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花街

一

谁都没有想到，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与日本这两个向近代化起跑的大国居然一条狭窄的跑道上不期而遇并大打出手，只不过彼此前的战争是以拳脚相加的粗野方式进行的，而且战场也不怎么上台面，因为它是长崎的一条花街柳巷。

它的名字，叫丸山巷。

丸山巷是日本三大烟花巷之一，主要由丸山町和合寄町两条垂直的小巷组成。公元1642年，经政府批准，散落在长崎市的妓院是在集中到这里，才有了这条著名的妓院街。江户时代，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丸山巷一度花红柳绿、无比红火。公元1692年，这两条狭窄的小巷就挤进了1443职业妓女，可以说花影摇窗、铺青迭翠了。

到长崎的第一天我们就去了丸山巷。开车从狭窄的巷子里经过，尽管灯光幽暗，但站街女郎依旧可以看得清楚。她们大都年轻，清一色超短裙，艳冶娇媚、玉骨脂香。我们下榻的酒店就在丸山巷的边上，所以安顿行李之后，我们就带着摄像设备返回这里，试图拍摄它的夜景。但我们不敢离那些烟花女太近，因为她们的背后，大多有黑社会组织。

我们此行目的是拍摄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中央电视台），其中有六集的《甲午战争》，我对总导演余乐开玩笑说，我们今天不妨在这里与日本人打一架，以志纪念。

二

但128年前那场架实在算不得什么光彩事。大清帝国的职业军人，居然在妓院里大打出手，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妓院固然驽骥杂处，但大清帝国北洋水师的士兵出现在这里，还是令人匪夷所思。公元1886年8月，北洋舰队“定远”、“镇远”等七艘军舰在结束了朝鲜海域学习任务后，取道日本回国，经日本明治政府许可，在长崎港停泊和保养。假如这是一群严守军纪的士兵，那场令大清帝国颜面尽失的冲突就不会发生，日本人对大清的仇恨情绪也不会如此强烈地被煽动起来。

8月13日晚上8时30分，差不多与我们在合寄町拍摄的同时，一部分大清水兵在合寄町的“贷座敷”[1]寻欢，因言语不合，愤而损坏了一些物品，店主立刻向警署派出所报案，请求巡警来维护治安，两名巡警随即赶到现场。

警察的到来，并没有让事态平息下去，反而刺激了清国水兵的情绪。双方爆发肢体冲突，警察一怒之下，以干扰执行公务逮捕了两名清国水兵，其余水兵看情况不妙，趁乱逃跑了。

没过多久，十几名国水兵赶到了派出所。他们群情激昂，似乎不甘心就这样示弱，其中一名就是在“贷座敷”动粗的水兵。巡警发现了他，要逮捕他，没想到他迅速拔出在街上购买的日本刀，挥刀向巡警劈去。巡警要玩儿空手夺刀，刀刃却在他的手上和头上划过深深的伤口。派出所里的巡警们大惊失色，立即冲上去，把那名水兵按刀，从他的手里夺过日本刀。

这一晚，又有几名清国水兵被警察逮捕，然而第二天，长崎警方把他们如数送交清国驻长崎领事馆

但并没有到此为止。

事发第三天，也就是8月15日，舰队放假，清国水兵继续在长崎寻欢作乐，300多名水兵拥进长崎的酒屋、小吃店和“贷座敷”。但这些水兵并不只是要沉浸在风月欢会，他们在寻找报复的机会。这事清兵本来就不占理，而且是在对方的国土上。

事情终于闹大了。

起因是一名清国水兵看见两名日本巡警在低语交谈，就迎面走过去，要故意从两人中间穿过。两名巡警立刻靠拢在一起，不让这名水兵穿过。水兵从他们身旁绕了过去，两名巡警也继续沿着街道行走，没想到那名水兵又转过身，故意与巡警相撞。巡警被撞了一下，帽子歪向一边，这无疑是一种挑衅行为，但那名巡警还是忍了，没有吭声。另一名水兵上来，在他们面前挥舞着拳头，巡警听不懂，依旧没有作声。忽然，这名水兵夺过巡警的警棍，周围的巡警见状，迅速跑过来，试图制止水兵。他们的制止动作遭到清国水兵的反抗，很快发展成群殴。顷刻间，已有二十多名清国水兵加入到群殴的行列中。一名巡警见寡不敌众，立刻跑回梅香警察署，请求增援，不巧那天警察们为了预防零乱，刚好去各街道巡察了，警察署一片空旷，无奈之下，只好向长崎警察署求援，等8名佩带警棍的警察赶到现场时，现场已经一片狼藉，有两百多名清国水兵和周边居民都卷入了这场肉搏战，战场从思切桥蔓延到广场街、舟大工町一带。

事件以双方惨重的伤亡结束。其中，日本巡警死亡二人、重轻伤26人；清国水兵死亡五人，6人重伤，38人轻伤。

这起由妓女引发的血案在长崎引起强烈的反响。16日，两千余名日本居民在清国驻长崎领事馆前抗议示威，表达他们清国水兵寻衅滋事的愤怒。

大清的军舰，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日本的海港。

几十年后，当伊藤博文的遗著《机密日清战争》出版时，人们才知道，这一事件对历史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于它丢了人，还丢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大清帝国用汉字译电的密码本，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捡到了这个密码本，本子里的汉字纵横两侧，标注着0、1、2、3、4、5、6、7、8、9的小数字。凭着这个密码本，日本人很快找到了译电本中数字组合的方法。由于1894年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再度暴露帝国的密码，日本人将两次泄密事件结合起来，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大清帝国电报的秘密。遗憾的是，对于这两次重大泄密事件，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既不知情，也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不可理喻的是，五年后的1891年6月30日，以“定远”和“镇远”为首的北洋舰队，又回来了，只是它们这次的停泊地，是神户港。

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的现象”为题发表了观感：

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唯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

日本民众的战争情绪，就这样被清国自己点燃了。这种情绪，为后来日本向大清开战做出了最合理的辅垫。

三

北洋水师来到家门口耀武扬威，大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在参观“定远”舰后大受刺激，说：“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经过大清帝国自己的大肆宣传，“定远”和“镇远”这两艘船的名字——ちんぇん、てぃぇん——在日本已经家喻户晓，“市井酒肆之间，无论老妇小儿，满嘴念叨的都是‘ちんぇん、てぃぇん’。”[2]“定远”和“镇远”，已经成为日本对华一战的最佳动员。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担任浪速号舰长的东乡平八郎，当时还只是个海军大佐，他跑到港口观察“定远“舰”，当他看见定远主炮上晾满刚洗的湿衣服，说：“这么松懈！说不定可以打败它！……”。[3]

“长崎水兵事件”，几乎所有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著作都要谈到它。然而，站在长崎的丸山巷，我还是觉得有些恍惚。由于发生过多次火灾，街边的店铺房屋一定会有变化，但这里的街巷格局却一直没有变过，当我坐在那家名叫“花月”的酒家（也是长崎的史迹）门口眺望丸山町和合寄町两条小巷相交的路口，那副场景几乎与老照片上的如出一辙。甚至第二天上午，我们又来拍摄街景时，居然有两名巡警前来询问。原来这个路口角落里的那栋西式建筑，正是丸山町的派出所。当那两名警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竟然觉得这完全是历史场景的重现。所不同的是，我们不再是大清帝国的水兵，而是一个有尊严的国家的国民。这样的国民，既自尊，又不会对他人无礼。

那一天，我在“花月”的门前坐了许久，看空荡荡的街巷，怀想着一场来去无踪的春梦。那些无事生非的水兵，后来在黄海的战场上与日军鏖战，我相信他们是勇敢的，但他们并不是合格的军人。勇敢对于军人来说只是最低要求，国家观念、公民意识、宏观视野、协同精神，乃至对细节的关注，都是对军人的高标准要求，无奈的是，上述这一切，北洋舰队一项都没有。他们只有一些从西方买来的炮舰，但无论多么尖端的装备，都是由人来操控的，人的性能，决定了武器的性能。

四

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从一开始就看不起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在《文明论概论》一书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某人所谓研究人情风俗，可能就是指此而言。关于这一点，我本来没有异议，不过，某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我现在愿意指出它的所在。学者们如果博览世界历史，把亚欧两洲加以比较，姑且不谈其地理物产，不论其政令法律，也不问其学术的高低和宗教的异同，而专门寻求两洲之间迥乎不同之处，就必然会发现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包罗天地万物，如果加以压抑，就会萎缩以至于看不见其形影；有进退有盛衰，变动不居。虽然如此玄妙，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欧亚两洲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确知道这并不是空虚的。现在暂且把它称作国民的“风气”，若就时间来说，可称作“时势”；就人来说可称作“人心”；就国家来说可称作“国情”或“国论”。这就是所谓文明的精神。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人情风俗”。由此可见，有人说要汲取西洋文明，必须首先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这句话，虽然在字句上似乎不够明确，但是，如果详细加以分析，意思就是：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我所主张的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意思是为了具有这种文明的精神，必须从它那里寻求，所以两种意见是不谋而合的。不过，某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4]

战争不只是打武器，而是打国家的综合实力，其中就包括国民的素质。国民穿上军装，就变成了军队。因此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军队。今天有些国人动辄言战，我劝这些人在先把随地吐痰和闯红灯的毛病改一改，原因很简单，没有高素质的公民，就没有高素质的军队。如果武器是战争的致胜因素，那么只要把各国武器拿出来一比高低就行了，何须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果真如此，武器占优的北洋舰队就不会输得一条裤子都不剩。相比于“天皇的战士”，清国军队充其量不过一支“没有精神支柱的武装集团”[5]。

耐人寻味的是，明治维新后，妓女的爱国热情也被空前调动起来。丸山巷的妓女们就像全国的同行一样，纷纷把自己卖身赚来的钱捐献给国家，支援战争。还有许多妓女主动加入到军妓行列，以实际行动慰问为国而战的士兵们。在她们看来，自己也是国民一分子，对国家兴亡负有责任，妓女只不过是她们的职业而已。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他们的一致性，即使今天，仍叫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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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贷座敷”是明治政府为了推行娼妓解放令实施的一项制度。根据这项制度，妓女可以租借妓楼，在交纳楼主租金以后，就可以开门营业。“贷座敷”制度的实施非但没有减少娼妓，反正使娼妓合法化，作为海上贸易重要港口的长崎，自然成了妓女云集之地。

[2]张承志：《三笠公园》，原载《鸭绿江》，2008年第3期。

[3]最早关于北洋舰队主炮晾晒衣服的说法见于日本海军将领小笠原长生所撰《圣将东乡平八郎全传》，开始说的是“平远”舰，后来被许多历史学家引用，又逐步演化成“济远”舰和“定远”舰，然而有海军史专家认为，“定远”舰主炮即305毫米克虏伯大炮，炮身高度距离主甲板近3米，而平时露出炮罩的部分只有不足2米，因此在上面晾晒衣服几乎是不可能的，属于以讹传讹。但因史上有此一说，所以立此存照。

[4]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12—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宗泽亚：《清日战争》，第267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作者简介：

祝勇，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血朝廷》《纸天堂》《辛亥年》《故宫的风花雪月》等，《祝勇作品系列》正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代表作：《辛亥》。先后荣获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十佳纪录片奖、学院奖等诸多影视奖项。

骑自行车的太阳
祝勇写的《迷失在花街》，我看完后只想说祝先生可谓厚颜无耻，大言不惭。事实是，花街事件的第三天，日本浪人和武士数十人提前携带刀具埋伏在街道旁，对手无器械毫无防备的北洋水兵发动突然袭击，大肆砍杀，要不然我军的损失怎么会这样？日本人就喜欢玩阴的，拉出来明着干，警察和平民能是二百多水兵的对手？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我最看不惯中国的一些学者抹黑我国，高抬日本的行为！

bd20141628
身为国家的一员，还看不起自己的家的人最可恶=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