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史记·刺客列传》中豫让的故事，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两个感觉：第一个是书面的，传统的：感慨于豫让舍命为智伯复仇，用生命捍卫智伯的尊严的英勇事迹，被他的忠实勇敢的精神气质所触动。另一个感觉是在心中默默念叨的，豫让怎么就这么傻呢？每次他都没有一套详细的刺杀计划，以至于每次都是虎头蛇尾地失败，自己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可这些巨大的牺牲却因在细节上的疏忽而功亏一篑，着实让人感觉可惜，真想拍一下豫让的脑袋质问他一句,你怎么就不能多动动脑子！更让人费解并哭笑不得的就是故事最后豫让“请君之衣而击之焉”，这一因着对形式正义的病态迷恋而产生的愚蠢行为让人哭笑不得。

本文不想从第一中感觉的角度来赞扬豫让的精神气质，而想从第二种感觉入手来简析豫让刺杀赵襄子为什么会失败。

许多古书中记载的古人的行为许多都让我们觉得可笑，有些甚至转化成为了寓言，供小孩子引以为戒，但在古代，掩耳盗铃，守株待兔，此地无银三百两之类供现代小孩子警戒的蠢事的确都是成年人干出来的。这是为什么呢，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便可解释，因为古人是早期人类，他们的大脑思维发展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他们接受的思想和对世界的认知程度也远落后与现代。

在众多被记录并流传下来的故事中，最具有认识价值的是“守株待兔”，因为从某个角度看，农夫无疑是聪明的，他至少对一种可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并进行了较为复杂的推理，从而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抽象。它准确勾勒了早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典型的经验主义，初步的抽象思维能力。接下来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时期，是古人尝到了思维的快乐的时期。从“此地无银三百两”到隔壁阿二不曾偷”，这事古人由单向思维，直线思维，向逆向思维，多向思维过渡的一个里程碑。最伟大的进步出现在“朝三暮四”“尔虞我诈”的时代，这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已经成型，在以后的时代里中国人的思维就只有完善，而没有质变的空间了。

——《趣读史记·十大悬案揭秘》

可见，身处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出现的种种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思维方式，或者称为“短路思维”“缺根筋思维”也是可以解释了，春秋时期人的大脑思维系统还没有发展健全，很难要求豫让从逆向思维，多向思维，假设思维多元考虑行刺行为的可行性，更不可能要求他制定出一套周密详尽的行刺计划了。反之，我们倒应该肯定其假扮厕所工，把自己伪装起来的思维活动了。

其次，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决定了豫让行刺失败的必然性。虽说学术界对于中国究竟何时进入封建社会还有很大的争论，但是最普遍的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当然，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必然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两种社会形态的过渡阶段，因此兼有两种社会的意识形态。用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便很容易解释豫让就凭智伯对他的“国士之礼”就甘愿为他献出生命——因为他心中的奴性思想。智伯作为贵族，以国士之礼对待一个低贱的下士，已经足以让豫让受宠若惊了，因此他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就可以解释豫让为什么没有详细地安排一套计划。因为他当时抱定的就是一种“杀身成仁”思想，根本就没有想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只是想为主人报仇，最高尚的结果，就是为主人献出自己的性命，以勇敢忠实的精神气质流芳百世。从某种角度来说，豫让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刺客而只能算做一名杀手，因为他自己成为了为了实现自己心中单纯理想的工具，刺客是有思维的，而杀手，只是一只手而已，仅仅是没有思维的器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