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改革，是春秋军事形势的一大特点。春秋军事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打破“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兵役制，扩大兵源。

周代实行国、野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把国家的领地自内向外划分为邑、郊、牧、野、林、坰等几组不同的地域。如《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国语·周语》说：“国有郊牧”，《周礼·地官·载师》说：“牧田任远郊之地”，都说的是这种制度。

周代的国野制是与分封制有联系的。周代的分封制渊源于氏族社会的部落征服。国人由周族成员及其拥护者构成，他们居住在国郊以内。野人居住在鄙野。在周代，国人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接受学校教育，充当政府官吏。“执干戈以卫社稷”，更是国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野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居民，不能参政、从军和接受教育，只能安于鄙野，为国家“治田供税”。因此，周代国与野、国人与野人的对立，事实上是奴隶社会“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

但是，春秋时期日益频繁的战争使军队对兵员的需求不断增加，“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所以，打破国、野界限，开始向野人征兵，就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来。率先冲破旧制的是晋国。公元前645 年，晋在韩原之战中败于秦，军队损失惨重。为重建军队对抗强秦，于是始“作州兵”。据徐中舒与蒙文通两先生解释，作州兵就是取消国人当兵的限制，使野人也服兵役。这种解释是对的。清代学者惠栋也说过；作州兵是晋国兵制的改易，晋国由此走向强大。

继晋国之后，公元前590 年，鲁国“作丘甲”。公元前538 年，郑国“作丘赋”。“丘”字，据《周礼·地官·小司徒》，它是与“甸、县、都”相联系的，都是鄙野居民组织的编制。所以，所谓“作丘甲”、“作丘赋”，无疑也都是向居住在鄙野的农民征收军赋。而依据周制，兵役和军赋是统一的。当兵者纳军赋，不当兵者不纳军赋而纳税。郑、鲁开始向野人征收军赋，自然也就开始向野人征兵了。所以，“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不仅意味着新的兵役制度的出现，而且也是新军赋制的出现。这个新的军赋制，据杜预注说就是“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晋、鲁、郑所创的新制，在春秋中期以后，似已为列国普遍接受。故《孙子兵法·作战篇》就以“丘役”两字概括当时的军赋制度。由上述可知，“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实是春秋时代兵役和军赋制度的重大改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国野界限，征召野人当兵，而且也促进了春秋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底层的野人通过服兵役取得了自由民资格，最后，和国人融合为一，演变成为封建社会中最广大的被压迫阶级——农民。

但丘赋制度还不是春秋时期军赋制度演变的终结。公元前483 年，鲁国又“用田赋”。这是一种按居民实际占有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征收军赋的制度，故以“田”字命名。而“丘赋”则是按居民行政编制单位纳赋的制度。由“丘赋”到“田赋”的改革，是由于井田制瓦解，村社人口大量流失造成的。据银雀山汉墓简书《孙子兵法·吴问》篇，春秋末年，晋国的中行氏、知氏、范氏、韩氏、魏氏、赵氏等六卿也采取了按亩论赋的军赋制。这说明“田赋”制在春秋晚期已经很流行了。

春秋时代军事制度的改革，当然远不止于兵源、兵役和军赋制三项内容，还有军事编制、军阵阵法、都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