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哲学体系会过时，但是其思维方法不会过时，我们可以放弃哲学家的体系和结论，但从中却可以领回其思维方法和思考逻辑。思想家的动机和目的也会泯灭，但其言行的睿智仍会闪光，我们的会心一笑或者豁然开朗，已经把自己和思想家联系了起来。回到古代并不是停留于古代，而是从更高的高度去汲取前人的智慧和方法，用心去体味，用心去发掘，才能发现其中的合理因素，才能具有自己所认知的现代意义。

    墨子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其中既有可以舍弃的，如那些我们已经明了的思考；也有些可以批评的，如那些已经被科学证明的思考；更有些是我们可以感悟的，例如下面所要谈到的“三表法”。

    墨子的“三表法”，应当拆开来称为三表或者三法，表或法在这里都是原则、标准的意思，联系起来就是三个判断的标准或原则。此说来自于墨子《非命上》：“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这三个标准说的是依据、推究、有效性，也就是本、原、用。整个翻译大概是：“所以判断言说是否正确的标准有三个。三个标准是什么呢？墨子说：‘就是看其依据来自何处，看其推究根据什么，看其使用效果如何。那么依据来自哪里呢？应该来自于古代圣王的事迹。推究从哪里着手？应该根据百姓的反映。使用的效果如何判断呢？应当把这种言说应用于国家的政令政策和法度中，看是否能对国家百姓有利。这就是所说的言论应该有三个标准。’”对此三个标准，是针对人的言说的，但是人人都在言说，我们日常也有很多的话语，如果都依照这三个标准，那么我们岂不是很累，我们的言说岂不都是错误的？因而，墨子这里的“言”并不是日常的言说，而应该指向的是某种理论、观点，因为，综观整个《非命》篇，墨子都在揭露和反对儒家的命定论，而在《非命上》主要是提出判断命定论是否正确的标准，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三表法。因而这三种标准就是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这样，用现代的话语替换过来，理解就容易展开了。下面依体例，将此三个标准依次展开。

    第一个标准说的是言必有据。墨子认为，一种理论必须要有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古代圣王的事迹。这种说法很让人不得其解，因为我们现代面对这众多的理论，如何能依据所谓古代圣王的事迹来进行判断？要理解这个标准，就得想想墨子所处的时代，那么多动乱，那么多战争，各个诸侯国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治理国家，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就使得诸子百家的理论指向都围绕着政治来进行。墨子认为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治国的理论，治理国家，应该以史为鉴，那么回到古代圣王的事迹去做参考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我们把古代圣王替换掉，放到我们现代的社会来看，情形也差不多，如宗教理论总是要回到基本教义中去寻找依据，学术著作也要回到原著或在前人的说法中寻求支持，更不用说三句一经典的中国古代著作，也不用说语录年代的疯狂。可见，一个理论，必须要有所依据，才能有其合理性，才能体现出理论高度和说服力。当然，不引经据典当然也可以，但必须言之成理，但在这个社会中却很少见主流的文化没有经典依据。

    第二个标准要求言必据实。墨子认为，一种理论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而这实际就是百姓的实际情况。理论要有经典支持，但是如果没有与当下的实际相联系，那么这种理论也是无意义的。国家的治理需要采取怎样的政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安定？古代圣王所处的时代毕竟与当下的环境不同，圣王事迹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却不能照搬，而社会现实最体现于百姓的日用实际，从百姓的实际中去推究出古代圣王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样做？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由此才能思考得出结论。根据这个标准，可以看到是对第一个标准的限制，也是要得到正确理论的一个前提。我们现在说理论联系实际，说的事那些经典论述、圣王事迹、领袖言论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却不能放之四海皆准，必须要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的社会建设在这过程中交的学费亦不少了。对于个人来说，我们不可避免地出于某个时代，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是每个人都是社会历史的继承者和创造者，因而我们的思考和言说、理论必须要考察自己所处的时代现实，把自己的言说与时代联系起来，不求利于万世，但求益于当世。

    第三个标准则要从是否有利去考察。这个标准说的是，当我们依据圣王实际并根据社会现实进行总结得出了理论，但还不能说这种理论就是正确的，还应该把这理论应用国家的政令法度中，看看实施之后的效果，如果取得了对国家人民有利的效果，那么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反之是错误的。这个标准很像我们现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无怪乎教材编撰者那么欣喜若狂。那么，是否在墨子那里就产生了如此现代的理论呢？显然不是，墨子之所以提出这第三个标准，我认为出于两个理由：1，治国理论必须要能救民于水火，也就是说要对国家、人民有利，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安定，所以这个标准指向利；2，墨子要反对儒家，儒家同样出于乱世，也是针对乱世的一种治国之策，同时，儒家对于古代圣王的事迹的坚持恐怕还比墨子更多，符合第一个标准，言必有据，另外，儒家也符合第二个标准，例如重建礼乐制度、重建社会秩序也是儒家依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来的。因而，这第三条标准也就是墨家和儒家的分界，儒家的繁文缛节、遵守秩序、重丧等观念要么对于国家人民无利，要么浪费了社会财富，从而墨子认为自己的理论才符合这三个标准，特别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理论观点都能直接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因而这第三个标准是三表法中最后的、最重要的标准。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理论不少，承诺不少，方向不少，那么要考察其是否正确，不是看理论是否华丽，是否三、四、八般条条框框逻辑严密，而更应该看理论的应用取得的成效，这个成效就是国家的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安定，如果没有达到这些效果，那么华丽的理论丢到垃圾堆还嫌垃圾。对于个人来说，取得成效与否也是个人订立计划、对人承诺、承担责任的判断标准。对人的承诺前提必须要知道自己能力，能否做到，如果做不到或很难做到就不去承诺，言必行，行必果，才能不失信于人。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如此，我们日常总能做很多的计划和对自己的期许，但必须以效果来看待自己的计划，要不，多么完善的计划都只是一纸空文，或者为了计划而计划。

    墨子的三表法，作为一种判断标准显然有其合理性，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工作中，当然不一定按照这三种标准进行，但对我们还是有所启示，至少，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可以将之纳入思考的范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