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儒学之旅


出处:《东方论坛》,第1—13页
日期:2009年第2期
作者:朱仁夫(湖南理工学院 儒学所,湖南 岳阳 414006)
转载:天涯海

    摘要: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始于18世纪。19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差会”向中国派传教士,通过传教士,中国文化典籍大批输入美国。 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汉语教学和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美国商人和企业家纷纷设立基金会资助中国学研究。美国的儒学研究既全面又系统,如经学史研究、经 学思想研究、孔子研究、孟子研究、荀子研究、宋明理学研究、清代儒学研究等,都有成批著作出版。

    作者简介:朱仁夫(1941—),男,湖南临湘人,湖南理工学院儒学研究所教授,著有《儒学国际传播追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中国现代书法史》等。

    美国立国时间短,加之与中国远隔重洋,交往始于18世纪。1785年,纽约张贴第一张中国货广告,1839年至1942年费城开办了第一个“ 中国展览馆”。19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差会”向中国派传教士,《澳门月报》《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 刊》《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相继出版,中国文化和儒学传播速度超过了其它国家。通过传教士,中国文化典籍大批输入美国。据统计,中文古籍善本,美国各图书 馆藏8000部40000余卷。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汉语教学和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美国商人和企业家纷纷设立基金会资助中国学研究,杜威、赛珍珠、 诺斯罗普、亨廷顿等文化精英倾情中国文化;费正清、史华慈、勒文森、芮沃寿、狄百瑞、史景迁、孟旦、陈荣捷、杜维明等汉学家译介著述儒学。美国的儒学研究 既全面又系统,如经学史研究、经学思想研究、孔子研究、孟子研究、荀子研究、宋明理学研究、清代儒学研究等,都有大批著作出版,使美国成了儒学研究的大 国。

一、中国文化走向美国

    1.18世纪起始

    1785年春,美国纽约口岸张贴了美国立国(1783年)后第一张推销中国货的广告: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即将从中国广州载货 归来,除茶叶外还有“各种瓷器,各种不同质地的……缎制品、丝织品……象牙雕刻和 漆器”等中国工艺品。货到之后即销售一空。美利坚民族的先哲们除了从欧洲人的著作中了解中国及其文化外,那就是从欧洲人转运到北美的中国茶 叶、瓷器、丝绸等物品上来想象东方的文明古国。可见,输美商品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物质意义。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宾特在《旧中国贸易,美国人在广州 (1784—1843)》中所说的那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艺品发挥了“大使”的作用,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 国文化。

    随着中国商品的交易,日益增多的美国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建筑(幽深典雅的园林、拔地而起的高塔、飞阁流丹的凉亭等)风格非常倾慕。美国人凡 ·勃拉姆于1796年在特拉华河西岸建造一幢“中国静修所”,小塔、风铃、嵌板窗、糊墙纸、中国家具、藏书搂 ……等等,一应俱全。一位美国出版商这样评价:“凡·勃拉姆先生住宅里的家具、装饰及其一切,使 我们想起了中国。一旦你置身于栩栩如生的中国人当中并被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作品及其艺术所包围时,要使自己不会以为已身临中国是不可能的。 ”1828年,美国费城地区建筑了一座高达100 英尺的中国式宝塔,一个中国式亭阁和花园,形成一处“浑然一体”的中国式园林建筑。①美国人内森·邓恩,集九年时 间在中国收集了1200余件物品,其中有美术工艺品、植物学标本、仿真塑像(如清廷大员、书生小姐、演员商人、犁田农夫等)、家具和庙宇模型以及数百幅图 画等,于1839年至1842年在费城开办了一个“中国展览馆”。展览开馆后,倾慕而来者络绎不绝,计有10多万人参观。展览开 始后的头几个月,就向观众售出了 5万份附有说明的分类目录册。当时,全世界只有3个博物馆收藏中国物品可以与邓恩的“中国展览馆”媲美:一个在荷兰海牙,一个在 英国伦敦,一个在美国撒冷。费城社会改革家爱诺希·韦恩斯说:“在他提供给公众观察的收藏品之中,邓恩比其他任何人都做了更多 的事情以纠正对一个民族的错误看法,并且为之传播了真正的信息。这个民族的每一方面都值得那些研究国家繁荣和稳定原则的经济学家学习。”美国 科学家本杰明·西里曼说:“如果一位建筑家想要检查他在中国方面的科学,那么他将会发现古老而雄伟的桥梁和长城的模式、画出鲜 艳夺目使人叹为观止的图画的美术家、拥有华丽丝绸的绸布商、瓷器的制作工艺等等,都是他伟大艺术的来源。”签订中美不平等《望厦条约》的美国 外交代表顾盛说:“要否认中国具有高度文明是不可能的。虽然这种文明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的不一样;其帝国之广大、政治机构之稳定、中国人在生活 技巧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孜孜不倦的文学修养以及既实用又有装饰意义的精心构思出来的物品”,都使中国在许多方面无愧于基督教国家所声称的文 明。[1]

    ①J.高尔德斯坦《1682至1846年费城对华贸易》,第75—76页。

    2.基督教差会来华

    19世纪初,美国创立了“基督教差会”,像西欧法、德、英等国一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830年10月,美国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 来到中国。尔后,卫三畏、雅裨理、布朗、晏玛太、丁韪良、明恩溥、狄考文、乐灵生、穆德、卫斐烈等人相继入华。到19世纪末,美国在华传教士已达1500 多人。传教士来中国,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在美国形成又一次浪潮。1832年,裨治文创办《澳门月报》,介绍中国的社会历史及民风民俗。1842年,美国传 教士与美国外交官联合成立“美国东方学会”,以传布东方知识和研究中国文化为宗旨,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 丛刊》《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建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1848年,卫三畏出版两卷本《中国总论》。1883年,传教士李佳白来华,活动于上海、苏州、杭 州、南京、宁波等地,往返于中美传播中国文化。在华近40年的传教士山姆·威尔斯·威廉士返美后作了上百场演讲,介绍中国的 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并于1848年出版《中华帝国》一书。

    3.中国文化典籍传入美国

    中国文化走向美国,一个重要内容是图书资料的传入。中国大批文献和图书资料输入美国始于1869年。当时清政府指派恭亲王挑选一批雕版印刷考究的中国典籍(其中有《皇清经解》366
卷50函、《五礼通考》120卷12函、《钦定三礼》144卷18函、《性理大全》16卷2函、《骈字类编》120卷20函等)10种130函赠送美国, 每套书上题写:“赠美国政府——中国皇帝,1869年6月”。这批书后来成了美国图书馆中第一批中文古 籍藏书。1878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将其所藏中文图书全部捐赠给了他就读的耶鲁大学。1907年至1910年,芝加哥3所图书馆趁美籍 汉学家劳福到中国“考察”之机,搜集中国书籍万余册。1904年至1908年,清政府第二次向美国赠书,这些书为美国最大的图书 馆——国会图书馆所得。美国国会图书馆1879年从外交官顾顺处获得汉满文书籍2500册,1929年从天津搜购中国善本书2. 2万多册。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将原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资料2.1万种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了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2.8万种,120.5万 多卷,其中包括宋版书156种,元版书100种,明版书200种,碑文拓片7000种。20世纪60年代,美国各类图书馆有关中国文化的图书资料成倍增 加。从1958至1970年,美国用在中国研究上的公私拨款高达7000万美元,美国90余所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东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达400余万 册。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地图书馆中文藏书达750万册,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库有中国藏书50万册,其中包括世界仅存的400余册手写本《永乐 大典》和100多种在中国已绝版的方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收藏中国图书40万册,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收藏20万册,藏书中有不少属于中国12 至17世纪的出版物,还有部分是 8 至10世纪的出版物。据初步统计,仅中文古籍善本在美国各种图书馆有8000部4万余卷。①

    4.美国设汉学教学和科研机构

    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大学开始设立研究中国的教学和研究机构。1876年,耶鲁大学成立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室”和东方 学图书馆,主持人是传教士卫三畏。该校出版了12册系列汉语教材,被许多大学采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防部委托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合 作编写《中国手册》。1877年,哈佛大学筹集“汉学教席”启动经费,1879年聘请中国宁波举人戈鲲化前往任教。该校的 “东亚地区研究课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该校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在美国汉学界久负盛名,与北京燕京大学(教会大学)合作招收研究生,在美国不定期出版《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在中国出版《燕京学 报》,编印《汉学引得丛刊》,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8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设立“阿加西东方语言文学教席”,由英国人傅兰雅 执教。该校“远东研究中心”和“中国研究中心”著述颇丰。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 殿龙中文教席”,由德国汉学家夏德任第一任汉语教授。该校设“东亚研究所”。尔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 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密执安大学、夏威夷大学等30余所大学相继效尤。20世纪70年代,开设汉语专业课程的美 国大学已达260所,90年代增至486所,遍布 39 个州,汉语进修生人数超过1.7万。②中国文化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艺术、宗教、法律、农业、教育等一步步走入了美国。美国对中国文化的重视 和研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20世纪以来,一些美国商人和企业家设立各种基金会以资助对中国的研究,如1911年建立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1913年建立 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936年建立的福特基金会等,资助研究机构有“哈佛燕京学社”“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美国中国语言文化教师协会”等90余个。美国众多的研究中国的 教学和研究机构,近百年来,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汉学家,如:亨德、柔克文、赖德烈、斯特朗、拉铁摩尔、费正清、卜德、芮沃寿、李文森、柯文、史华慈、江康 湖、卫理、宾板桥、傅路德、狄百瑞、陈荣捷、毕汉斯、韦慕庭、陈绶颐、宓亨利、顾立雅、克雷克、贺凯、毕乃德、梅谷、刘泽前、普里查德等。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美国中国学手册·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②熊文华《美国的汉学研究》(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四集)中华书局,2000年。

    5.20世纪“新儒学”

    20世纪中国出现了“新儒学”,一些代表人物纷纷来到美国,推涌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美国更加深入广泛的传播。

    儒学的生长发展经过三个大的阶段,首先是先秦孔孟原始儒学,尔后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最后是20世纪的新儒学。“五四”以 来,面对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出现了一批重新诠释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学人,他们力图重建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以儒家精 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谋求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他们的思想学说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经历了三 个阶段:20世纪20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励、冯友兰;50至70年代为第二阶段,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 8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有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现代新儒学诞生于中国,结缘于美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道景观。张君励、冯友兰、唐君 毅曾先后赴美留学访问或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张君励晚年儒学巨著《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系其50至60年代旅居美国10余年心血凝成,以英文在美国 出版。冯友兰1919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出版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两卷本)。陈荣捷,20年代留美获博士,回国后再度赴美,任 达特茅斯学院中国哲学和文化教授,将中国哲学史上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译成英文在北美出版,1963年编译出版《中国哲学资料汇编》。60至80年代《大英百 科全书》中的中国哲学部分几乎全为陈荣捷撰写。新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有两支队伍:第一支队伍是美籍华裔学者,如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等人。 他们的“中西学养精深,尤其在对西方当代主流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上为此前新儒家所不及,因此在中西哲学的会通上展示了更为开放的文化心态,逐渐 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当代新儒学思想……他们在海外创办刊物,组织团体,筹办会议,厕身教坛,出版专著,利用各种机会,积极 传播新儒学。”[2](P104—105)第二支队伍是美国学者,他们将儒学作为纯学术研究,通过出版著作和授课等形式扩大新儒 学在美国的影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狄百瑞、赫大维、安乐哲、艾恺、史华慈、墨子刻、蒙罗、柯雄文等。安平秋、安乐哲主编的《北美汉学家辞典》一书就收集 了北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485名。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美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中国的大批学子来到美国留学,中国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层面走向多元文化的美国。可以说,中国文化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传教士与儒学

    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和澳门开堂礼拜。接着,美国各教会组织在中国各地建布道站,设书局译馆,立教会学校(1914年,美基督教会在华开 办初级教会学校约2000所,招生4.5万人,中高级教会学校约286所,招生 2.3万人),办刊物(1827年11月,美国人吴特在广州创办英文刊物《澳门杂录》,这是近代史上外国人在中国发行的第一家英文刊物,1843年迁至香 港,改名《香港杂录》;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每月用英文在广州和澳门出版;1868年,美国传教士保灵在福州创办《中国纪事和 教务杂志》,1874年迁上海改名《中国纪事》;1868年9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95 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常、卫三畏合办《亚洲文会会刊》等等)。1860年至1895年,清政府解除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自由旅行的禁令,西方传教士大批 涌入中国,其中三分之一是美国人。到 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华的主要宗教团体有:长老会(南北美)、监理会海外布道会、新教圣公会、美国海外布道会、浸信会海外布道会、南浸 礼会海外布道会、基督复临安息会、监理公会布道会、宣道会等,共有传教士2192 人,布道站 203 个。”[3](P190—191)在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的过程中,美国传教士是“后来居上”者,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美国汉学研究领域中的筚路蓝缕开拓者”,是儒学传播美国的“带路人”。

    1.裨治文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1829年毕业于安多弗神学院,受美国公理会之派,作为美国第一批传教士于1830年抵达中国。裨 治文来到中国的第三年,就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他在发刊词中说:“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 …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在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 仔细地和长时间不间断地观察……我们对中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感到兴趣,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①《中国丛报》 “译介中国历史、宗教、农业、儒家典籍和文学艺术”,这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全方位关注。各国史学家都很看重这一刊物,1941 年,日本丸善株式会社重新翻印出版了《中国丛报》前15卷。1841年,裨治文出版了《粤语汉集》,供来华的西方人学习汉语和粤语,全书长达728页,除 文选、英语翻译外,还有自创的汉语拼音和注释。1856年,上海外侨组织了一个学术性团体“上海文理学会”,推举裨治文担任第一 任会长。这是西方人在上海建立的一个学术性团体,1858年改属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为该会的上海分会,中文名称为“亚洲文会 ”(1871年由英国政府拨款在上海虎丘路建造永久会所。到1935年,该会拥有一个藏书1万册的图书馆和收藏中国博物的博物馆,会员有 852人),它的宗旨是考察中国的社会,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向欧美介绍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接待各国学者的来访或考察,出版学会年刊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创办图书馆和博物馆等。1857年,裨治文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盛大招待会,以纪念英国传教士、著名“中国学”家 马礼逊来华50周年。他发表长篇演说,赞扬马礼逊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和传播儒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4](P46—47)

    ①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5月,第1—5页。

    2.卫三畏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1833年10月到广州,是美国来华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与裨治文、雅裨理交谊甚笃,担任《中国丛 报》的印刷者、发行人、编辑,参与了中美《望夏条约》的文字工作。卫氏1848年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代表作、著名的《中国总论》(两卷本),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总体的论述。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和孔子思想的研究发现:“孔子的著作同希腊和罗马哲人的训言相比,它的总旨趣是 良好的,在应用到它所处的社会和它优越的实用性质,则超出了西方的哲人……四书五经的实质与其他著作相比,不仅在文学上兴味 隽永,文字上引人入胜,而且还对千百万人的思想施加了无可比拟的影响。由此看来,这些书所造成的势力,除了《圣经》以外,是任何别种书都无法与之匹敌的。 ”[5](P186—187)从“孔子或耶稣”转到“孔子加耶稣”,这是西方 基督教传教士到19世纪70年代才得出的结论,他们把儒家学说与耶稣《圣经》一一加以对照,认为“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吾教亦重五伦 ”,“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儒教君子三戒,与吾教上帝十诫,旨有相同者… …是上帝十诫与君子三戒又合,不但重五伦五常与儒教合也”。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举行全国大会,统一了上述认识。也就在 这一年,美国耶鲁大学设置第一个中国学讲座,卫三畏担任第一位教授。他在对美国大学生的讲演中十分强调利用儒家经典以开展在华的传教事业,极力主张把孔子 思想与耶稣思想结合起来。

    3.李佳白

    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1882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并受长老会差会派遣来中国。他在美国就开始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到中国后 首先来曲阜参观孔庙“登其堂而瞻仰圣容”,主张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应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他 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在山东传教时,穿中国服装,戴假辫子,“一如华人仪式,行中国礼节”,并用儒家经典附会基督教 义,进行传教。他认为:“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①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 “五四”运动兴起,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李佳自却竭力推崇孔子是“古圣人 ”,是“中国的至圣”,儒家的思想是“教民之本”,主张中国应以儒教立国,“ 环地球,五大洲数十百国……秉历代贤圣师儒之教,民气顺良,惟上所命,问有如中国者乎?无有也”。他受聘担任 “孔教会”的高等顾问,认为“孔教为颠扑不破之道,合之古今中外而皆宜”,基督教与孔教要 “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李佳白传播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是筹办 “尚贤堂”(Chin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他来中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征得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支持,在英国人赫德的赞助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尔的扶助下,于1897年2 月在北京成立了“尚贤堂”。他在《拟设尚贤堂章程序》中这样表白:“余籍隶美国之纽约省,夙仰中国盛名,神游久矣 ……乃决意创立尚贤堂,实事求是,以期培养人才,裨益全局”。他要把尚贤堂作为一个“中外教民底于 和洽”,“趋于国际友善”之处,“东西人士会合之地”;“讲一切济世救人之法 ”,以“恢拓学者之志量”,“研炼儒者之才能”,把基督教和儒教紧密地结合起来, “砥砺德行,讲求道艺”,以“扩充封建旧识和启迪基督新知”。他亲自担任尚贤堂院长,在尚贤堂内 “设一公所,专使中西上等人士,往来会面,缔交既久,情谊亦亲,中外一气,获益良多”②。1903年,李佳白在上海再设 “尚贤堂”,出版月刊《尚贤堂纪事》,出版《万国公报(》Review of the Times)。李佳白,1927年卒于上海。他的著述有:《中国总揽》《中国:禁锢乎?自由乎?中国困境之研究》和《一个基督徒对异教之认识》等。

    4.狄考文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1862年毕业于美西神学院,第二年受美国长老会差会派遣来到中国山东。1864年,他在山东登州开办 蒙养学堂。蒙养学堂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讲读儒家通俗读物《三字经》。作为一位传教士,花气力办学校,授儒经以求真道,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弘扬。 1876年起,狄考文又将蒙养学堂改称文会馆(Wen Hui Guan of Tengchow),由一般的小学升格为书院,分备斋、正斋两个学部。备斋学制三年,设置的儒家课程有:第一年,《孟子(上)》《<诗经>选 读一、二》;第二年,《孟子(下)》《<诗经>选读三、四》《唐诗选读》;第三年,《书经一、二》《学庸》(即《大学》和《中庸》)。 “正斋”学制六年,设置的儒家课程有:第一年,《<书经>三、四》《诗经》《论语》;第二年,《书经(全)》 《<礼记> 一、二》《孟子》;第三年,《<礼记>三、四》《诗经》《学庸》(即《大学》《中庸》);第四年,《<礼记>一、二、三》《书 经》《<左传>一、二、三、四》;第五年,《<礼记>四》《<左传>五、六》;第六年,《易经(全)》《系辞》等。 “本校重视这些论说,因是政府科举考试所要求的,也是作为受尊敬的学者所必需的”③。1881年,狄考文向美国长老会差部提出将 “文会馆”扩建为大学,学制六年,包括“学习中国典籍”,“设置‘四书 ’‘五经’”。直到1908年逝世于烟台,狄考文一生与儒家文化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文会馆办学44年 来,其毕业生有的参加了中国的科举考试,有的在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北洋大学、云南法政学堂、保定和奉天陆军学堂等执教,蜚声中外。

    ①(美)李佳白《筹华刍言》,第3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绪三十年(1904)。

    ②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第79卷,杂纂3,第1—2页,上海官书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③(美)郭查理《山东基督教大学》(英文版),第31页。

三、文化精英与儒学

    20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已过极盛时代。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政治的扩张、经济的掠夺已经不能主宰世界了,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与交融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 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一元,西方学者开始认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获得真切的理解,就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中国人历来思考 的课题。要重估、新铨中国传统思想,全面认识中国文化。儒家作为中国文明这一巨大的人类成就的中心传统,它是强有力的又是柔韧的信条,它的强有力足以使它 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世人,它的柔韧足以使它在长达两千余年间不断自我调节而适应着不断变化的形势。它曾经使一些有作为的人物倍遭挫折,但是,它也提供了为 人立极之学,使中国社会一再回归于漫长的稳定时期和富有创造性的阶段。正因如此,美国对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加深了。加德纳(Charles S.Gardner)在《美国汉学研究的未来》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无知、狭隘和地方主义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此我们渴望得到 启迪并加深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了解;从表面上看它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陌生的,但是其内在实质却基本与我们的一致。未来对于那些会说中国话、会看中国书、能 准确翻译她在2500年发展史中留下卷帙浩繁的传统文学遗产的人的要求,将是持久的,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6]

    1.杜威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1932年当选为美国教育协会名誉主席,1938年当选为美国 哲学协会终身名誉主席。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杜威应胡适等人的邀请到中国,分别赴北京、上海、山东等地讲演,1920年北京晨报社出版发行 《杜威五大讲演》。杜威是这样看待中国的:“她拥有广大而又各不相同的土地,3亿5千万到4亿之间的人口,众多的语言,通讯又不方便,以及靠 家庭体系和祖先崇拜而神化的强烈地方依附性,不能靠一个单一而又遥远的中央来管理。中国依赖于一个由习惯而结合到一起的地方自愿组织的网络。这一事实解释 了为什么她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稳定性以及她具有即使在过去10年里如此混乱的政治条件中也能向前发展的能力。我有时候认为,美国人具有轻视政治以及自然而 然的依靠自助和地方组织的传统,他们自然最容易理解中国的进程。”[7](P196)杜威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遵循 “重行动、重效果、重进取的基本哲学精神”,主张各种理论的价值“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 ”。他看到了中国儒学是实践哲学,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有相近或相似的一面,即:重视理论学说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社会生活无关 的形而上学的思辩抽象,“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通经致用 ”,“经世致用”,他在儒学中真正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所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欢迎杜威 的晚宴中致词说:“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在当时的日 记中写道:“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杜威的另一中国弟子、新儒家冯友兰 自述:“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的哲学家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的罗素到中国演讲。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两个学派……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 占优势。”[8](P63—72)

    2.赛珍珠

    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父母为长老会驻中国传教士,她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一位家庭教师长期为她讲解文学经典、儒家伦理 和中国文明史。她除在美国上大学外,一生主要在中国度过,1934年才回美国定居。她的作品以中国农民生活为题材,代表作有《大地》三部曲、《母亲》《儿 子们》等。1931年,《大地》在纽约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从1933年至1949年印刷了12次),引起轰动,获普利策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 学奖,成为美国历史上获该奖的女作家。瑞典皇家学院颁奖主持人说,赛珍珠“通过自己质地精良的文学著作,使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 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重视……使我们懂得如何在这人口众多的群体中看到个人,并 向我们展示了家庭的兴衰变化,以及土地在构建家庭中的基础作用……(赛珍珠)赋予了我们西方人一种中国精神,使我们意识到那 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感情”[9](P209)。美国总统尼克松称颂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赛珍珠晚年 的著作《中国:过去和现在》,1972年在纽约出版,书中说:“在中国历史的过去和今天,在上千上万个伟大的名字中,孔子的名字使所有其他人 黯然失色。孔先生(音译)早就把这一事实告诉了我。因而,从孩提时代起,孔子就影响了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个性。孔子是我的参考系。当我学习希腊哲学 时,我认识到在柏拉图的学说和最伟大的中国人的学说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但后者,作为高尚的道德和实践的现实主义的结合,仍在我脑子中占主导地位。 ”赛珍珠通过研究孔子和耶稣后说,二人“有着相似性,虽然孔子生活在耶稣前500年。孔子成长时不知自己的父亲是谁,所以他称自 己是‘人子’(Son of man),耶稣后来也用这一词。孔子也是四处周游。他在每一个地方寻找他的追随者。他是贫穷的,受到傲慢者和得势者的拦截、嘲笑,但他不屈不挠,绝不改变 他的信念。他的一些言论很奇怪地是基督教式的。是他第一个说出后来耶稣采用的金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用此告诫他的弟 子。”赛珍珠对“五四”以来一些青年反对孔子的言论不以为然,她说“孔子的伦理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 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冲动的青年改革者和革命的否定。当革命过去之后,秩序恢复时,这一秩序总是基于孔子的教义和哲学之上。”赛珍珠作 为一个文学家采用了这样的视角:“中国的哲学思想总是人类生活的组织和它与自然的关系。甚至中国的法律也是基于与人性的和谐之上的,这与我们 西方的法律系统相反,西方的法律系统是惩罚的,而不是人文主义的。和谐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词:一个人与他周围的人、与自然相处和谐,自然,那么这样的人是有 教养的人。它是智慧的哲学,富于和平和自我控制。”[7](P209—216)

    3.诺斯罗普

    诺斯罗普(F.S.C.Northrop,1893—1992),美国耶鲁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教育家。1949年墨西哥政府授予 “阿兹台克之鹰”勋章,代表作有《科学与第一原理》《东西方的汇合》《科学与人文学的逻辑》《哲学人类学与现实政治》等。诺斯罗 普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怀特海及休谟等人的影响,在《东西方的汇合》一书中探讨了东西方比较文明论、比较哲学这一重大课题,他认为:东方文明在其思维形 态上更多地依赖于直观性表象,因而带有直觉特征;而西方文明则更多地依赖于假设性概念,因而显示出合规律性的特征。他说:“在孔子的《论语》 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对一般常识事物的专注,尤其是对其审美当下性(immediacy)的专注……然而,孔子也关心家庭以 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它们的道德方面。但是,即便是这些问题,其探讨也是由具体的细节一步一步地进行。‘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 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所有这些实际的道德箴言似乎都不过是对那种直接领悟到的东西的描述。很少用推理来证明它们的正当性,更没有论辩。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即使是 仅仅对人类行为进行描述,也可以引导出极为不同的箴言。”诺斯罗普特别强调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和把握,必须以汉语符号形式表达,不能 “以西方的伦理学术语来表示这种儒学伦理”。对于儒学中的重要命题“仁”,诺斯罗普是这样阐释的: “正是‘仁’这一词语的确切意义,构成了全部儒家哲学的中心和统一原则(unifying principle)。人们已经注意到,与确立良好社会相关的五伦关系都是以人类家庭中孝的关系作为基础的。但是孔子教导说,这种关系又反过来成为个体自 身本质中的某种直接感受到的因素。这种因素即是仁,即是‘仁慈’的品格或者‘人际关系’。因此,仁乃是 其他一切东西的关键或先决条件……仁所指称的是确然存在于人的本质中的一种因素……这种确切地 存在于人的本质当中的因素既存在于作为整体的宇宙,也存在于人本身。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学和另一种中国哲学——道教,以及佛教相 互适应。”①诺斯罗普正是以西方哲学家的智慧,揭示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某些深层结构。

    ①选自F.S.C.Northrop:The Meeting of East West《东西方的汇合》,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6,322—346页。

    4.亨廷顿

    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lbert J.Weatherheadlll)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主编, 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刊发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6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 全世界陆续有 20多种文字再版。中文版第一版是新华出版社1997年推出的,在2002年第三版的封面上印上了这样的文字:“举世震惊的美国 ‘9·11’事件,使声名赫赫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这部大著急剧升温,持 续列《华盛顿邮报》图书排行榜非小说类榜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顿是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为理解下个世纪 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布热津斯基认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一本理性的杰作 ”。当然,这本书也引起了中西学者的极大争议,特别是中国学者对它的批评。亨廷顿在《中文版序言》中首先指出:“中国文明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 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 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他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亨 廷顿指出: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和印度……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 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 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 地存在。”针对有些学者对他1993年书稿的批评,他再一次表白:“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 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10]亨廷顿从文明的冲突和对话中看到了世界秩序重建的必然性,从多元文化的 格局中看到了美国和中国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中国和美国领导层互相“协调”提出了期望,这是一位美国学者的深邃洞见和殷殷之 情。

四、汉学家与儒学

    美国的汉学研究肇端于传教士时代,兴盛于高等学校对汉学纷纷设立讲席和成立研究机构的时代。美国的汉学家人数,超过了西方其它国家,2001年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的《北美汉学家辞典》就收录了500人。美国现有5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课程。哈佛大学1877年起筹款设汉学讲席,该校的东亚地区研究课 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该校哈佛燕京学社硕果累累,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费正清、史华慈、克利夫斯、杜维明等。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1871年率先开设中国文学课程,该校远东出版部经常推出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籍,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赖德烈、芮沃寿、乔治 ·亚历山大·肯尼迪等。加利福尼亚大学1890年设阿加西东方语言文学教席,英国汉学家傅兰雅担任教职,1949年设远东研 究中心,该校国际研究所另设了“中国研究中心”。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彼得·亚历克西斯·布德伯格、 宾板桥、陈史祥、沃尔弗拉姆·埃伯哈德等。哥伦比亚大学1901年设中文教席,德国汉学家夏德曾任第一任汉语教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英国 汉学家翟理思曾来此讲学,中国著名学者胡适、马寅初、冯友兰、吴文藻均在此留过学。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傅路德、陈荣捷、狄百瑞、毕汉斯等。芝加哥大学 1928年设汉语口语课,1936年设东方语言系,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宓亨利、顾立雅、克雷克、查尔斯·贺凯等。夏威夷大学1920年设汉 语、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课程,1922年设东方研究系(后更名东方学院),该校期刊《东西方哲学》经常发表中国哲学研究文章,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赵元任、 蒋彝、成中英等。此外,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等,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均有特色。

    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汉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20世纪50至70年 代,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哈佛的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席。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观察中国》及《中国:传统 与变迁》等。主编了著名的《剑桥中国史》。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已经是而且长远是经典”,“它是有思想的人案 头必备之书”,“对于历史学家,它是现代中国的最新历史分析;对于学生,它是关于中国的权威指南;对于外交家和企业家,它成功探 索了中美两国间难以捉摸而又最有影响的人类情感脉络”,“一部恢宏、充满大无畏精神的巨著,与其研究中国的先驱身份相匹配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第三章,专门论述了“孔孟之道”。他说:“只是肤浅地阅读过儒家经籍的西方 观察者,早就赞佩其不可知论的重视现世精神,以及在伦理上重视私人关系之间应有正当行为的精神。从儒家思想作为人生哲学这一较广的意义上讲,西方学者一般 认为它主张忍耐、和平以及妥协等美德;主张中庸之道;主张守旧和知足;主张尊崇祖先、老人和饱学之士;而最主要的是主张一种温和的人本主义— —以人而非上帝作为宇宙的中心。”[11](P53)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费正清说:“孔教靠这‘仁政 ’理论博得重视,这是西方任何学说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而仁政理论的主要之点是‘行为端正即为有德’的思想。以礼持 约,这件事本身就能给人以道德地位或威望……在世界上大多数帝国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教权威的时候,儒家给现政权的行使权威提供 了一种理性上的和伦理上的依据。这是政治上的一大发明。”儒家思想有一套完整的经籍作为“典章”,在中国传承了两千 多年,费正清向美国人作了这样的介绍:“儒家学说是由经书传授下来的,这些古书己经形成典章,其文字几百年来一再被人阐释,这是可以理解的 事。在这过程中,有时专为释经而写的较晚文本被奉为较古的书,而早先认为重要的一些书却已被人遗忘。汉初常提及的经书有《易经》《书经》《诗经》《礼记》 《春秋》及其注疏。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 372—公元前 289年)的那本古书直到唐代才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其后逐渐积成《十三经》,连同其注疏,今己达120卷之多。为了简化这些卷帙浩繁的经集,宋代学者选定 了著名的四书(孔子的《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内容简短,使任何书生都能掌握。”儒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新儒家学说 ——理学,“它比古代经传更有系统和更为完整,并因其重新解释古代经典著作而赋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内容。这种新 形式的儒家思想,经过加工,提供了对生活问题的更多解答。主要从佛教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更为满意,从而使16世纪 基督教经海路传入中国时所要填补的精神空隙,比以前少得多。”费正清在本书的最后告诫美国人,中国儒家文化虽然与美国文化不同,但是 “我们将面临一种继续发生千变万化的中美文化斗争和协调,这就足以保证我们继续对中国抱有强烈的兴趣。我们必须期望这两大民族长期共存 ……我们己经到了一个有可能互相尊重的新起点。”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被美国权威杂志《外交》列入 “本世纪最伟大的书”。

    2.史华慈

    史华慈(Benjamin Isidore Schwartz,1916—1999),193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6年,在费正清教授支持下进入哈佛大学东亚课题组,研究近现代中 国问题。1950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尔后在哈佛大学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讲座。在他的一生学术生涯中,对儒学给 予了特别的关注:1952年,对马克斯·韦伯《宗教和中国:儒学和道教》一书发表书评《中国的宗教和人性》。1959年,发表论文《儒家思 想中的某些对立面》。1964年发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1968年,撰写论文《轴心时代》。1969年前后,在哈佛大学主讲《中国古代统治阶 级意识形态:汉代儒学》《古代中国观念:新儒学》《当代中国》《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思想史》等课程。1975年,发表论文《超越的时代》《中国古 代的超越》,并赴中国作学术访问。1979年,主编《中国古典思想研究》。1985年,专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和论文集《中国的文化价值》出版,《古 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1995年,发表论文《中国高层文化思想中的伦理和元伦理》。1996年,出版论文集《中国及其它》。1999 年10月,逝世前发表最后一篇论文:《中国与当今千禧年——太阳底下的新鲜事》。①

    ①朱政惠《他乡有夫子——史华慈生平和学术谱略》,载《世界汉学》第二期,世界汉学杂志社,2003年。

史华慈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作是《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说: “和古希腊的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并没有对古代文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单一篇的回答。从各个轴心文明中涌现出来的并不是众口同声的响应,而是 一些共享的问题意识。只有当我们从总括的文化导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意识层面,跨文化的比较才变得最令人兴奋,也最具启发性… …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尽管更大的文化导向之间存在着更巨大的分歧从而造成无可争辩的差距,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现某种普世性的属于整个 人类的论域。”①史华慈认为,孔子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阐发天的概念,而在予提出了“仁”的理念,从而把焦点集聚在道 德精神生活的主观的内在的层面。正是“这种向伦理的内在源头的转向——这种向内收摄的超越— —使孔子足以和苏格拉底媲美”②。

    ①引自(美)林同奇《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载《世界汉学》第二期,2003年。

    ②“Ttanscendence in Ancient China”,Daedalus,Spring1975,63。

    3.顾立雅

    顾立雅(Creel,Herrlee Glessner1905—),1926至1929年,连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尔后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研究员、哈佛燕京 社研究员、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远东研究委员会委员、芝加哥大学远东文明委员会主席、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马丁·赖尔森讲座名誉教授。顾 立雅的“中国学”主要著作有:《中国的诞生》《中国初期文化研究》《孔夫子其人和神话》《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孔子和 中国之道》《中国治国术的起源:第一卷,西周帝国》《道教和中国文化史的其他研究》《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国政治哲学家申不害》等。[12] (P59—60)哲学中关于“天道”和“人道”两个命题,孔子把“天 ”看作是一种“非人格的道德力量”,把“命”看作是“生命的命而非命运的命, 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命”,所以孔子重“人道”不重“天道”,将中国古典哲学赋予了人文主义基 础,顾立雅很称颂这一点。顾认为,孔子以前文献中的“道”指的是“道路”,很少涉及“人事 行为”。但是,孔子所说的“道”,基本上都是关于人的“行为的道”,是个人和社会理想生活 的途径,它包括所有的道德,如“诚”“敬”“义”“仁 ”“礼”“乐”等等[13]。顾立雅对孔子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孔子教育的目 的、对象、内容、方法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孔子的教育对象,顾立雅认为孔子为了要改革当时的社会政治,打破贵族垄 断教育的局面,便首创私学,招收非贵族出身的学生,从而开辟了以后私人讲学的风气,对当时和以后的政治改革、学术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关于孔子的教育目 的,顾立雅认为孔子‘基本上是一个革命者’,主张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不流血的革命’,孔子要培养学生成 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就是要让他们去改良当时的社会。顾立雅认为,孔子教育的基本思想很简单,就是要促进‘社 会合作’和‘人民幸福’,这是孔子教育的最终目的。顾立雅认为孔子还赋予了‘君子’以新的 含义……君子的特点不在于他的出身,而是看他的道德品质和办事能力。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不论 出身,有贤则举,打破了当时世袭贵族的垄断地位,使一般的民众都有成贤的机会和参政的能力,这也反映了孔子进步的民主精神。关于孔子的教育内容,顾立雅认 为孔子是偏重于道德和人事方面,对‘人道’感兴趣,而对宗教不感兴趣……关于孔子的教育方法,顾立 雅很强调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形式,按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因材施教……这种教学形式与方法在很多地方近似于现在西欧一些最进步的高 等院校所推行的‘导师制’——由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或主持集体讨论的教学方法… …顾立雅的孔子观对现代欧美人士的孔子研究影响很大,1977年第15 版《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和1975年版的《美利坚百科全书》的编者,都把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作为研究孔子与儒学的主要英文参考书。” [14](P227—229)

    4.狄百瑞

    狄百瑞(Debary,William Theodore1919—),194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获中国史博士学位,1955年任巴黎国际哲学和人类学研究委员会美 国代表,1960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和日本史系教授、系主任,后任哥伦比亚学院东方研究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霍勒斯·卡彭蒂尔讲 座东方研究教授、学术副校长、大学院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亚洲委员会委员、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委员、美国中国学协会会员,哈佛大学东 亚研究特约委员会委员,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谘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理事等。狄百瑞的主要著作有:《研究东方古典著作的途径》《中国传统的来 源》《研究亚洲文明的途径》《东方古典著作指南》《明代思想中的个人和社会》《道学与心学》《心学与道统》等。狄百瑞是新儒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他在《道 学与心学》一书中对宋明新儒学给予了新的诠释:儒学对现代化不仅没有危害,而且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资源。宋明理学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运动大有贡 献,因为理学强调个人自立自主,不向强权低头,并具有一种活生生的动力,力求以理性转化现状。这种解释是向韦伯派和新韦伯派(美国以韦伯为代表的韦伯学派 和以白鲁恂为代表的新韦伯学派,都把孔子思想视为一种守旧不进的保守思想,认为这种思想不利于现代化,与民主自由格格不入)的一个挑战①。对于儒学中的 “心学”和“道学”,狄百瑞认为,新儒家包括理学、心学,心学是程朱正统中的重要成份。道学分为两种, 一种是“先知的”(依靠某种内在感应,或独特的感悟能力,为人提供超出经书本身的洞见,以及求助于更高的真理,从而为某些文化价 值或经典赋予新意义、重要性、急迫性的、通达真理的超常途径和真理的启示);一种是“学者的”(依靠连续传承下来的公认权威,以 外在的或大家接收的东西作为正确性的标准)。以上是“狄百瑞最富于启发性的观点之一”。[15](P273— 277)

    ①肖欣义《美国研究儒家文化的几个主流》,载《淡江讲座丛书》,台北,1980年。

    美国现代汉学家、中国学家中,对儒学研究卓有建树的还有:勒文森(Joseph R.Levenson)、芮沃寿(A.F.Wright)、芮玛 丽(Mary Wright)、史景迁(J.Spence)、孟旦(Donald J.Munro)、孟德卫(D.E.Mungello)、卜德(Derk Bodde)、埃尔曼(Benjamin A. Elman)、亨德森(J.B.Henderson)等。一大批美籍华裔汉学家在儒学传播美国的过
程中更是不遗余力,著述颇丰。他们中的佼佼者有:陈荣捷、张灏、杜维明、秦家懿、成中英、林毓生等。

五、20世纪儒学研究成果举隅

    儒学传播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儒学著述以中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出版,其中以日文、英文最多,英文中又以 20世纪以来的美国最多。也就是说,美国研究儒学的汉学家、中国学家多,出版的儒学著作也最多。因为,20世纪以来,美国投注了惊人的人力和物力研究中 国,“汉学”发展的重心由欧洲移到美国。我们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汉学界多次召开“优先考虑资助中国研究 ”的会议,如1928年美国东方学会决定大力支持对中国、日本的研究,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召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纽约、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南加利福尼亚八所大学集会,作出了促进中国研究发展的决定。1929 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在奖学金、学位授予、论著出版等方面给汉学以政策支持和经济资助。这时,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大学设有中国研究课 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麦卡锡主义(Joseph Raymond Mccarthy)的影响,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了由古典派汉学向现代派汉学的转变,1959年成立全美现代中国研究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1973年,美国召开促进汉学研究的发展基金会议(America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为古典派汉学和现代派汉学研究同时发展提供了政策和经济上的巨大支持。中美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美国的汉学和中国学研究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

    同西方其他国家相比,20世纪美国汉学和中国学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儒学研究成果既系统又全面。下面就几个专题列举一二(资料主要来源于刘正著《海外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美国中国学手册》):

    1.经学史研究

    A.《中国思想西传考》,卜德博士(Bodde Derke)著,1948年出版。

    B.《儒家学说和中国文明》,芮沃寿博士(Wright Arthur F.)著,1964年出版。芮沃寿博士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专心研究儒家经学史。

    C.《儒学中国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列文森博士(Joseph Richmond Levenson)著,1958年出版。列文森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创立了另一个汉学学派,影响深远。列文森认为: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及其文化传统是一种具 有历史价值和平和特点的思想体系,这就是“传统”的东西。受近代社会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科学、战争等因素的“冲击 ”,“传统”不是在被“冲击”之后产生“回应”,而是自此开始才 进入“现代”。列文森以“传统—现代”说(Tradition-Modern)作为解释近 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模式,以此和费正清博士著名的“冲击—回应”说模式相对应。

    D.《晚期中华帝国儒家传统的解释和应用》,威尔逊博士(T.A.Wilson)著,1995年出版。

    2.经学思想研究

    A.《行动中的儒教》,尼维森博士(Nivison David Shepherd)和芮沃寿博士合著,1959年出版。这是一部研究儒家思想中的实践理性主义精神的专著。

    B.《儒教信仰》,芮沃寿博士著,1960年出版。该书从宗教学角度上对儒家经学思想进行了系统介绍。

    C.《儒教的性格》,芮沃寿博士著,1963年出版。该书对原始儒家思想进行了介绍。

    D.《儒教和中国文化》,芮沃寿博士著,1964年出版。这是一部研究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化史关系的专著。

    E.《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孟旦博士著,1985年出版。此书对儒家和道教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比较研究。

    F.《宋代的易学》,史密斯博士(Kidder Smith)等著,1991年出版。这是一部研究宋代易学思想史的论文集。

    3.《论语》和孔子研究

    A.《孔子形象的起源和发展》,施瑞克博士(Shryock)著,1932年出版。施瑞克博士利用了太量的古代文献资料,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孔子 的‘神’的品格形象在历代成立的过程。他否定儒家的宗教性存在,认为要分清作为国家利益角度上的孔子和作为学者角度上的孔子形 象。在说到孔子形象形成的过程时,他用了近六章的篇幅系统地分析了汉代儒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此书以后多次再版。

    B.《孔子家语》(10卷本),克瑞墨博士(Robert Paul Kramers)著,1950年出版。此书是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发展的重要著作。

    C.《生活和传奇中的孔子》,克莱恩博士(B.Kelen)著,1992年出版。

    4.孟子研究

    A.《孟子》,格若贝博士(W.Grube)著,1901年出版。这是一部研究《孟子》思想的注解体专著。

    B.《诗韵体孟子的译注》,罗斯博士(Ivan D.Ross)著,1922年出版。

    C.《孟子的思想》,理查德博士(I.A.Richard)著,1964年出版。此书肯定了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

    5.庄子研究

    A.《庄子》,韦瑞博士(James Hamilton Ware)著,1973年出版。

    B.《庄子之道》,墨顿博士(T.Merton)著,1992年出版。

    C.《庄子》,威特逊博士(B.Watson)著,1996年出版。

    D.《庄子的怀疑论、相对论和道德论》,克杰尔本格博士(P.Kjellbesg)著,1996年出版。此书以西方的逻辑学说对庄子的“齐物”思想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6.荀子研究

    A.《荀子的著作》,德效骞博士(H.Dubs)著,1928年出版。

    B.《荀子》(三卷本),考伯劳克博士(J.Knoblock)著,1988年出版。这是一部注解体专著。

    C.《荀子的天道观和自然观》,麦施尔博士(E.J.Machle)著,1993年出版。此书以论述《荀子·天论篇》为主。

    7.宋明理学研究

    A.《朱熹的政治生涯》,宋代思想史专家希罗考尔博士(Conrad Max Schirokauer)著,20世纪60年代出版。1973年,他还出版了《理学的反击》一书。

    B.《朱子及宋学概论》,布若克博士(Rev.Bruce)著,1920年出版。1922年,布若克博士又出版了《朱子的人性说》。

    C.《人性说》,孟旦博士著,1988年出版。

    D.《新儒学中的心法》,狄百瑞博士著,1989年出版。同年,狄百瑞博士又出版了《理学教育》(Neo-Confucian Education)一书。

    E.《儒家的说教和朱子的优势》,提尔曼博士(Hoyt Clevland Tillman)著,1992年出版。提尔曼博士还在1982年出版了《功利主义儒学》。提尔曼是狄百瑞博士的学生,研究的思路和领域是一致的。

    F.《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狄百瑞博士著,1970年出版。此书肯定了宋明理学合理之价值。

    G.《理学中兼收并蓄的信仰的思想背景》,海格博士(Haeger,John Wintproh)著,1982年出版。

    H.《晚明时代的儒学和基督教》,斯坦达尔博士(F.T.Standaert)著,1984年出版。

    8.清代儒学研究

    A.《梁启超和现代中国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列文森的博士论文,1953年出版。

    B.《黄宗羲》,狄百瑞博士著,1954年出版。此书是研究清代儒家黄宗羲的著作。

    C.《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防线》,瑞玛丽博士(Mary Wright)著,1957年出版。

    D.《从哲学到文献学》,艾尔曼博士著,1985年出版。这是一部研究清代乾嘉学派思想体系的专著。

    E.《古典主义,政治和家族》,艾尔曼博士著,1986年出版。此书是研究清代经学思想和政治关系的专著。

    F.《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人和自然》,布莱克博士(A.H.Black)著,1989年出版。

    G.《李顒和儒家思想》,布迪沃斯特尔博士(A.D.Birdwhistell)著,1996年出版。

    参考文献:

    [1]吴孟雪.中国文化在早期美国的影响[J].文史知识,1986,(7).

    [2]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五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3]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The Future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by Charles S.Gardner,pp.36—37,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brary Chronicle,Vol.12 No.1,1944.

    [7]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9]Elizabeth Croll: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European Women Writers in China,London,Pandora,1989,P.209.

    [10](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1](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美国中国学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3]陈景磐.西方学者孟录、顾立雅等论孔子的教育思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1).

    [14]杨焕英编著.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15]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Confucian Studies in America
                        
ZHU Ren-fu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fucianism,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414006, China)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19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 sent missionaries to China,who spread a lot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America. Since the1870s, Chinese teaching and studies of China had begun to flourish. American merchants and entrepreneurs established foundations to sponsor those studies.
Confucian studies in America gradually grew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nd many academic books were published.

    Key words:Chinese culture;Confucianism;missionary;sinologist;research res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