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天子失权，王纲解纽，周代的最高政治权力出现了真空，诸侯漫无统纪，起而互相兼并，进而发展为大国争霸，形成了取代王权的霸主政治，又称方伯政治。《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方伯政治是周代奴隶社会在衰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历史局面。周初，“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即天子分封诸侯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之家。天子在所分封的诸侯国中，委任王室功臣、懿亲为诸侯之长，代表王室镇抚一方，称为“方伯”。春秋时，王权陵替，霸业代兴，可以说正是这种方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诸侯强并弱、大吞小的兼并战争中，许多国家都遭到了覆亡的厄运。《荀子·仲尼》载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非子·难二》载“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有度》载“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十过》载秦穆公“兼国十二，（《史记·李斯列传》作“二十”。）开地千里”。而那些兼并了较多领地的国家，如秦、齐、晋、楚、吴、越等则成为实力雄厚的大国，彼此展开了激烈的大国争霸。
春秋时的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681 年齐桓公北杏会盟，开始称霸，前后凡八十九年。
这一阶段是诸侯互相兼并的混乱时期，在兼并中形成了几个区域性的“小伯”，即郑、齐、秦、楚。
郑在武公时就吞灭了虢、郐（kuài，音快）等十邑。郑庄公雄继承父业，任王朝卿士，依靠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三军武力，在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 年）首先削平了共叔段之乱，统一了内部。继之对外用兵，先后伐陈、伐宋、入许、败息、救齐，大败戎师。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 年）又在繻葛战败周桓王。一时之间，中原诸侯罕有其匹，号为“小伯”。但郑为四战之地，壤地褊（biǎn，音扁）小，无法向外发展，所以未能成为与齐、晋、秦、楚相匹敌的大国。齐为太公望吕尚的封国，西周时为东方大藩，有征讨“五侯九伯”之权。春秋初，仍未丧失大国地位。《国语·郑语》说：“及平王之末，……齐庄、僖于是乎小伯。”襄公嗣位后，首先伐灭了阻碍齐向外扩张的纪国，又灭郕（chéng，音成）、伐卫、伐郑、杀鲁桓公，保持了东方诸侯之长的地位。
楚本祝融姓的一支，早在周初已经建国。春秋初，楚君熊仪（若敖）、熊眴（蚡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积极向外扩张。楚武王熊通伐随，败郧（yǚn，音云）与蒲骚。楚文王熊赀灭申、灭息、灭邓，屡犯蔡国，势力伸展到河南南部。至楚成王熊恽时，更加紧北进，兵锋常临陈、蔡、许、郑诸国，势力深入中原腹地，是南方大国。
秦本西陲附庸小国。西周末，秦襄公将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始受封为诸侯，平王赐以陷落戎族手中的岐丰之地。襄公及其子文公，历时两代， 打败犬戎，“收周余民而有之， 地至岐。” 其后秦宪公（宁公）、武公又攻取西戎大片土地，在邽（guī，音龟）邑、冀戎、杜、郢等地设县，发展成为西方大国。
晋在春秋初期，由于曲沃叛乱，内讧不止，国力削弱。至周僖王四年（公元前678 年），僖王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允许组建一军，晋始起步发展。武公子献公积极对外扩张，先后灭耿、霍、魏、虢、虞，终成北方大国。
第二阶段，由公元前681 年齐桓公称霸，至公元前632 年城濮之战，前后凡四十九年。
这一阶段齐桓公称霸在前，晋文公建霸在后，是春秋霸业的高潮阶段。特点是齐楚、晋楚三国争霸。
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 年即君位后，即任命大政治家管仲为相，在国内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实行“参国伍鄙”制度，“作内政而寄军令”，重农业、通工商、治鱼盐之利，为霸业奠定了基础。
齐桓公称霸的特点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在“尊王”方面，公元前655 年，他召开了诸侯“首止之会”，安定了周惠王太子郑的太子地位；公元前652 年，他举行“洮之会”，安定了周襄王之位。公元前651 年，在“葵丘之会”上，推重周天子，甘居臣下地位，以约束诸侯。公元前649 年，王子带召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秦、晋伐戎救周。次年，晋为戎、周讲和，未获成功。齐派管仲“平戎于王”。“尊王”的旗帜使齐桓公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齐桓公的“攘夷”功绩，有以下几个突出事例：即救邢、封卫、救燕、服莱夷和伐楚。
齐桓公称霸三十多年，团结了中原诸侯，打击了戎狄势力，抑制了楚国的北进。他多次召开诸侯大会，尤其“葵丘之会”，重申了周代的一些礼制，促进了中原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是他霸业的顶点。孔子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是对齐桓公霸业的中肯评价。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 年），桓公死，齐因内乱因而霸业衰微。这时，中原诸国唯宋最大，宋襄公有贤名，遂奋起争霸。周襄王十年，宋襄公伐齐，立孝公。次年，又执滕子，杀鄫子，攻伐曹国，在诸侯中立威。随即转而向南对抗强楚。楚成王也想乘齐霸衰微，北上争霸。这就引发了宋、楚冲突。
公元前639 年，在诸侯“盂之会”上，楚人逮捕了宋襄公并讨伐宋国，后来又放了他。宋襄公不能吸取教训，于公元前638 年伐郑，楚救郑伐宋，双方战于泓水，宋军失败，襄公受伤。次年，宋襄公因伤病殁，称霸之梦遂化作泡影。
楚败宋以后，声势显赫，公元前637 年伐陈，与卫联姻，结好鲁国、曹国。公元前634 年，楚又伐宋、伐齐，占据齐国谷地。中原诸侯莫敢撄（yīng，音英）其锋。
公元前636 年，晋文公回国即君位，整顿国政，通商宽农，启用人才。他像齐桓公一样打出“尊王攘夷”旗帜，于公元前635 年出兵平定王子带之乱，安定襄王，获襄王所赐南阳之田，开辟了进出中原的捷径。数年之间，国势大振，遂扩编三军，进兵中原，与楚争霸。
公元前633 年冬，楚军围宋。次年春，晋出兵救宋，一路侵曹伐卫，然后联合秦、齐在城濮与楚展开大战，击败楚军，一举获得中原霸权。楚国北进势头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原诸侯一时纷纷离楚从晋，中原又出现了安定局面。
第三阶段，公元前632 年城濮之战至公元前546 年宋之盟，前后凡86 年，是晋、楚两强争霸的历史阶段。
城濮之战后，晋借胜楚之余威，雄踞北方，长期称霸。公元前627年，秦派兵长途奔袭郑国，企图在东方找到立足点，以染指中原霸权。但秦军在崤山中晋埋伏，全军覆没，三帅被俘。从此秦为晋所阻，终春秋之世，不能东进。楚虽在城濮之战中受到重创，但究属偏师折衂，并未影响国力，依然是南方大国，仍不断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尤其是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
公元前626 年，楚太子商臣弑父而立，是为穆王。穆王在位十数年间，灭江、六、蓼，积极自强。其时，晋灵公年少昏庸，霸业不竟。公元前613 年，楚庄王即位，更积极向外发展，先后灭庸和舒蓼。公元前606 年，进兵中原，借伐陆浑戎之机，“至于洛，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公元前609 年，晋国内乱，灵公被弑，成公即位。但成公即位不过数年便死。景公嗣立，六卿不和。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 年），晋、楚战于邲，楚胜晋败。楚庄王终于夺得中原霸权。
邲之战晋国虽败，但国力未衰，仍为北方强国。晋景公吸取邲战教训，奋力图强，于公元前594 年、593 年接连灭掉了身边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诸小国，国力有所壮大。
齐见晋败于邲，兴兵进犯鲁、卫等小国，又南联楚国，企图与晋分享北方霸权。晋、齐冲突再起。遂有公元前589 年的鞍之战，晋大败齐军。邲战十年之后，即公元前587 年，晋又在麻隧大败秦师。为了打破楚、秦联合的局面，晋采取联吴制楚的策略，派巫臣出使吴国，“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晋在灭狄、服齐、败秦、联吴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后，专力对付楚国。
周简王六年（公元前580 年），晋、楚出于长期斗争，双方都无法征服对方的考虑，提出了“修好结成”的愿望，并一度结盟于宋西门之外。但不久即在争郑问题上发生冲突，导致了公元前576 年的鄢陵之战。
鄢陵之战，晋胜楚败，晋在双方争霸中又占了上风。
鄢陵之战后，晋厉公宠信外嬖胥童，诛杀三郤，栾氏、中行氏又杀胥童、弑厉公。晋国内乱，公室衰微，六卿擅权。公元前573 年，晋悼公即位，修明政治，“节器用”，“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使国力恢复。公元前570 至562 年的八年间，九合诸侯，诸侯纷纷倒向晋国一边。又在虎牢筑城，迫使郑国服晋，兵威大振，三驾而楚不能敌，恢复了晋国霸业。
但是，晋国公室衰微的趋势已难于挽回，悼公争霸的努力虽成功于外，对内也只能求得安定。他始终不敢纠弹栾氏、中行氏弑君的案件，就是例证。
楚国虽未发生政权下移的问题，但多年的争战造成重重内忧，而不竞于晋。其两届令尹子囊、子木先后说： “当今吾不能与晋争” ，“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他们都厌倦了与晋的争战。而那些夹在晋、楚两强中间的中小国家，晋来服晋，楚来服楚，饱受战祸蹂躏，更希望和平，所以弭兵就成了当时大小国家一致的要求。
公元前546 年，晋、楚两国达成了宋之盟，晋、楚两强暂时停止了争霸战争，转而忙于各自的内部事务。宋之盟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它表明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进入了尾声。
第四阶段，由公元前546 年宋之盟至公元前453 年韩、赵、魏三家灭知伯而分其地，前后凡九十四年。
这一阶段是中原列国军权下移和东南吴、越争霸的历史时期。宋之盟后，中原诸侯的军权普遍下移于卿大夫，礼乐征伐大权已由前一时期的“自诸侯出”转变成为“自大夫出”。早在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557年），《公羊传》就说天下“信在大夫”，“君若赘旒然”。列国之君，有的被杀，有的被逐，不被杀逐者的权力也大为削弱。
晋在平公时，公室已卑微，“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六卿专权，政出多门，卿族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首先是范氏与栾氏斗争，栾氏失败，牵连被杀逐者数十家。至赵简子（名鞅）执政时，赵、魏、韩、知四家又掀起了同范氏、中行氏的斗争。这场斗争长达七年，牵涉五国，最后以范氏、中行氏失败告终。至春秋末，知氏最强，想兼并韩、赵、魏三家，反被三家消灭而分其地，历史也就进入了战国时期。
齐至景公时，政权下移，卿大夫的兼并斗争愈演愈烈。开始是崔氏、庆氏擅权，继而庆氏灭崔氏。栾氏、高氏又灭庆氏。不旋踵间，栾、高氏又为陈、鲍氏消灭。及景公死，陈无宇子陈乞联合鲍牧驱逐齐国守国命卿高张、国夏。齐简公时，陈乞又除掉简公近臣阚止，朝廷内外皆陈氏之党羽，姜氏之齐终为陈氏所取代。
其他国家，如鲁在文公时已失政权。《左传》昭公三十三年（公元前510 年）说：“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终春秋之世，鲁国政权始终在季孙、叔孙、孟孙三家手中；郑在穆公以后，权归七穆，即游氏、国氏、良氏、罕氏、驷氏、丰氏、印氏七家；卫国政权落入孙氏、宁氏手中；宋国政权落入华氏、向氏手中。
楚国的军权虽然没有下移，但楚灵王杀郏敖夺位，残暴不仁，引发内乱。平王得国后又诛杀大臣，宠信佞臣，国势削弱。昭王继位，令尹囊瓦专权，崇信费无极，杀大夫郤宛、阳令终，国家益乱。囊瓦又贪残索贿，囚唐侯、蔡侯。蔡侯遂于公元前506 年导吴伐楚、在柏举大败楚军，五战五胜，攻入楚都郢。楚国遭受了这次打击，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参与争霸事业了。
秦僻处西陲，自崤战以后，虽屡求东进，但均未得手，转而向西发展，渐次消灭戎、狄小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景公以后，长期与中原隔绝，书简有阙，史事已不可详考。
在大国忙于内争时，一些中小国家重又互相攻伐，中原秩序紊乱，致使时人有“无伯”之叹。
在华夏诸侯霸业衰微的时候，东南的吴、越两国迅速崛起，闯入中原，争夺霸权。
吴为太伯之后，地处东南，春秋初常附属于楚。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 年），晋采取联吴制楚方略，遣使通吴，吴由此强大。吴国发展的战略是先西后北，首先西进与楚争夺淮河中游两岸。公元前519 年，吴在鸡父（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大败楚军，攻占州来（今安徽凤台县），此后又连克淮河中游重镇巢（今安徽巢县东北），钟离（今安徽凤台县东北）。为稳定后方，公元前512 年灭徐，公元前510 年侵越，断绝楚国在吴背后布置的后援。于是加紧西进，围弦，侵潜，侵六，逼进楚国本土。公元前506 年借口救蔡，大举攻楚，在柏举破楚军，五战入郢，获胜楚大功。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 年），吴伐越，越王勾践在槜李大败吴师，吴王阖庐因伤而死，子夫差立。夫差二年，在夫椒大破越军，越王勾践被迫降吴。夫差稳定了南方之后，率军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公元前484 年，在艾陵大败齐师。公元前482 年，夫差又空国北上，与晋在黄池争霸，“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越乘吴国内空虚之机，攻入吴都，俘吴太子友，焚姑苏台。吴被迫撤军向越求和。此后，越连续攻吴，不到十年，于公元前473年灭吴。
越为东南“断发文身”之族，至越王允常时始见记载。晋联吴制楚获得成功，楚以联越伐吴作为对策。《春秋》昭公五年（公元前537 年）记载，越从楚伐吴，是楚联越伐吴之始。
越至勾践时始强。公元前496 年，越在槜李败吴师，阖庐因伤而死，夫差日夜思想报复。公元前494 年，吴、越夫椒之战，勾践战败求和，向吴请降。夫差采纳太宰伯嚭建议没有灭越国。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势渐强。公元前482年袭破吴都。公元前478年，越复攻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越在笠泽大败吴军，并进围吴都。公元前476 年，越又举兵攻吴，吴师败，退保姑苏山。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并有其地。
越灭吴后，“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越王勾践是春秋时代最后一名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