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募兵的出现

募兵是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型军队。募兵与传统的征兵不同，征兵是依法服兵役制度，这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募兵是国家用金钱和其它物质条件雇佣的军队，是“赁市佣而战”的雇佣兵。募兵与国家则是金钱与契约的关系，有钱则战，无钱则散。

据《秦律杂抄·敦表律》记载，有“冗募”，即募集的军队。他们为国家服役，国家根据他们服役期限的长短和任务的轻重，给予报酬。双方签定契约，如果冗募背“致”，即契约规定的日期，提前返回，便要受到惩处。

据《荀子·议兵篇》，战国时也有“近招募选”，即以钱财而招募的募兵。荀子在评论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性质时指出“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又说他们“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这说明战国时列国雇佣“市中佣作之人”当兵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据《庄子·人间世》，有位叫支离疏的人，身体残疾，在“上征武士”时，可以“攘臂而游于其间”。这也可以说明战国时募兵的普遍存在。但是，战国时招募的军队规模很小，在当时的兵制中不占主导地位。

二、战国时期的骑兵

传统看法认为，中国古代骑术出现于战国，赵武灵王是介绍骑术入“中国”的第一人。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于省吾先生依据对甲骨文中的“先马”和“马射”等辞例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骑射早在殷代已经产生了。

《诗经·大雅·绵》中的“走马”一辞，顾炎武释为“单骑之称”，说明西周时期仍保持着殷代单骑的传统。春秋时，晋大夫赵旃曾以良马二，供他的叔父与兄弟做单骑，救了他俩。郑大夫子产听说诸大夫想杀公孙黑，忙从外地乘单骑而归。鲁大夫左师展也想乘单骑从齐回国。可见，春秋时也有单骑的习惯。

骑术虽然在殷代已经出现，并经历宗周、春秋数百年，但却没有发展成为骑兵部队，这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

首先，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殷周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个集政治、经济和军事为一体的农村公社制度。农耕民族的保守性，农村公社的封闭性都没有为大规模的骑兵的出现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

其次，中国古代的战争还保存着“结日定地”的原始形式，在大平原上排好方阵进行决战，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一次性的冲击。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骑兵的威力还不如车兵，“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所以在车兵盛行的时代，骑兵派不上用场。

其三，骑兵是一支灵活机动的力量，擅长散兵作战，可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而春秋时的战争规模小，时间短，机动性差等特点处处限制着骑兵的发展。

其四，骑兵要求将士有高超的骑术和良好的个人技艺。这对于非游牧民族来说，是需要长期训练和培养的。春秋时那种“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民兵制，也培养不出具有专门技艺的骑兵。所以尽管殷、周时代中国已有单骑出现，但它始终未能转化为大规模的骑兵。

战国时，由于农村公社瓦解，民兵制为常备军制所取代，由于战争规模和战争方式的转化，大规模野战和围城战的频繁发生，要求部队具有快速、灵活和突击性，这就促进单骑迅速发展成为骑兵。

最早建立骑兵部队的国家是赵国。史称赵为“四战之国”，周边强国林立：东南为齐、中山；南为韩、魏。西为秦、林胡，北为楼烦、东胡，东北为燕。林胡、楼烦、东胡号称三胡，是崛起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勇猛骠悍，擅长骑射，对秦、赵、燕构成很大威胁，赵国受害尤烈。

由于中国北部多山地，特别利于三胡的轻骑，而不利于中原的车战。赵武灵王为对付三胡的侵扰，毅然“变服骑射”，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胡人长处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

赵自建立骑兵以后，“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又“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赵国的骑兵部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列国望风景从，也纷纷建立大规模的骑兵部队。骑兵作为新兴的技术兵种，对骑士的选拔十分严格。《六韬·犬韬·武骑士》的标准是：年纪在四十以下，身长在七尺五寸以上，体魄健壮，超过常人，善长骑射，矫捷灵便，进退周旋，敢于“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凡被选中为骑士的，都享有很高的待遇。《六韬·犬韬·均兵》说，战国骑兵的编制是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但在山地作战时，也有编为三十骑一屯，六十骑一辈的。这也与步兵的编制大体相同。战国时步兵编制基本上采取十进制，是：“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在什、卒之间，经常还有“ 属” ， 为五十人。“ 卒” 也称为“ 闾”。据秦始皇兵马俑的骑兵方阵，则四骑一组，三组一列，九列一百八骑为一阵。可见骑兵的编制因地形或国别不同，也有差异。战国时列国的骑兵兵种作为步兵的辅翼力量，配合车、步兵深入长驱，绝敌粮道，追敌败兵，或袭击敌人之两翼，或掩袭敌之前后，成为了当时一支最活跃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