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卫礼贤是近代德国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中国前后共呆了25年之久，长期的中国文化浸润使他深深的热爱上了它，他甚至不无自豪地公开宣称自己
是儒家弟子。当然他的这种热爱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盲目崇拜，而是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精髓的认可和推崇。
作者简介：宋姣（1980—），女，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历史地理学。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是德国著名的中国学家，1899年5月来到中国，之后就长期在中国定居，前后共达25年之久。在中国期间，他向西方翻译介绍了大量中国古
典著作，在此基础上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研究，深入精髓，成果显著。
一、对儒家“圣人”政治的理解
近代欧洲国家借助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改良普遍建立了民主制。在西方的政治制度还处于上升阶段，所存在的弊端还没有暴露时，许多西方人为自己创立的政治
制度沾沾自喜，并把矛头指向了所有君主专制国家，中国也不可避免。有的人甚至把中国君主专制的矛头直指传统儒家文化。对此，卫礼贤并不人云亦云。相反，他
认为孔子的政治目标并不是要建立君主专制，而是和康德一样，也认为理想的治理形式是“共和制”
。其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统治者的选择方面，卫礼贤认为孔子崇尚的是“选贤与能”
，而不是君主专制下特权阶层的代代相传。因为孔子极其推崇文明之初的禅让制，那个时代的伟大英雄们，不是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通过与官员和百姓协商
传给当时最贤能的人，在贤与能的治理下实现社会的大治。
（二）在选择统治者的目的方面，卫礼贤认为孔子虽然强调“领袖人物”的统治，但他的目的是希望培养具有内在人格
力量并通过这种力量影响、感化别人的人，因为只有在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才具有感化别人的力量。除了人格教化的义务外，领袖还要为社会服务。在卫礼贤
看来，孔子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如何统治人民，而是为民众创造良好环境，使之富裕起来。统治阶级的权威是由为全社会谋取更多福利来支撑的，因此领导者
有着更广泛的义务，其地位越高就须帮助更多的人谋取幸福。当然这种义务是双向的，如果领袖已经尽到了他们的义务，那么人民就应该对他们表示信任。
（三）从“名”与“实”的关系来看，也并不能断定儒家倡导的就是君主
专制。西方人总是喜欢拿孔子的“正名”作为批判中国君主专制的靶子。他们把“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理解为：儒家是为了让被统治者安分守纪，不得反抗，做统治者的愚昧顺民。而卫礼贤认为这是对正名思想的歪曲，没有搞清
“名”
与“实”的关系。就拿君臣关系来说，“君”与“
臣”是名，它们所对应的实就是君要为臣树立君的榜样。臣要对君尽义务。而当君不配“君”
这一概念，臣没尽到“臣”
的义务时，名就处于无序状态，就需要正名。也就是说，名是维护国家秩序的规范，而不是供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工具。因为统治者也要符合正名的思想要求：他要代
表人民的意志，要具有给人民树立榜样的的德行。卫礼贤总结儒家的正名思想就是：使人民各得其所，使国家处于一种有序的和谐状态，而不是让人民当封建君主奴
役的顺民。
总之，在卫礼贤看来，儒家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能为民众服务的机构，这个机构无论是在负责人的选择方面还是在制定政治措施方面都是首先为民考虑的，是民主
式的，因此，儒家的政治目标并不是要建立君主专制。
二、对儒家“仁”“爱”思想的认识
近代欧洲由于工业大革命的推进，在物质文化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面对西方与东方在经济生活上的巨大差异，许多西方人就把东方的落后根源也归结到指导东
方人的思想文化上，并对东方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待中国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中国人的极端奴性使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更不用说自己的独立创
造，因此中国没有创造发明出西方那样的坚船利炮，更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经济大发展。其实这种论调暴露出他们的一种潜意识，即他们试图以
一种居高临下的身份对中国的一切事务指手画脚，并用西方的东西来改造中国，使中国成为像印度那样的西方国家附庸。
针对西方这种占主流的认识，卫礼贤首先看到了西方文化中存在的不足，而且也以他睿智的眼光看到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卫礼贤承认儒
家思想中存在一些对中国不利的东西，应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做批判的探讨。如“祖先崇拜导致了一种十分特别的思想态度&
hellip;…单个的人被置于巨大的家族联系之中，他的使命就是继续先人的事业。这一切造成了思想意识上强烈的保守主义。
”[1]（P34）他更看到了儒家文化中存在的一些西方所缺乏的东西，只是那些讥刺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没有认识到罢了。
卫礼贤认为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儒家的“有机”“和谐”思想。儒
家的有机思想主要体现在孔子组建人类社会的法则上，即社会上的每个人、每个家庭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在一起凑成了社会，而是通过一定的自然法则有序的集合在
一起的。“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些基本细胞构成家庭，家庭通过天然纽带把隶属于它的个人联系在一起。在家庭中属于天然的东西，后来
在国家——即下一个发展起来的有机体——中就成了义务。但是在孔子看
来，国家也并非终极产物，它终究要汇入人类；人类的完善才是所有活动的最终目标。”[1]（P20—21）儒家
强调使个人、家庭与社会形成一个有机体的工具就是“仁”
。仁是一种内在的约束力，即在遇见错误或困难的时候先要自己反省自己。仁以爱为主要内容，这种爱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就像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也敬爱
自己的父母一样。爱心是从家庭中敬爱父母兄长做起，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及远，最后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大
境地。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家庭、国家、人类的组织方式。国家、人类的实质就是用亲情把各个人联结起来的扩大化了的家庭。由于这样的仁爱不需要强制性，是自
然的，所以不会像孟德斯鸠和赫尔德认为的那样：儒家文化强调组织生活，个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组织，从而得出在中国没有个人自由和个人创造这种错误结论。而
西方学者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就在于把“仁”理解成为是对个人的一种压抑，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
通过“仁”组成的家庭在卫礼贤看来必然充满了和谐和亲情。卫礼贤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中国的赡养制度。父母年老
之后，他们已经尽了对孩子的抚养义务，这时候就应该是孩子反过来对父母尽孝的时候。在中国，儒家强调的是孩子对父母的亲自侍奉，当然这种侍奉是出于一种对
自己父母敬爱的自然感情，而不是一种在法律基础上对孩子此种行为的强制约束。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能够在充满亲情的家庭中颐养天年。在富有人情味的血缘联系
和爱的基础上，这种功能比通过缺乏人情味的陌生机构更容易实现。在欧洲由于过分强调个人的发展，导致了家庭价值的萎缩，父母与自己的子女缺乏那种因血缘亲
情而联接起来的亲密感，孩子独立之后就离开了家庭，父母年老之后则独自生活或者被自己的子女送进社会养老院。在这种缺乏人情味的社会管理机构里面，年老的
父母必然难以享受天伦之乐。
在卫礼贤看来，以“仁”的法则组成的社会目前虽然没有创造出西方那样强大的物质文明，但这里也没有战争给人民带
来的无尽的创伤。由此可以看出，卫礼贤对儒家“有机”“和谐”思想的
赞美是有感于当时欧洲民族主义的崛起而发的。
欧洲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与工业革命的发展同步的。工业大革命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有雄厚的资本和广阔的原材料，但欧洲各国的国土有限、资源也有限。就在
这种民族意识觉醒的前提下，欧洲各国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必然要展开激烈的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争夺产生的一个恶果。这对卫礼贤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
也使他看清了欧洲文化中存在的致命弱点：“众所周知，民族主义不相信真的存在一个人类，认为最终的现实是本身具有各种宗教感情的民族
共同体。但是，由于对平等、独立的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总是与帝国主义相联系。当内部面临危机时，民族主义必然导致要么毁灭别的民族，要么
兼并或征服别的民族。”[1]（P61）从实质上来说，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家庭内缺乏爱的扩大化，因为缺乏爱的家庭扩大到社会就是人与
人之间的冷漠甚至是仇恨；也是一种扩大化了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的后果就是过分强调个人的权益而忽视了总体的利益。
通过“仁”
组成的国家不是儒家向往的终极目标，儒家治理的对象是全世界，即人类的大同，因而这种理想目标是超民族的，是延及全人类的。在这个超民族的大同世界里，不
论民族，不论宗教信仰，人人和乐而又和谐的生活；在那里，消除了财物私有制，人人是平等的，也就没有了产生争夺的根源，世界性的战争更不会爆发。这就是儒
家对“大同社会”
的描绘。中国虽然没有实现大同社会，但儒家的这种爱好和平的思想还是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心中。这一思想对西方社会强调个人、强调利益、强调竞争并贪求别人所
享有的东西这种社会文化弊病，应是一副良药。
基于以上认识，卫礼贤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预测也与众不同。他认为中国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内涵和精粹，因此它不会像某些土著居民的文化那样，在西方文化的冲
击下荡然无存，在历史上不再留下一点点痕迹，相反，它会成为一种给西方带来智慧的文化形式。因此，未来的文化走向是一种东西方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文化形
式。
三、结语
卫礼贤经历了欧洲文化的优越期，也经历了欧洲文化的被质疑期。当欧洲文化优越论甚嚣尘上时，欧洲殖民者沉醉于自己在科学和工业（也就是卫礼贤所说的给西方
带来巨大灾难的的机械文明）所创造的巨大成就上。因此，当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他们的文化才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化，理所当然，其它国家的文化都是落后的，他们
就摆出救世主的身份，强行掺入其它国家的文化生活中并试图以欧洲的文化来取代他们本土的文化。此时，卫礼贤却以一个哲学家的睿智看到这种强制性的、对他国
文化加以臆断的方式必然会导致他国人民愤起反抗，这当然是他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卫礼贤作为一个汉学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盲从多数人的学说，而是对中
国文化进行了较为细致、科学地分析，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优点。
参考文献：
[1]蒋锐编译．东方之光——卫礼贤论中国文化[N]．未出版稿。
转载于。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原名为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中文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著名汉学家。
“中学西渐”的重要人物，一生翻译大量儒道典籍，于易学研究贡献为大。尊崇儒学，是“尊孔
文社”的发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