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的平民主义


出处:SOHU博客
日期:2017年
作者:杨睿
转载:天涯海



作者:杨睿,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

摘要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著作中独树一帜,首创纪传体,将人物作为历史核心,重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这种卓越的历史观源自于其深藏于内心的平 民意识,这是一种包含民本思想、侠义精神和深刻悲剧意识的先进意识。司马迁将之贯穿于史作创作之中,用一种平民的心态和角度去塑造人物,使历史真实可信, 人物亲和真切。

关键词:司马迁;平民意识;《史记》;侠义精神

鲁迅先生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样的评价可谓实至名归,在文学长廊中可以与它比肩的唯有 《离骚》;而在史学著作中它可谓是“绝响”,与其他史学著作相比,不难发现纪传体的《史记》,不仅为帝王将相、 官宦贵族这些声威显赫的人作传,还为诸如农民、商贾、游侠、刺客、倡优、方士等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作传入史。司马迁笔下的帝王将相不再是& ldquo;天命注定”,不再有神圣的光环,他们和那些小人物一样,都只是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过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历史人物。亦 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其实与那些被梁任公称为"帝王家谱 "的所谓"官史"相比,《史记》中更多一份平民气息,更多一份亲近 感。《史记》的这种别样的气质源自于司马迁身上所具有的平民意识。



平民意识是近代兴起的概念,但在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中已经萌发了这种近代性的平民意识。平民意识在泰州学派那里最鲜明的表达,便是王艮所提出的& amp; amp; amp; amp; ldquo;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 amp; amp; amp; amp; rdquo;(《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所谓“百姓日用& rdquo;,即指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最高道德本体,空前地突出了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价值,明确了平民生活作为一种本体存在 的现实合理性。[1]其实追本溯源,这种平民意识与先儒的民本思想在精神上是基本相通的。

先儒的民本思想发端于孔子。春秋末期,孔子总结三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蕴涵 着深刻的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在对现实政治评价和对理想社会设计时,表现出以平民利益为标准的倾向。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 amp; amp; amp; amp; rdquo;、“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 等观点,[2]他主张统治者应该重民、爱民,应该节省民力,不能残民以逞。

战国中期,孟子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之上,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提出以“仁政 ”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体系。孟子认为“民”是立国之本,“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孟子·梁惠王下》)从平民 出发,孟子认为“民”是国家、诸侯、天子存亡的根本因素,因此,他说:“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3](《孟子·尽心下》)既然民比君主、政权更为重要,所以“得乎丘民 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天下”。[3](《孟子·尽心下》)孟子还认为民心的向背关系着国 家与君主的安危,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3](《孟子·离娄上》)

从孔子到孟子,先儒的民本思想由尊重民众的利益层次上升到尊重民众意识的层次。但是孔孟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他们的思想是为了帮助统治阶级来维护和巩 固统治的,所以这种“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思想只是作为统治阶级 治政理国的自戒箴言而已。



先儒“民本”的思想自然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十岁则诵古文”[4] (《太史公自序》)的司马迁。他在著《史记》时,继承了孔孟这种民本思想,同时又无意识地发展了这种思想,使之更接近于近代的平民意识。
司马迁的纪传体史书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史事的体例,使史书可以较为完整地反映出众多人物的命运。司马迁重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作用,以人们的行为 为评价依据,而不是以天命思想为判断是非对错以及世事变动的依据。

他详细记载了社会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事迹,并对他们的历史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评说,特别是对民众的力量予以重视。司马迁认为,滥用民力、不能与民修 养生息并与民为敌,使得曾经气吞山河、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在陈涉发难、农民起义兴起之时,顷刻间土崩瓦解,“二世而亡& amp; amp; amp; amp; rdquo;。他称秦不效周制,“反酷刑罚,岂 不谬哉”![4](《高祖本纪》)他认为楚汉相争之时,楚由强而弱,最终汉胜楚败的根本原因就是项羽暴虐,不能用人,& amp; amp; amp; amp; ldquo;欲以力征经营天下”,[4](《项羽本纪》)而失民心;刘邦行仁义,知人善用,赢得人心,民心的向背在这场战争中起了决 定性作用。司马迁从史实中看到了蕴藏在人民身上的巨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可以决定天下谁属的决定性力量,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amp; amp; amp; amp; ldquo;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之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4]

司马迁十分重视人物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即使是那些被当世统治者所不容的人,只要他的行为有价值,都会被司马迁作传入史,从正面歌颂他们的 行为,肯定他们的人生价值。司马迁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了陈涉为天下先的首发难之功,并且大胆地把这个出身贫寒的下层百姓列到了“世家 ”之中,“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4](《陈涉世家》)最 早提出“侠”这个概念的是韩非子的《五蠹》篇,“侠以武犯禁”而被列 为“五蠹”之一,是被否定的。然而,司马迁不仅为游侠作传,而且在《游侠列传》开篇即表达了与韩非子相左的观 点,称赞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称赞历史上那些刺 客,“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重后世”。司马迁认为,这些人垂名后世、令人崇敬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那坚定的视 死如归的行为和十分纯洁的行为动机;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表现出与“重农抑商”相反的观点,他从人生存需求的 角度肯定并赞扬了商贾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予以时而息财富”的追求精神,认为“人各 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4](《货 殖列传》)在司马迁看来,人们在满足自己生存欲望的同时,利用自己的智慧与劳动,也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司马迁笔下的帝王将相,已经剥离了神圣的外衣,他采用“实录”的笔法塑造了一个个富有生命力的历史人物形象。使 这些人不再是站在神坛上崇高无暇的圣人,而是生活在每个人身边活生生的人。他们虽然是名垂青史的历史英雄,但他们身上存在的缺点司马迁也毫无保留的展现在 后人面前。如对汉开国皇帝刘邦,司马迁既不抹煞他身上豁达大度、从善如流、善于用人的优点,也不隐瞒他流氓无赖、虚伪狡诈、阴刻残忍的丑恶;对待与刘邦争 天下而失败的项羽,既指出他“妒贤嫉能”、“自矜功伐”、刚愎自用专 横残暴的一面,也赞扬了他“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项羽本纪》)的功绩,肯定了 他对历史起了“近古以来未尝有”的作用;对大将军李广,司马迁敬佩他的为人忠实宽厚、不屈服于命运、体恤爱兵, 同时也指出李广气量狭小的性格弱点;沉稳老练、道骨仙风、运筹帷幄的张良,也有思量不周的鲁莽冲动、肝胆侠义的情怀。比起其他“官史 ”,《史记》中的众多人物已经被平民化了,从而使人物更贴近于生活本身,使读者感觉更亲近、更熟悉。



司马迁的平民意识常常与他的悲剧意识交织在一起,表现于外的则是司马迁的侠义精神。司马迁对侠义精神进行讴歌、称颂,赞扬游侠刺客的坚定、沉着、机智、勇 敢,以及那种无畏的精神和侠义的风貌。这种侠义精神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儒家之“义”。传统儒家之"义& amp; rdquo;强调的是人服从于“礼”的规范,接受社会规范的约束,侧重于社会伦理范 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2](《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 盗。”[2](《论语·阳货》)而侠义之“义”,偏重的则是个人精 神,是侠客们的行事原则和行为规范,而这种原则与规范是以其个人义务与个人的情感体验为内涵的。[5]而且,这种侠义精神有一种悲剧性和平民化的气质。

至于悲剧意识,则贯穿于《史记》始末,渗透于行文之中,从而使这本书笼罩在悲剧的氛围之中。商鞅的变法推动了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屈原为 实现理想坚守自己的人生立场,“虽九死其犹未悔”;忠贞不二的文种,却落下兔死狗烹的命运;叱咤风云的英雄 ——项羽,最终只落得血洒乌江的悲剧结局;李广为国家安定出生入死,贡献卓著却终不见禄& middot;·····这种悲剧意 识深深纠结在司马迁的意识深处,同司马迁的悲剧命运相印合。

其实,生活中充满了悲剧性的事件。这种悲剧性的根源在于人与现实、人与人、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矛盾、冲突。鲁迅先生曾说过:& ldquo;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正是在这种毁灭中显示出正面人物的巨大精神力量,它提出和解决人生最普遍最 高深的问题,把握存在和人生价值的最高意义。人必有一死,但他的精神、理想和业绩,可以活在后人的心中,融入社会历史的无限发展之中。司马迁就是在他的悲 剧人生中,实现了自我生存的价值,完成了对人生最高价值的追求和赞颂。

司马迁的平民意识、侠义精神是与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他个人的经历不可分割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从一开始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家天下情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 制成为社会统治的坚实基础。这种制度将血亲关系与政权统一起来,用血缘关系来维系政权的威严和稳定。从而使社会出现了人治而非法治的情况,导致社会中不公 平现象的出现,最明显的就是不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出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 民”的现象。上层统治者没有了法律的约束,肆意妄为;而在下层的百姓,他们的正义却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来实现和维护。面对这样一个不公 的社会,平民百姓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少之又少的清官身上,渴望有那么一些人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但在高度专制集权的统治下,依然不乏忠奸不辨、颠倒是非之事:地位尊贵的魏其侯,被奸诈的田蚡害死;飞将军李广之子李敢,居然在光 天化日之下被霍去病射死,而行凶者却不受任何惩罚。魏其侯、李广这些人都隶属统治阶层,他们的正义都无法维护,更不用说下层的平民百姓了。而司马迁自身的 遭遇更让他体味到了世事的不公,体味到了求助无门的迷茫。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出于一片正义之心为李陵进行辩护,最终却被无情地处以 宫刑,终身承受着奇耻大辱。在司马迁急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使他对人情 世态感受甚深。这种世态炎凉之感司马迁在《史记》中委婉地表现出来,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借客之口说“天下以市道交& amp; amp; amp; amp; rdquo;;在《汲郑列传》中则借下邳翟公之言尖刻地说:“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他深深感受到现实中道义精神的沦丧,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侠义之士急人之难、舍己为人,他们的义举为天地间维护了正义,与那些伪 君子相比较而言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司马迁不仅热情歌颂了刺客、游侠、豪杰们的精神,而且为众多不该遭受不公平命运的人鸣不平,对那些命运悲惨的忠义之 士,如李广、屈原、韩信等寄寓了深刻的同情。

正是这种平民意识让司马迁在著史的时候,将自己置于了平民大众之中,用一种平民的心态和角度去塑造人物,赞扬了被统治阶级排挤压迫,却为平民百姓所喜爱和 拥戴的历史人物,歌颂了他们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他笔下的人物真实、亲切、可信,是人而非神,从而使《史记》充满了人情味与亲和力。

[参考文献]

[1]赵士林. 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J].哲学研究,1992,( 2) : 67- 72.

[2]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2005.

[3]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1960.

[4][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1999.

[5]张立海. 浅论司马迁的侠义精神[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增刊) ,2006,( 23)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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