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对“秦始皇兵马俑”这一当今流行的说法，明确地进行了否定；同时以其多年来探索研究的成果为依据，大胆提出了秦昭王时曾专权四十一年之久的秦宣太后才是俑坑主人的新观点，从而把秦兵马俑坑的实际营建年代前推了半个世纪左右。
对“秦俑”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的学术研究，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考古问题，它还涉及到自然科学中的许多领域。它完全应该提倡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人们要敢于冲破先入为主的思想束缚．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不同的材料依据，提出自己具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也就是出现更多的“一家之言”。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当年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任何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事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并且能得到有足够根据、有周密论证、有系统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我们都一定表示欢迎和支持。
俑坑的主人不是“他”
万人仰慕、誉满全球的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附近发现的大型兵马俑坑，果真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是秦始皇生前预修起来的从葬坑吗?秦始皇果真是这个兵马俑坑真正的主人吗?本文对于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的主属问题，即兵马俑坑的营建年代，提出了与目前所流行的说法完全不同的观点，以此求教于国内外广大学人。
错误的推断---尽管“秦始皇兵马俑”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流行了很多年，然而从学术探讨的角度上看，这种说法一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从包括考古发掘简报在内的二百多篇已经正式发表的专著、论文和评论之中，对于这个有关兵马俑主属的重大结论，自始至终，没有人作过专题的论证，这个本来应该用可靠的材料和科学的语言加以准确、系统、周密阐述的核心问题，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追本穷源，事出有因，最早说秦始皇就是俑坑的主人，从而给兵马俑定性、断代是在1974年的春天。那时，很多事情被颠倒、搞乱，凡是可以和秦始皇的名字挂在一起的东西，都被抬到吓人的高度。它一旦被定了性，有谁敢来置疑，据报道，当时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在兵马俑坑尚未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凭着他“广博的历史知识”就把一切都决定下来了［1]。据他说：古书上有记载，秦始皇曾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而“兵马俑坑在陵墓外城以东，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2]。
这种看来有文献依据，又有明确里程数量的说法，曾使许多人深信不疑。然而，有关“三百丈”史料的出处，很值得怀疑，且不说在他所说的古书里，没有找到这些字样，更值得注意的是，秦汉的一尺，等于现在的二十三厘米，三百丈的距离，折合现在的尺度，仅有六百九十米左右。难道现在兵马俑坑的位置，当真在秦始皇陵外城以东的六百九十米的范围之内吗？
据秦俑博物馆自己编印的一个材料上都说：“秦始皇兵马俑，葬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公里。”［3]，如果再加上一号坑本身的长度二百一十米，则两者之间的实际距离是一千七百一十米。事实充分说明，以“三百丈’的传闻，去推断兵马俑坑的主属关系，在俑坑发掘前就给它定性、断代，这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是不科学而且也是不严肃的。至于，为何如此仓促定性？恐怕是与当时存在于社会上的那种与学术无涉的诸种因素不无关系。
过时的军阵---在秦俑坑里面出土的兵马俑，大小与真人、真马相当，战车的形制和尺寸，也是按照实用战车，加工制作而成；武士们手里拿的，更是用于实战的兵器，就连陶俑头上的发丝，几乎都刻成与真人的毛发一样逼真。因此，它们並不是一种普通的随葬明器，而是用高超的模拟技术，十分真实地复原了一个特殊条件下的历史原貌，它们身上反映出来的一切，都不会背离当时社会生活的原型。
有人说，俑坑里排列着的战车和兵马俑，是秦始皇统帅的强大军事实力的形象记录，是一个宏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他率领千军万马，内平六国、北却匈奴、统一中国的真实图景。是的，在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中，秦始皇如果没有一支组织严整、装备精良、英勇善战的强大军队作后盾，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遗憾的是，在俑坑里再现的军队，却是一支落后，陈旧，并且不能真正用于战斗的部队，请看：在一号坑、二号坑里，大量的步卒，围绕战车，排列成一个个整齐的大小方阵[4]，战车兵又是这支部队的主力[5]，而车战，则是这支部队最基本的作战方式。人们知道：殷周以来，直至春秋，适于古代车战的军事方阵，随着战争范围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暴露出它致命的弱点。
它在两军作战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使相互不能援救的危急状况。《文献通考》上说：“古者车战之法，前后整齐，必有护卫前后行列，元帅未易动也。至春秋列国用之，往往军伍不整，混然车布，卒无定法’故敌人得以及之。终春秋之世，致败者，未有不由车战之。”在《菽园杂记》中更明确地记载：“三代至春秋用兵，率以车战，秦汉而后，以骑兵为便。”
事实上，在秦始皇时期，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几无进行车战的痕迹，如《淮南子·人间篇》：“始皇帝既已北逐匈奴，乃使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卒”，就是“步卒”的省称[6]；《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有：“长信侯毐……发县卒及卫卒、官骑；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可见，它与俑坑这个军阵队伍，毫无共同之处，却有天渊之别。
奇特的武士---俑坑里呈现出来的这支部队的成员，在战场上不具有任何的战斗力。因为所有要冲锋陷阵的武士，有的精梳着各种发髻，有的头戴一顶软帽，而攻坚作战中，自身防卫所必需的头盔，一个都未准备，大量的武士没有护身的铠甲。而“甲胄铠盾”是我国历代军事作战中，不可缺少的护身器，是一切军事进攻过程中最基本的装备。
这样一支无盔无甲的队伍，在敌方密集弓矢的威逼下，是很难继续向前推进的，连保存自己的原则，都难以做到，还哪里谈得上去消灭敌人?从湖北云梦睡虎地九号秦墓出土的铜镜图案上，可以看到当时秦军的真实形象，他一手执剑，一手持盾[7]，然而在俑坑之中，“盾”的装备，一直没有出现，这与秦军本来的面目大相径庭。
在车战盛行的年代中，敌我双方，为了取得战车交会格斗的胜利，每一乘战车上，必须载有三名武士，他们按左，中、右排列在车上。左方武士持弓，是一车之首，也称“车左”；右方武士执矛，负有击刺之责，又称“车右”，居中的是，驾驭四匹战马的“御者”。
在战斗的过程中，战车上两边的武士互相配合，才有真正的战斗力，而在兵马俑坑里，人们能够看到有不少的战车，只有两名武士(这一个材料，从正式发表的一号坑、二号坑们试掘简报中，都可以找到)，用这种只有两名武士的战车，根本是不可能投入正规战争的，说这就是秦始皇横扫六国的精锐之师，实在是令人费解。
近邻的铁兵---除了一号坑出土一件小铁镞之外，其它成千上万件兵器都是铜质的，有人认为与关东六国相比，秦国既缺乏铁矿资源，又缺少冶炼技术，所以不能生产钢铁兵器，铜质兵器自然是秦军的主要装备，似乎秦始皇的从葬坑里大量出土铜制兵器，也是必然的。
其实，秦国的冶铁技术水平，并不很低。《华阳国志》记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置盐铁市官。”秦始皇对冶铁工业更加重视，他任命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为“秦主铁官”，从云梦秦简中，还可看到秦国有“右采铁，左采铁”的官吏。《汉书》上明确地说：“秦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在铁未能锻成钢之前，性能赶不上青铜，它被当作“恶金”，这是事实。但是一旦炼钢技术为人们掌握，就使它的身价提高百倍。到战国时期，楚、韩、燕、赵的钢铁刀剑，锋利无比，种类繁多。而秦国自秦昭王开始，也感觉到制造铁剑的紧迫性，秦国铁兵生产的状况，在江淹《铜剑赞》中，说得很清楚：“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逾见其微。”
除秦国自己制造铁兵器之外，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特别是统一六国后，它既可以缴获足够数量的钢铁兵器，又得到全国的铁山和汇集全国冶铁的技术精华。在这个基础之上，秦王朝军队的武器装备，有条件进行一次彻底的更新。正因为秦始皇时期铁兵甚多，致使许多秦代宫殿“以磁石垒门”，为的是防范人们携带铁制兵器，潜入秦宫。
现在，秦国冶铁遗址，已在咸阳故都附近发掘出来，秦国的铁刽、铁刀已在陕西风翔高庄出土[8]；甚至在秦始皇陵西侧的秦代刑徒墓葬中，居然也发现铁剑和铁刀[9]。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这类最低贱、最普通的秦墓中，都能用如此精良的兵器随葬，与此相反，在一个被认为是秦始皇精锐部队的军事装备中，竟然不见钢铁刀剑的踪影，岂非咄咄怪事！
违禁的铜戈---后来俑坑里出土了几件带有纪年铭文的铜戈，其中属于秦始皇时期的有“三年相邦吕不韦戈”和“七年相邦吕不韦戈”，有人以“晚出器物不可能为早死的人陪葬”为理由，推定俑坑建于秦始皇执政时期。
我们认为，兵马俑坑在秦末的战乱中，就已经遭到了人为的严重破坏，俑坑的构筑及其为数众多的兵马俑，包括坑内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扰乱。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千真万确的第二次大开挖，现在从俑坑里得到的各种物品，既有建造俑坑时的原始物，还有秦代末年掘开俑坑后的遗留物。人们在试掘过程中发现的铜剑剑头，就是扰乱者们遗留下来的。
二号坑里，有四件铜剑剑头，它们都是铜剑的尖子部分，如果建坑时本来是完整无缺的，即使火焚塌陷使铜剑折断，人们在坑里应该找到各节铜剑残节，不会仅有一段剑头，用这种断剑头当初也不可能给帝王陪葬。唯一的解释就是：它们仅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进入俑坑的“客体”。
最主要的是，秦军以精良的钢铁兵器，更新了自己的装备之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下令收缴全国所有的铜制兵器，运入咸阳，悉数销毁，铸成十二个各重三十四万斤的大铜人[10]。应该说，秦国过去铸造过大量铜质兵器，使用过各种铜制兵器，这是事实，但在销铸铜兵之后，任何人继续收藏铜戈、铜剑，就是一种罪死不赦的犯上行为。钢铁兵器，锋利轻便，是青铜兵器无法抵挡的，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这种陈旧、劣等的兵器，去给秦始皇帝作陪葬之物。
铜兵只能出现在反叛的时刻：项羽兵入咸阳时，歼灭了秦军主力，手中拥有大量精良铁兵，然而，起事最早的陈胜，却是“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手中只有耜头棍棒。周章沿途收集几十万饥民，逼近咸阳时，面对装备精良的秦军，急需在两军决战的前夕，尽量得到一批武器装备，结果起义队伍，在距俑坑不远的戏水河一线，停止前进。俑坑的完整铜兵器，可能已被周章部队取走，俑坑的折剑头及其它一些铜兵，则是这些“反叛者”遗留的物品。
犯上的服色---秦始皇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位伟大拥护者和实践者。因为秦朝取代了周朝，周朝崇尚火德，只有水才能克火，因此秦朝一定要以水德继承之[11]。这种土、木、金、火、水五种精气相互取代的学说，与历代政治兴衰概念密切结合在一起，被统治阶级奉若神明。《吕氏春秋·应同篇》里说：“伐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一个朝代的“德”，又与“服色”始终联系在一起。
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立即“改正朔，易服色”，规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秦朝“尚黑”的制度，得到全面地贯彻：秦朝新建的宫殿，都以“北阙为正”；秦始皇的陵园也南依骊山，北临渭水，坐南朝北；“骊”的本身，体现了黑色的存在；面向河川，这是水德的象征；改“民”为“黔首”，销“铜”而用“铁“，都有一种“尚黑”的意义。《通志》上明确记载：“秦制水德，服尚袀黑，……黑旗，皂旆，以从水德，复法水数，驾马以六。”
俑坑里面呈现出来的，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整个俑坑东西向布置，与《史记·集解》所说“水德属北方，故尚黑”的布局并不一致；俑坑出土的车子，车舆尺寸，大小各不相同，有的大于当时的六尺，有的小于当时的六尺，不仅完全违背“车同轨”的根本制度，更与“舆六尺”的大法背道而驰，无论是一、二、三号坑内，都是“一车四马”制，与“乘六马”的规定，完全不符。
尤其突出的是：俑坑里几乎所有的武士俑，从上到下，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色、蓝色、白色的长裤，真是五颜六色，异常鲜艳，哪里有一丝一毫“尚黑”的意味。一定要把这种放根本上违抗秦王朝王令国禁的兵马俑群，说成是为秦始皇从葬的军队，对墓主人秦始皇来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挑战。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秦始皇决不是俑坑真正的主人，一定要把秦始皇与兵马俑，连结在一起，以上一系列的矛盾现象和离奇问题，人们是无法作出一种准确、可靠和有力的解释，也是无法使人完全信服的。如果，有人坚持原来的说法，认为俑坑的主人还是秦始皇，那么就应该拿出完整的，系统的、并且是经得起客观实际最后检验的材料来。
“她”就是俑坑的主人
殉俑的异同---《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当他在沙丘生命垂危之际，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做过半件“死事”，哪里谈得上几十万人，曾为他做三十几年的“死事”；秦相吕不韦，更是反对厚葬、主张节丧的人，这种思想在他的《吕氏春秋》中有充分的论述。“徒役如雷奔”的几十万人，云集骊山的情景，只是在沙丘病逝后才发生的，汉代入应劭早就说过：“秦始皇葬于骊山，故郡国送徒往作。”[12]
由于建陵期限紧迫，许多建筑材料，来不及加工制作，只好采取应急措施，向附近郡县调集各种旧料，以救燃眉之急。临潼县城北侧，有一座小型秦墓出土的砖，竟与秦始皇陵出土的砖，无论砖的尺寸、质量、纹饰，都一模一样，而且都有一种刻以“登宫水”的铭文[13]。在这种征用旧砖的过程中，可能有一部分原来用于修建俑坑的材料，因为人们看到俑坑中有一种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都带有“宫炚”字样的墓砖。这里，可以看出秦始皇陵与它左邻右舍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人认为，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陶俑，与俑坑中的陶俑，其服饰、规格等完全相同。其实，俑境中几乎所有的武士俑，都将长发编成一股股辫子，然后高高地盘结在头顶的一侧。但是上焦村一带的跽坐俑，情况与它完全有别：这些俑没有编成长长发辫的习俗，也没有打扮成歪偏头饰的嗜好。他们只将长发，梳向脑后的正中部位上，盘起圆形发髻，髻高不过头顶。
从俑殉代替人殉的过程来看，俑的形体，也经历了一个由大型到小型的不同发展阶段。俑坑里的兵马俑，与真人真马相仿，铜车铜马坑中的铜俑，已经是“小体型化”的；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马俑，更是“小比例尺”的了。这种由大到小的演变发展，意味着时代的差异和特点。
铜钺的年代---看来俑坑里一个个加工制作的真人大小的陶俑，与小型化和模制化的殉俑相比，它们的成形年代，就要适当的向前推移。根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销毁所有铜制兵器、以精良铁兵更新秦军装备的事实；根据五行之说，推行水德王“尚黑”的根本大法，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个以大量鲜艳服饰和大量铜制兵器出现的兵马俑坑，应该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尚未完全定制时期的东西。
在二号坑内，出土了一件铜质的钺，通长17.5厘米，厚约1～1．2厘米，在两侧近中间处，留有原来夹木柄的痕迹。钺，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斧形兵器，每当国君发兵时，在太庙都要举行隆重的授钺仪式，钺也因此博得了“王斧”这样一个神圣的尊号，被人们当作一种王权的象征。所以，钺的作用，不在实战，而在礼仪的地位，在于它具有王权背景的政治作用。
那么，俑坑发现的铜钺，是代表着哪个时代的王权和政治作用呢?《古今注》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它说：“秦改铁钺作锽，始皇制也。”在《开元礼录》中更为明确指出；“今乘舆之前，削木为斧，谓之仪锽，即所谓改铁钺作之者也，其制固皆承之秦。”这就是说，后世历代帝王乘舆之前所使用的木质仪锽，开创于秦始皇时期，是他下令改铁钺为木锽。
人们还不清楚吗?这种具有帝王威严的“王斧”，随着不同的历史时代，经历了一个由铜钺---铁钺---仪锽的发展过程，秦始皇时期的“王斧”，既不是铁钺，更不是铜钺，而是木质的仪锽。可以肯定，铜钺在秦始皇时期，没有它的容身之地，铜钺也不象征秦始皇的王权。
因此，有铜钺存在的兵马俑坑的建造年代，必定要提前到远远早于秦始皇的年代中去，因为在木锽之前，还有一个以铁钺为象征意义的王权时期。明确了这一点，对弄清俑坑的真实面目，是极其重要的。
獬冠的本源---俑坑里大多数武士俑，都有一种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头冠和发髻，它象一只羊角那样，隆起在头顶的一侧，具有一种异国的风姿，因为秦汉之后，再也看不到那个民族，有男子辫发盘髻的这种习俗。所以，有这么多男性武士，辫发盘髻的形象出现在俑坑，决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
《淮南子·主术训》记载：“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太平御览·卷六八四》里也说：“楚庄王好觟冠。”王充所著《论衡》一书指出：“觟者，一角之羊也。”獬冠上也是一只独角，所以觟冠和獬冠的意义相同[14]。这种在楚国相当流行的冠式，到战国后期消失了，所以在战国楚墓出土的殉俑中，已找不到这种形象。而在马王堆一号墓的许多殉俑，只在冠上直立一角形木棒，被人们当作獬冠的遗制。
这种与中原各国有显著不同的獬冠，既然在秦国都城出现，不能不认为是受到楚国遗风强烈的影响和渗透下造成的。在秦国历史上，只有从秦惠文王到秦庄襄王与楚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请看：秦惠文王的王妃是楚人，秦昭王的王妃也是楚人，秦孝文王的王妃还是楚人，她们都是历代秦王的母后，都享有操纵国事的特权。西安以往曾发现以“楚”字铭刻的瓦当，说明她们居住的是楚式的宫殿；秦庄襄王(子楚)朝见华阳太后，都以楚人装束，行以楚礼，整个后宫可说是“楚人”的天下。
这一切，对秦始皇而言，都已成为过去，他“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人”，他的大业是除灭六国诸侯，进而统一中国，“崇楚”的习气，从此一扫而光。公元前二二三年，秦将王翦、蒙武长驱直入，攻破楚国，楚王负芻，此刻作了秦始皇的“阶下囚”。
战胜六国之后，秦始皇以赵国君王的武弁大冠，偿赐秦军的将领、武官[15]。然而，俑坑出土的将军俑，头上仅仅有一顶扁平的小皮冠，与赵王式样的武弁大冠，不能比拟。这样，头顶獬冠的武士俑的制作年代，推移到秦惠文王与秦庄襄王之间，是合情合理的。
铭文的判读---在一些武士俑的身上，有许多用刀刻划的文字，如以阴纹印记的文字，计有“宫疆”、“咸令”、“成阳午”、“得”等几种，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以“ ”字形的铭刻。在《文物》1975年11期上发表的《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将它判读为“脾”字。显然，这是人们先把“ ”字读成“卑”字而引起的。
然而，“ ”字决不是“卑”字。因为根据容庚编著的《金文编》中所录的文字看，“卑”字有“ ”、“ ”、“ ”、“ ”等几种字形，没有一种与“ ”类似的写法；又根据徐文镜编写的《古籀汇编》中所录当时六国古文可知，“卑”字：也没有一种与“ ”相近似的写法，将“ ”读成“卑”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在现在收录的古文字中，很难找到单独出现的“ ”字的形象，只在汪静山所辑的《金石大辞典》中，有“ ”、“ ”、“ ”等合体字，才含有“ ”字的形象。俑坑中发现的“ ”，与“畢”、“華”等字下部的“芈”是完全一致的，因此“ ”字应当是合体字“畢”、“華”字中的“芈”字。俑坑中所见的“ ”字，也应当认为它是由“芈”和“月”组成的合体字。“芈”是一个楚国王族的姓氏。《史记·楚世家》记载：“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自季连的裔孙穴熊至考烈王熊元，共四十六王，以熊姓为王的有二十九代，前后延绵千余年，在楚人的后裔中，芈姓的存在是十分罕见。“ ”字的发现，给人们一个信息和启示，表明俑坑的建造，很可能与一个芈姓的楚国王族人物，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说文解字》里说：“芈，羊鸣也，……羊角也。无怪乎俑坑中会有那么多头戴楚式“獬冠”武士俑的存在，采用这种“一角之羊”的冠式，还能与这位“芈”姓人物完全无关?
芈氏的墓地---果然，在秦始皇陵东侧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型的墓葬，此人不仅与芈姓有着直接的联系起，而且还是秦始皇本人的先祖，她---不是别人，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曾经统治过秦国长达四十一年之久的秦宣太后。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四十二年，宣太后薨，葬芷阳骊山。”这一座秦宣太后陵的具体位置在何处?芷阳，是当时秦国的一个郡县，芷阳故城在今西安市的洪庆附近，即位于霸水之阳、骊山西端的白鹿原。《三秦纪》里说：“(白)鹿原东有霸川之西阪，故芷阳也。”秦昭王、秦庄襄王陵的位置，据《通志》记载：“在雍州新丰县西南三十五里”，也就是在白鹿原附近的地方。芷阳故城在霸水之西的白鹿原，但秦时的芷阳，辖地甚广，远不止霸水芷阳故城的范围。
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可见延绵数十里的骊山北麓，也是它的属地。《史记·正义》记载：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地方，与《史记·集解》记载的“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的秦始皇陵，相距很近。从两者的关系看，秦始皇陵在西，秦宣太后陵在东。
这座秦宣太后陵与骊山的关系又如何呢?李泰在《括地志》一书中，明确地记载：“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可见，秦宣太后陵与骊山相距二里左右，骊山在南，秦宣太后陵在北。雍州新丰县，即唐代雍州府所辖的新丰县治，它南距骊山十六里，东北又距戏水河十一里，按照《括地志》上标明的里程数字，可以确定秦宣太后陵的陵址，恰恰就在临潼县西杨村附近，也就是与兵马俑坑非常接近的地段内。其实，《西安府志》中对此也有确切地记载，它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说得也很遗楚：“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
《史记·索隐》记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芈氏，号曰芈八子是也。”又据《史记·樗里子列传》记载：“秦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可知芈氏，是秦昭王的生母，而且她还是一个“楚人”。
现在，人们已经在兵马俑坑的北侧，发现有一座很不寻常的秦墓，它的墓底距地面约十九米，墓室平面接近三百平方米，还有几十米长的斜坡墓遭。从它的墓葬规模来看，已远远超过上焦村附近发现的秦始皇的公子、大臣们的陪葬墓，相比之下，应该是一座具有更高等级的大型墓葬，如果今后将它发掘出来，很可能是这位出身楚国的秦宣太后的所谓芈氏陵。
归楚的车队---公元前306年，昭王年少即位，太后摄掌政事。中国女主专制，自此开创，有人将芈氏比喻为两千多年以前的慈禧，是相当切体的［17］。芈氏封其弟魏冉为相，号穰侯，任其同父弟芈戎为将，号华阳君，他们一伙人完全主宰着秦国一切军政大权。《史记·范睢列传》记载：“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有其王也。”秦昭王的处境，犹如垂帘听政时期的同治和光绪。芈氏生活穷奢极侈，私与戎王为乱，丢尽了秦国人的脸面。
芈氏和穰侯等人，尽情地搜刮秦国的奇珍异宝，《史记·范睢列传》记载：“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竟然超过了国家的府库。公元前二六六年，秦昭王六十岁时，在范睢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以和平的手段，接取了政权。太后虽然失去了参政之力，但仍然是一位太上皇式的人物，王儿对她决不能有半点的“不孝之行”。第二年，年迈的太后，在咸阳病逝，谥号“宣”［18］，说明秦昭王为太后，按最高的礼仪和规格，进行了极其隆重的安葬。
《战国策·秦策》记载：“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在临终之际，仍下令近臣殉葬，说明这时她还拥有很大的权力，也表明她对于自己的后事，曾作过安排。当年，秦武王之母，来自魏国，芈氏擅权后，武王母回归自己的魏国故地；与芈氏一起让出政权的穰侯，昭王也以辎车千乘，满载“宝器”让他出关，回归自己的封地“陶”［19］。秦昭王对于武王后和国舅穰侯，都能如此仁厚宽容，因此当人殉的要求未予满足的条件下，对于自己生身之母，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的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地，看来也是非常符合当时各国习俗风尚的。
既然，俑坑内不是一个作战的军阵，就不一定按正规的兵制，配置武士和武器，这时的秦国，是以铜制兵器为主，服饰也不以黑色为限，秦代推行一车六马制，在统一前的秦国，不受它的影响，秦惠文王以“驷’’为名［20］，可见当时实行的是一车四马制，那时还没有车同轨的规定，所以车舆尺寸，也不要求完全的统一。俑坑中所有用秦始皇的主属关系等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以秦宣太后的主属关系替代之后，都能得到令人信服地回答。
秦始皇是秦宣太后的玄孙，两人逝世的年代相距五十五年，因此作为一个陪葬用的这个俑坑的建造年代，也要比目前的流行说法，再往前推移半个多世纪。只有秦宣太后和她的芈姓家族才是俑坑的主人，而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尽管相距很近，却是两个互不相关的墓葬工程，秦始皇根本不是俑坑的主入，这应该是俑坑本来的历史真相。可以肯定，彻底弄清这一重要的问题，无疑会给今后有关秦史的研究工作，带来深刻地影响和极大地推进作用。
参 考 文 献
[01] 陈章、康定：《考古队里的年轻人》，《青年一代》1981年6期
[02] 袁仲一：《从“不祥之物”变成“举世之宝》，《旅游》1981年l期
[03] 秦俑博物馆编：《秦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1月版
[04] 袁仲一：《秦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05] 杨泓：《战车与车战---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一》，《文物》1977年5期
[06]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步卒和徒》，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07] 孝感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9期
[08] 吴镇烽、尚志儒：《陕西风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l期
[09]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3期
[10] 《史记·秦始皇本纪》
[11]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版，第154页
[12] 《汉书·高帝纪》注
[13] 赵康民、丁耀祖：《陕西临潼发现秦墓》，《考古》1965年5期
[14] 孙机：《深衣与楚服》．《考古与文物》1982年l期
[15] 《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冠服部》
[16] 何光岳：《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求索》1981年4期
[17] 马非百：《秦集史·昭襄王》，中华书局1982年8月版
[18]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一
[19] 《史记·穰侯列传》
[20] 《史记·索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