的富国强兵，本身就是急功近利之举，没有百年基业的长远打算，是促使秦国崛起的速成模式。而这切合年轻的秦孝公的心思：久远，吾不能待。

　　另一件事也是商鞅毫无原则的印证。商鞅率兵攻打老东家魏国，他与魏国将领公子昂是旧识。两军相对，他利用老交情，相约公子昂前来和谈。话说得极为动听：不忍心攻打，不如相见喝酒罢兵，两家和好。公子昂信以为真，结果觥筹交错之后便成了阶下囚。商鞅趁机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夺走的河西之地，而魏王也吓得赶紧迁都，远避秦国。从这可以看出，利益才是商鞅唯一遵循的原则。

　　除了不讲原则之外，在对待内部反弹上，商鞅的处理方式更为激进，为改革而改革，不留一点后路———不给别人留，更不给自己留。

　　他在法令的推行上毫不手软，不给人一点回旋的余地。变法之初，很多百姓不解；后来新法实行，这些百姓又夸奖新法便利。结果商鞅毫不领情，说这些百姓全是搅乱教化之人，下令将他们全部迁徙到边疆去。在他眼里，法令只能执行，不需要理解，更不能议论和更改。这种说一不二的极端作法具有强烈的反智倾向，与法家一向主张的愚民政策完全吻合。而据刘向的记载，商鞅曾在渭河行刑，一次便杀人七百，“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原因只是这些人触犯了新法。

　　而在与秦国勋贵高管的争斗中，商鞅更是不留后手。第一次变法时，由于太子犯法，商鞅便杀鸡骇猴，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还将另一位老师公孙贾处以墨刑(脸上刺字)。而第二次变法时，商鞅为树立权威，又把八年杜门不出的公子虔拉出来割了鼻子。

　　由于得罪之人太多，商鞅非得车乘十数，前后甲士持刀护卫，十二分警戒，方敢出门。而之前与他一样来自外地的秦相百里奚，也在秦国推行改革，却可便服出行，不用车乘护卫，武士相从，到处受到爱戴；死的时候更是举国伤悲，男女流泪。这与商鞅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对这种极端激进的方式，商鞅自己也意识到国内积怨已深，他亦担心过今后的出路。贤人赵良曾苦口婆心劝慰过商鞅，让他归还封地，缓和民情，不然长此以往，灭亡指日可待。但此时的商鞅已积重难返，对这番话置之不理。

　　二代接班自掘坟墓

　　商鞅在秦国纵横十几年，国人敢怒不敢言。秦孝公一死，他便失去了唯一的护佑。

　　被商鞅割掉鼻子的公子虔率先反扑，告发商鞅造反———这的确是诬告，以商鞅的实力是绝对不可能造反的。而被商鞅得罪过的秦国新任国君也不验证，立即下令追捕商鞅。

　　商鞅连忙逃亡，隐姓埋名逃到下关，准备投店住宿。结果被一口拒绝：“据商君之法，不验证身份就让人住店是要坐牢的。”被拒的商鞅仰天长叹，悔恨自己作法自毙。

　　他只得从秦逃到魏，又被魏国拒绝———他用欺诈的手段俘获公子昂，被魏国人恨之入骨。

　　最后他只得真的起兵造反，但却被那支由他倾力打造的虎狼之师一击即溃。最后，他遭车裂而死，举家被灭。

　　事实上，虽然商鞅被杀，但他的法令几乎被原封不动继承下来。这说明新任国君需要他的法，但恨他的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给原有勋贵一个交代。

　　如果当初，他有所缓和，公子虔也不至于诬告；如果他给太子留有颜面，太子也不至于立即追捕(商鞅的政策毕竟对国君有利)；如果他制订的法令不是如此严苛，他逃亡之际应该尚有落脚之地；如果他不是毫无原则地欺诈魏国，魏国为收揽人才，或许尚可收留他。但这一切假设，都被商鞅激进苛急的方式毁掉了。

　　他只愿强国，不顾富民；只求国法，不怜私义；只顾公利，不计民生。公权至上、公利唯一的种种做法，只能导致内部众叛亲离：不仅是秦国原有既得利益者的高管阶层全力反对，那些客观上得到部分实惠的底层员工也怨声载道。一个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判刑的政策怎会得到人民真心拥戴？

　　他急功近利的国家主义害了秦国百姓———亲情淡漠，告密四起，人人自危；也害了他自己———二十年的荣光毁于一旦，落个五马分尸的下场。唯一的赢家只有国家，一切利益归于国家，一切荣耀归于君王。在无情掠夺了内部利益和尽力整合全国之力后，秦国蜕变成了一架势不可挡的战争机器，成为人人畏惧的虎狼之国，最后横扫东方。而商鞅之法的幽灵也随之潜入，贻害千年。

　　作者原名赵波，青年文史作家，供职于浙江教育出版社，著有《后三国风云》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