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春秋战国间晋国人。豫让先后给范氏、中行氏做家臣，都是默默无闻。直到做了智伯的家臣以后，才受到重用，智伯对他很尊重。后来智伯向赵襄子进攻，赵襄子和韩、魏合谋反而将智伯灭掉了。

　　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去行刺赵襄子。为了行刺方便，豫让不惜把漆涂在身上，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吞下炭火使声音嘶哑，使自己的相貌不可辨认。在最后一次行刺又失败后，被兵士围住。豫让知道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了，就请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一件，让他象征性地刺杀。赵襄子满足了他这个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豫让拔出宝剑多次跳起来击刺它，仰天大呼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大家知道豫让的故事，一般是从《史记》而来。作为一个普通的家臣，能让司马迁专门为其列传，就在于豫让自己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并且能勇敢地去践行。在《史记》中，司马迁把豫让归之于刺客类。我个人认为，所谓刺客，即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江湖异士。作为刺客，既要神秘，更要武艺高超。豫让，既不神秘，也不武艺高超，更不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以现在眼光来看，归于刺客一类，有点委屈。

豫让对自己的言行定位是国士，“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对此，方孝孺在其《豫让论》中给予否定。他认为国士应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豫让“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虽然方孝孺对豫让有些过分贬低，但是论其智识，豫让确实是不够称之为国士的。

对于豫让，郭沫若先生的“在昔有豫让，他是义侠儿。”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豫让做到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应该属于“侠”。

当然，豫让的这种“侠”的行为，时至今日我们已没有必要再去东施效颦了，但以“侠”的眼光看待豫让，从他的身上，有三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是责任意识。我们应该对我们获得的一切，有一种感恩的心理。有感恩的心理，你就会明白你的一切不是必须给你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既然获得了，并且享受着这种获得，我们感谢别人，就应该为给予我们这些的人去分忧解难。一个有良心的人，必定会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二是淡泊情怀。如果你没有淡泊情怀，你就会觉得，你所获得的太少，总觉得命运、别人对自己是苛刻的，是不公平的，你也就不会有强烈的当为天下先的责任意识。如果你没有淡泊情怀，你就舍不得放弃或者损坏你所拥有的。对于侠客来说，最宝贵的生命都可以献出，但是对于你来说，可能分毫钱财都不肯花费，因为别人在你眼里都是渺小的。你永远像手电筒一样，是照人不照己的。你也就像蜗牛一样，整天背负着名利的壳爬行着。

三是进取精神。许多时候，想承担责任，履行自己的承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的是毅力。在有些人看来，可以绕道走的荆棘路，恰恰就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因为绕道走，你演绎的就是另一种人生。荆棘遍布之地，往往就是壮阔瑰丽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