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墨子人格精神的研究，学术界侧重于墨子人格特征的研究，没有考察墨子人格精神的思想渊源，缺乏历史依据。墨子的人格精神是出自于多元化的思想基础：其源于尧舜禹之道、源于清庙之守、源于地域文化、源于实践而独创，通过探究墨子人格精神的多元化思想渊源，为墨子人格精神提供历史依据，以解决学术界对墨子人格精神历史根源的盲区。
关键词：人格精神 墨子 思想渊源
先秦时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以吃苦耐劳、热心救世的三代圣王作为榜样，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兼爱天下的胸怀、匡时救世的侠义风范、言信行果的务实作风等独特的人格魅力。墨子人格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人格似涓涓溪流，千年流转不息，有着恒久的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国家的前途茫然、命运未卜，为了救亡图存，其间的领袖人物均认识必须与人格的重塑、国民的觉悟相结合，正是基于这种唤醒国民人格精神和救国救民的需要，他们找到了墨子这一光辉的人格典范，作为重塑国民人格的榜样。当时许多学者重新弘扬墨子人格精神的价值，以墨子为典范，想以墨学来拯救处于危难中的中国。现代学者们结合现代社会发掘墨子的思想精髓，使其呈现出了新的活力。本文以人格精神为视角，探究墨子人格精神的思想渊源，为其人格提供历史依据，以解决学术界对墨子人格精神历史根源的盲点。
一、人格与人格精神
我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精神价值表现为人格，人格则是人的生命精神价值的实现。因此，人格往往与精神联系在一起。所谓人格精神，是指人的精髓、核心、本质、内在的灵魂和安身立命之处，既体现人对宇宙、生命的认知，也体现人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同时还表现在人的社会实践以及其人格。鲁讯曾感叹“人是要一点精神的”。在这里，精神往往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品格，并且带有积极、肯定的意味。当一个人不仅关注自身生存，而且还能够关注他人的生存、关注世界时，他的精神是高贵的。因此，人格精神是主体范畴的人的具体个性、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在其身上的凝结，它使人有着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生命力。
人格的功用和意义正是在于“给人们的自觉意识树立一个目标，使人们在人格修养上向着好的方向、向着完善人格的方向努力。”[1]墨子人格精神不仅是真与善的和谐统一，而且是在较高层次的人格理念指导下的人格模式，它对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塑造起着标尺和导向的作用，是做人的方向和标准，体现着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因此，墨子人格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
任何理论的出现都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总有一种外在的背景渊源承载着这种理论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此外，任何思想家的思想常常受制于那个时代的一般知识水准和思想状况，并与思想者本人的出身、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必须考察墨子的生平和生活的时代背景。
二、墨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与生平
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中国古代史上新旧交替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了变革与动荡的时期，而且还是中国文化繁荣、思想活跃的黄金时期。
周在灭商以后，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王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北山》）周天子实行世袭制和分封制，按血缘关系为王族成员分配爵位和官职，让他们协助管理政务，大封诸侯，赏其民，赐其土，形成了众多的诸侯国，使他们“以藩屏周”。这样一来，周天子对各诸侯国有相对的控制权，各诸侯国对周天子有服从的义务。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周天子受命于天，王权神授，是全国的中心，周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但是，到了春秋末战国初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土地开始出现，促进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最终动摇了原来王有形式的奴隶制土地制度。由于旧经济制度的变革，从而导致了政治领域中的大乱：周朝王室衰微，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各诸侯国不再听命于周天子。相反，各诸侯国却各自纷纷割地称雄，互相征战，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统治权力转移频繁，战乱残酷异常，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析骸而饮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现象。当时社会物资匮乏，统治者却奢侈浪费、横征暴敛，使老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总之，“周之子孙日失其序”（《春秋左传·鲁隐公十一年》），以周天子为“天下之大宗”的宗法等级政治体系四分五裂，出现了“礼崩乐坏”的乱世局面。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社会各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私营工商业、家庭手工业已经和官营工商业并驾齐驱，工官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职位，工奴也逐渐得到解放，原来由官府、宗族控制的工商业者转化为独立的手工业者；专门从事学术文化的知识分子，即“士”阶层的形成。其范围不断扩大，“士的崛起有两种类型，原属王官的知识阶层下移和原为下层士人的上升”[2]；私塾的出现，使“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的新观念、新理论不断产生，儒、墨、道、法、兵等诸子蜂起，从而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以儒墨两家影响最大，正是所谓“世之显学，儒墨也”。
墨子，名翟，出身平民阶层，生活于春秋战国之际，宋国人（一说鲁国人），自称“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人称“布衣之士”（《吕氏春秋·博志》）和“贱人”（《渚宫旧事》）。墨子是个手工技艺精湛的工匠，他曾作过宋国大夫，与鲁国、宋国有着比较深的渊源。
墨子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平民思想家，是由庶民上升而成的士。面对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博学多才的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他把兴邦治国、救世济民作为最高目标，提出自己的主张，意图整合失序的社会，探索新的出路，以构建“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为此，墨子广收门徒，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
由于墨子出身平民，又因时代环境的影响，最终使他成为平民的代言人。因而，墨子深知平民阶层的意愿。历史一再证明，平民的基本要求非常简单：一是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有利于他们安心地从事生产；二是保护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是他们生存和维持生产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两个基本要求却难以实现。春秋战国时期，民众不仅饱受战争之苦，而且还承受统治者奢侈淫逸生活所带来的重负。面对动荡的社会、苦难的民众，墨子学说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维护平民阶层的利益。
对社会和人类进行反思后，墨子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秩序的合理运行，在于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这种人格的自我完善，既是人类社会秩序合理运行的枢纽，又是社会制度稳固的保证。为此，墨子以匡救时弊、兴国安民为己任，著书立说，积极奔走、周旋于列国之间，宣传并亲身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子对现实生活给予积极关注与思考，映现出鲜明的忧患意识、入世风骨及救世精神，展现了墨子那种新兴士人崇高而又独特的人格品位。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使士大夫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再像巫史那样全然依附王室，而赢得了相对人格的独立”。[3]
三、墨子人格精神的思想源渊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跟前人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都是利用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从而表现出思想上的继承性，墨子的思想也不例外。墨子虽出生于工匠家庭，但自幼聪慧好学，遍读百国春秋，墨子思想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探寻墨子思想的渊源，便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人格精神的实质和精华。《庄子·天下》说墨子“好学而博”，墨子人格精神的渊源具有多元性并不稀奇。
首先，尧舜禹之道。墨子喜称尧舜禹汤文武等古之圣王，《墨子》书中提到尧舜禹汤文武14次，禹汤文武9次，文王8次。“古者圣王之事”即圣王之传说，墨子在构建其思想体系时，言必称“三代”，动不离“圣王”，用商周典籍与传说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墨子·贵义》：“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墨子以是否符合三代圣王之道为准绳。所以，墨子把古代圣王树为推崇的典范，通过托古者圣王之事，借尧舜禹汤文武圣王之道，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墨子人格精神的创立赋予了传统的权威。
《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士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这些史料说明韩非和司马谈都认为墨子思想源于尧舜，并受尧舜的影响。墨子学尧舜之道，以尧舜为楷模，体现了劳身苦心、牺牲自我，言行一致，热诚救世的崇高精神。
源于夏禹说，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墨子》书中所提禹者多达56次。孔子推崇周公，墨子标新立异，效法传说中的夏禹比周公更古老。《庄子•天下》记载墨子对大禹的礼拜和信服，其中说：“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踽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淮南子•要略》也记载：“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耒锸，以为民先……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与此同时，《墨子》一书中对禹的赞美较多：“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 （《墨子·法仪》）“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墨子·天志上》）等等，这些史料说明了庄子和《淮南子》都认为墨子思想源于夏禹，夏禹严于自律、节俭勤勉，墨子用夏政，这正符合了小生产者为人处事的要求。因此，墨子自苦为义的品质和大禹思想确有相承性。同时，墨子效仿大禹吃苦耐劳、热心救世的作风，说明了墨子更注重学大禹之精神，学大禹以天下为己任，只讲奉献不讲享受，体现了自苦为极的精神。墨子这种为天下兴利除害、施予天下博大之爱的人格与大禹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源于清庙之守。墨子人格精神的内涵与仪礼之学有密切联系。《吕氏春秋·当染》中曾经记载了一则故事，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汉书·艺文志》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汪中《述学》谓：“墨学本于巫、史，《吕览》：“墨子学于史角之后。”“史角”、“清庙之守”都是指古代执掌郊祀之礼者，即祝史。商周时期，人人崇拜上天、注重祭祀鬼神，那么，墨子思想受到商周占统治地位的上帝、鬼神观的影响就不足为奇。总之，“清庙之守”的尚俭节用、崇祀尊鬼等学说都给墨子的人格精神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尊天事鬼的思想，成为墨子人格精神中的终极依据。
再次，渊于地域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4]地域特征对墨子的人格精神也有着很大影响，使其人格精神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墨家学派的兴起，是以墨子为中心，在其讲学、游仕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据孙诒让考证，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郑，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5]。墨子活动的大致范围是：以宋为中心，东北至齐，西北至卫与郑，东南至越，西南至楚。所以，墨学的最初兴起是在鲁、宋一带，后来才向四方传播和流布。《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墨翟“宋之大夫”，《汉书·艺文志》也写到：墨翟“宋大夫”，清朝学者俞正燮说：“墨者，宋君臣之学也”。这些史料说明，墨子曾在宋国为官，其活动中心是在宋国，这意味着，墨子的人格精神深受地域文化尤其是宋文化的熏陶而形成的。
宋国地处黄河下游地区，在上古的文化区域中，属于东夷文化的区域。宋国原是商王纣之兄微子启的封地，国内保存了殷商的不少风俗，这地区居住着殷商、虞夏等族的后人。在宗法关系很强的上古时代，宋国的习俗通过家庭、家族的途径影响了墨子。《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特别注重天神、鬼神的信仰，类似后世所谓 “神道设教” 的思想，用以辅助政治的不足。故此，刘师培指出：“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习于愚，故墨子尊天明鬼之说得而中之，墨家节用薄葬之说由此起。”[6]冯友兰也认为，“宋人以愚著称”[7]。因此，墨子的损己救世，以自苦为义，摩顶放踵利天下的行为，在一般人看来是愚，然而，这正是宋人代代遗传的性格。因此，只有在宋国这样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下才能产生墨子独特的性格。
而且，宋国在春秋战国之际是一个小国、弱国，又处在楚晋争霸的必经之地。由于战争不断，这使宋国的生产荒废，民不聊生，所以宋人特别渴望和平。宋国这种民俗与民风造就了墨子强本节用的主张，和平非攻的思想。《庄子·天下篇》描绘墨家学派的特点时说到：“不侈於后世，不靡於万物，不晖於数度，以绳墨自矫……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子那种质朴坚忍的作风与宋地域文化是相近的。
最后，渊于实践而独创。墨子早年曾学习儒家学说，此点前人有明确记载。《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墨子因儒学、周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终于“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子目睹了诸侯争霸，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王官贵族奢侈挥霍、荒淫作乐的现实。面对现实，墨子积极参加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广泛接触平民，深知劳动人民生活的艰难。在此过程中，墨子以小生产劳动者的立场来衡量、判断、肯定或否定当时的社会生活现象，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主张。葛兆光这样评价：“墨子一系则属于十分坚定的现世实用主义，他们有一种极为实用的思路，为了‘富裕’、‘繁庶’、‘安定’，为了消除三大忧患，那种理想中的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可以取消，一切围绕着实际社会的现实问题展开思索，……他把思考的基础放在现世的合理性上。”[8]
墨子非常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根据社会生产实践和自己的人生经验，提出了“尚力”和“强”的观点，指出“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他认为，动物的生存依据它们的本能，人的生存在于主观努力或能动的实践活动。墨子还否定了“天命”论，“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墨子·非儒下》）。在墨子看来，听天由命，必使国贫民弱，此为天下大害。墨子指出，作为主体的人，应当反对听天由命的怠倦情绪，要努力从事实践活动，必须做到“强”。这些思想都与墨子亲身的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些实践活动构成墨子思想源泉的一部分，对其人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墨子人格中言信行果的践行精神打下基础。
清朝人汪中指出：“墨子者盖学焉而自为其道也……则谓墨子自制者是也。”[9]他认为，墨子未尝“援人以重”，墨学自成一家，墨子思想是墨子独创的。方授楚也认为：“墨学由墨子时代、环境、出身，及个性所决定而非墨子以前所有，……墨学乃以前所无，由一人倡导而成，诚所谓‘开山祖师’。其伟大何如！”[10]
由此可见，墨子站在平民阶层的立场上，通过吸收古代典籍的精华，借鉴古代圣王尧舜禹的思想，从而形成独特的墨子人格精神。墨子人格精神的形成，标志着一个认识自我而立德、立言、立功的新型人格的出现。墨子的人格精神，既符合时代需要，又超越时代人格的内涵，为平民阶层提供了一种立身处世的新的价值取向。
注释：
[1]王杰．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32．
[2][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0、39．
[3]冯天瑜．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J]中国文化研究，1995（春之卷）：79
[4]陈卫平．略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 [J]．文史哲，2005，（1）：14-16．
[5]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1956：405．
[6]刘师培．刘师培学术论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35．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109．
[9]方授楚．墨学源流[M]．北京：中华书局印行民国26年版：73．
[10]蔡尚思．十家论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