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孔子遣责为“乱臣贼子” 横行霸道的时期，他叹息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大有出国避难之心。他周游列国，想说服各诸侯国君主回到西周 初期的“礼制”时期，并且编《春秋》一书使“乱臣贼子惧”，但他的种 种努力终归失败。他以后的战国时期，则更是“乱世”了。
西周是什么样的社会呢？
下面一段话取自《剑桥插图中国史》：
“到公元前800年，西周有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其中25个封国较大，具有重要地位。在封国中，诸侯之下又有许多卿大夫，他 们职掌祭祀、行政或军事。这些职位和相位的头衔变为世袭。这样，每一个诸侯国中都有这样一批贵族之家，他们继承职位和相连的封地。社会也是按等级制设计 的，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及宫廷侍从等诸多等级。最后，普通农民似乎一般都被束缚在封地上，处于类似农奴那样的地位。”（山东画 报出版社，2001年）。
这一描述，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极为相似，即：土地分封，土地所有权和行政、军事权的一元化及世袭化，农民（如同欧洲的“维莱因 ”）依附于土地。
人们往往把周公旦与井田制联系起来。所谓“井田制”，用孟轲的话：“方里而井，井九百亩， 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亩。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
据说历史学家对这种“井田制”是否真正存在，还是孟子的理想，是有争论的。然而我却相信中国某个时期有过这种或 类似这种制度的存在，至少从象形文字“井”字来看是如此。
在西周时，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也曾经受到过挑战，周公就镇压过姬性亲属的叛变。但总的说来，西周（至少是初期）天子还是能控制局面的，有点像欧洲查理 曼大帝时期。
到了东周春秋（公元前770年至453年）时期（孔子的时代），权力的划分就起了变化。天子形同虚设，齐桓、晋文、楚庄等几个最强大的诸侯相继称 “霸”。从上到下，原来的等级制都遭到破坏。这也是使孔丘痛心疾首的事。他怀念周公执政时，三纲五常、井井有序的时代，于是用“春秋之笔”来谴责那些破坏纲纪的诸侯及卿 大夫。在他看来，这就是“乱世”(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黑暗时期”)。 但与孔子的愿望相反，到战国（公元前453年至221年）时期，这种权力的一再重组更加变本加厉。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这种权力的一再更替，恰恰是封建社会 的一个基本特征。
历史证明，分封制必然引起权力争斗，原来的等级划分必然不能持久。孔子所梦想的“礼制”，让大家都乖乖地各守本 份，在分封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长达550年左右的春秋战国期间的诸侯争霸，是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因而在我看来很像是典型的封建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孔丘在坚持等级制（礼）的同时，也强调对人的关怀（仁），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他的学说中，“仁” 的地位要高于“礼”，这是他思想的进步一面。这种思想传到战国的孟轲，就成为“民为贵 ”的观念。过去国人在“反封建”时，往往侧重于批评否定儒家的礼制观念，但忽视了他的 “仁”学思想，这至少是片面的。在西方学者对欧洲封建主义的剖析中，往往强调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有一种 “合约”关系，就是农民为领主提供劳役，而领主则向农民提供保护。在战争年代，这种“保护 ”往往是农民得到人身安全的保证，同时也使领主能得到必要的兵力和财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封土。孔孟的学说中事实上也包括两部分，一 是等级制中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和服务，二是上级对下级的爱护，这种爱护的根本是“仁”，是“ 民为贵”，它也符合“合约”的思想。
儒家思想的另一个积极贡献是它的“中庸”论，这是把哲学和政治观念结合的一个范例。中庸之道首先是哲学的（我国 旅美工程师林同炎先生，就把《中庸》一书的头两句解释为微分与偏微分方程的最佳阐述），然后应用于政治，成为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历来能成功治国之道。事 实证明，阶级斗争有时是无法避免的，但也不能人为制造。更多的时候需要强调民族和谐，各种利益公平合理的处置。
夫子之道不行，是否说明春秋战国就是中国的“黑暗时期”呢？我的体会是：否。相反，它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 “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希腊的城邦民主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儒、道、 墨、法、阴阳等的诸子百家，从各个领域探讨和研究了宇宙、国家（政治、经济、道德）和人，提出了多种阐释，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学术宝库，并且开 创了学术自由的先例。江青等“四人帮”的“反封建”，其本质是反对 “百家争鸣”。最近从报章上看到有人反对肯定“百家争鸣”，理由是那 些争鸣者多数是追求名利地位，不足道也。这不禁使我想起文革中批判“知识私有”的荒谬。
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战争不息，当然给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但是，我们从有些史料却看到一些城市的繁荣景象。例如，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就是： “车轱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的景象，说明这个时期的经济是活跃的。
我国国学大师钱穆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西周开始，延续到春秋。到了战过时期，当时的六国都已经各自演变为集权制国家，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等到秦始皇 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郡县制，废除封建制，虽然土地私有制仍然存在，但行政、军事权都集中在中央，实际上对分封制的封建社会已经作了致命的打击。 他虽然二世而亡，但是这种郡县制却传了下来。我虽然对历史分期没有发言权，但总感到他的观点甚有道理。
西汉王朝初期，也搞过一部分的分封制，后来把这些被封的“王”一个个地收拾了，继承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的做法， 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在思想领域，中央王朝反对百家争鸣，秦独尊法家，搞“焚书坑儒”；汉武帝开始，又独尊儒 家。
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显然与分封制大不相同，是否能称为“封建主义”，值得怀疑。至少从字面上是说不通的。无 “封”何来“建”？在西方，封建主义到法王路易十四的时代发生了变 革，剥夺了贵族的权力，虽然不彻底，然而历史学家多数把这种中央集权制称为“民族专制”，与无中心或中心无能的 封建制相区别。 看来这种体制，在中国早已有之了，这也是人们对“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提法产生怀疑的原因。
从这个观点看，孔子的哀叹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他所维护的“三纲五常”的等级制正在瓦解的时代。然而， 恰恰是这个转型时期，滋生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学术发展，也出现了地方性的经济繁荣。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时期不但不“黑暗 ”，而且是个启蒙时期，是个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黄金时代。
有意思的是，孔子之道，在“乱世”不受重视，到了西汉王朝巩固了其统治后，却被发现了它的政治价值，首先是它所 维护的等级制，在中央集权下比分封制时期更为有用；其次是孔子传授的“中庸”之道，也对统治一个地理疆域庞大的 帝国有用。这样，一个原来是为封建制服务的思想体系，现在被拿来为中央专制制度服务了，而这个思想体系中的仁学（“民为贵”） 的部分，却被抛弃了，或只是挂在嘴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