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家思想 


天鹅卵石 摘录 [2017-10-4]
出处:未详
作者:周会民13.1.1-2


1、背景:

春秋晚期大量“名实相怨”(《管子?宙合》)现象的频生,使处理名实关系成了诸子争论之内容,如孔子的 “正名”,墨子的“以名取实”,法家的“循名督实”等都是典型的例子。不过当 时各家多与其独特的政治理念、价值信念纠缠在一起。至战国中期,辨士们才转入从认识论角度探讨这些问题,并由此延伸至逻辑学、方法论等领域。另,各家各派 为了在言论上战胜对手,除了尽量完善自己学说外,还必须重视论辩技巧和方法,此点直接催生了明辨逻辑的诞生。在先秦诸子中,在逻辑学领域作出建树的,主要 是名家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惠施是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公孙龙是“离坚白”派的代表。

2、内容:

先说惠施。 从惠施应对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的“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多而无已”中,可知惠施的名学背后有丰富的自然科学作为依托。惠施的学说不得其
传,我们仅能从《庄子天下篇》中的“历物十事”以推测其思想倾向。先看第一个命题——“至 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我们很难说这里的“一”或者“至大”、 “小一”与《老子》中的“一”、《管子》的“大、小”有必然关系,因为后者都 是在形容“道体”。惠施这里似乎是在说,除了 “大一”、“小一”是绝对的外,其他的一切有大小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都是相对的。再看第五个命题 ——“大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个命题是惠施被称作名家中 “合同异”一派的主要依据。 “小同异”大概是世俗或常识的观点。 “大同异”是说万物必同必异,这是惠施的观点。惠施目的就是要书名事物之间同异关系的相对性,主张用“大同异 ”破“小同异”,从而让人摒弃世俗非同则异以及好为同异的成见,由此而达成第十个命题,即“泛爱万物, 天地一体也”之境界。个体作为这个“天地”中的一员,也不应妄分彼此,对万物应该施以普遍的爱。上述三个命题是惠施 哲学的主要命题,其余七个命题都是由此推演而出的,它们分别从空间或时间上面展示事物的相对性。总之,惠施的“历物十事”,贯穿 着一个基本精神,强调事物的存在、人的认知、认知所使用的概念的相对性,反对将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差异绝对化。虽然它容易给人以诡辩的印象,但是正是通过这 种方式,惠施给人展示了怀疑和批判的力量。

再说公孙龙。公孙龙的学说是作为惠施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在许多问题上,两人的看法都刚好相反。惠施重视事物的同一性,公孙龙则重视事 物的差异性;惠施强调概念和范畴的相对性,公孙龙则力求分析概念间的细微差异。公孙龙的思想特征主要表现为“白马非马说”和 “离坚白论”中。“白马非马说”,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层是从概念的内涵上进行论证,他说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意思是“马”的内涵指的是一 种形体,而“白”的内涵则是指一种颜色,二者性质不同。第二层,是从概念的外延上进行论证。他说“求马,黄、黑马皆 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这是说马的外延包括了黑马、黄马,而白马与黑马、黄马的则是并列的,所以从外延的角度上讲,“ 白马”与“马”是差异的,此即“白马非马”。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白马”这一概念当然不是“马”这一概念。公孙龙注意到概念 在内涵与外延的区别问题,这在逻辑发展史上很有贡献的。问题出在事实的层面。在事实上,“白马”与“马 ”构成为“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个别不同于一般,然而又为一般所包含。“ 白马是马”,在日常中是用以表达个别为一般所包含这种关系的。显然,公孙龙清楚这种常识,而意在让人走出常识,厘定概念,确定知识。 “离坚白论”,是公孙龙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其学说之基石。公孙借助一块“坚白石”来进行论证。按照 常识,这块石头既是白的,又是坚的,白和坚是这块石头的两种属性,即“坚白不相盈”或“坚白不相外”。 公孙龙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他感觉上给出理由,他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用眼看石头,只能看到白色,并不能看到坚度,用手摸,能摸到坚度,却不能摸到白色,所以无论是用视觉还是触觉,人只能感受到坚与白的其中一 方面,由此,公孙龙得出“坚白离”。第二,他从抽象上论说,以解决“用视觉时,石头的‘坚度 ’何在?用触觉时,石头的‘白色’何在?”这其中的张力。对此,公孙龙的解释是它们“藏 ”了起来,而且是“自藏”。自藏的意思是事物的属性可以与事物本身相分离。具体来说就是“白 ”可以无石头而自白,“坚”可以无石而自坚,推而广之,一切属性皆可离物而自存,这就是公孙龙“离坚白 ”所要表达的深层意思。

3、评价:

先秦名家不如儒﹑墨﹑道﹑法等家那么有系统﹐它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印象也似乎不是太好,荀子称其为“琦辞怪说 ”,司马谈目其为“苛察缴绕”。劳思光曾说: 西方文化自希腊起就重智﹐而中国则自始就重德。严格地讲起来﹐先秦 名家就有重智的这种倾向,还有后期墨子、荀子,可惜的是这种路向,在中国先秦昙花一现之后就随之枯萎了,而逻辑的兴衰与理论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先秦 名家、后期墨家、荀子等重智思想的堙没,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来说,不失为是一种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