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果不盯紧日本人的一举一动，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翻脸。许多中国人主张对日本人的劣迹既往不咎，对历史问题一笔带过，其实是对日本人本性的一种不了解。不彻底清算其历史罪行，对其重新武装的趋势不予警惕，最终要成为日本人的陪葬品，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文章摘自《日本人凭什么》 作者：周兴旺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日本人行为准则的核心是相对性，即从来不是从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对与错。

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想，也很感到头疼。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十戒”这样的信条，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日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与死后的成佛没有什么关系。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使灵魂得到安宁。而日本人不理会这一套，什么心安理得，什么良心谴责，通通的没有。在他们看来，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秩序，良心是否安宁，并不重要。

作家*到日本采访一位侵华老兵。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把所有的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也被拾掇得一尘不染。谈及他当年侵华的战争经历，他极其平静地说：我记不清在中国*过多少妇女，反正一有机会就*中国女人。他还坦率地介绍了在南京*一个１３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女孩，*完了又如何将其杀害等等。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非常平静，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波动。他的老伴在旁边听着，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客人打着招呼。这就是日本人的良心观。

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也属于相对主义，它是针对具体的关系而不是强调抽象的原则。在日本社会里，并没有一套普遍的伦理标准，却有全世界最复杂的繁琐的具体行为规则。日语中有复杂的敬语，就是它的表现之一。

面对不同的人，日本人随时准备了两张面孔，对上级和权威，他需要极其客气；面对藩属和下级，他表现得傲慢而严厉。如果生活中有了一贯的标准与价值，日本人反而会无所适从。

日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日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日本武士杀人时候，拔出刀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地默念：畜生，为你超度吧！如此诡谲的道德思想，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做得那么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标准已经被自己悄悄改变了。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要是在德国，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能够少坐几年牢就该谢天谢地了。

据美国的学者叶先扬记载：老上海人都知道“伊藤先生”这个称呼，伊藤是日本的大姓，就像中国的老张老李一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在经商，在那些日本店铺里，日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因此，老上海人说到“伊藤先生”，那心里感觉是暖烘烘的，就像我们提到雷锋叔叔一样。可是，“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伊藤先生”却都变了脸，他们拿刀砍中国人的凶残，比日本军人还血腥。

这就是不受宗教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日本人的个性。

受儒家思想或者平等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最看重自己的人格，出卖人格和尊严，最为中国人所不耻。而日本人不受这个束缚，他们内心中没有缰绳，只要自己的坏行为不被别人知道，就不必烦恼，自我忏悔只是徒增烦恼，而自首更是傻子才去干的事情。日本社会中有不少庆祝幸运的仪式典礼，却没有赎罪的仪式。他们以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出牌的标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行动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松愉快地干任何事情。如果当他们觉得做的事情正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更加没有顾忌了。

日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日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一风吹了，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日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著名日本人研究专家、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

耻感文化发展到了极至，就是日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日本武士的切腹仪式让世界震惊，这种切腹仪式要求武士先把肚子剖开再往里深挖，露出五脏六腑，待到血流干净才倒毙。通常的情况下，切腹者在三四个小时都不会死去，还得配备一个助手，在切腹者无法结束生命时，帮助他把头颅砍下来。所以，血淋淋的切腹仪式就是一种自我摧残的酷刑，它要表现的就是武士道倡导的武士“无畏”的精神。

在战争中，日本兵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战争中的日军行列里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日军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经常在寻找捐躯目标的民族，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天皇，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自己避免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日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们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选择手拉手蹈海。在日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

耻感文化把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推向了极端。在日本，过去只有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不仅如此，连整个家族就要蒙羞。被俘后的生命，就等同于死去，甚至比死去还糟糕，所以，一些日本伤兵在被俘后还会去自杀。美军攻占*时，４万多名日军覆灭，岛上还有万余名日本平民，日军则强迫这些平民自杀，母亲杀死孩子后自杀，老人们则相互他杀或自杀，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集体跳崖。

就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耻辱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却是曾经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日本人的整体表现经常在国际关系中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难以捉摸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美国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以“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发疯”为理由，坚决反对日本人大规模重新武装。此话也许有点过激，但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像日本人这样使人难以捉摸和无法预测。

经济上崛起的日本人已经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尝到了步步紧逼的苦头，而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自卫队，其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谁又能知道，这支日本“皇军”的后裔什么时候发飙呢？

如果不盯紧日本人的一举一动，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翻脸。许多中国人主张对日本人的劣迹既往不咎，对历史问题一笔带过，其实是对日本人本性的一种不了解。不彻底清算其历史罪行，对其重新武装的趋势不予警惕，最终要成为日本人的陪葬品，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