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窃符救赵》是《史记》人物传记名篇之一。文中写信陵君听说魏国有一个叫侯蠃的穷隐士，立刻去用财物接济他，遭到谢绝后，对侯嬴很是器重，“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其礼遇之高，不仅表现在赴会的宾客地位，“皆魏宗室将相宾客”，更表现在魏公子信陵君对侯嬴态度的谦恭上。侯嬴提出要公子“枉车骑”去拜访在市中当屠夫的朋友朱亥，公子就“引车入市”，在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以及家中客人“待公子举酒”的惰况下，耐心等着侯赢与朱亥谈话。在宴席上，公子将侯嬴向魏国的头面人物一一加以介绍，“酒酣之际”，又特地走到侯嬴面前，举起酒杯为他祝寿。一般认为，这段描写，是公子好客的典型事例，表现了信陵君“仁而下士”、“不以富贵骄士”的品质。诚然，这段描写确能突出信陵君的性格，又为后文的“窃符救赵”张本。但细细分析，不难发现信陵君如此厚待侯嬴的内心深处，还有一层不宜说出的用意，即借厚待侯嬴，制造一些好士的广告效应。
信陵君生活的战国时期, 各诸侯国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以逐鹿中原，兴起了前所未有的养士之风，养士的数量以及士能力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国实力的一个标准。魏国就是因为信陵君“贤，多客”，诸侯才不敢“加兵于魏十余年”。因此，士的身价大增。如何将优秀的人才延揽到自己门下，已成为统治阶级认真考虑的问题。统治阶级内部，也必然存在着争夺士的激烈斗争。侯嬴为信陵君所知的时候，年七十, 已是“中寿”，到了被秦穆公视为“尔墓拱矣”的年令，而才华又不外露，无一功一业可作引起信陵君重视的资本。信陵君“往请”，“欲厚遗之”，这样的礼遇已足以表现他“仁而下士”的品德，即使侯嬴谢绝，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帮助他，而至于要“置酒大会宾客”，“待客坐定”，才亲自驾车带人去请侯嬴，让侯嬴坐上座，又在魏宗室将相宾客面前“遍赞”，似乎未免小题大做，过于张扬。当然，侯嬴后来在“窃符救赵”中所起的作用，确实可称得上是奇士，但当时才华并未外现，信陵君内心里并没有特别地看重侯嬴，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信陵君在平原君的多次求救下，为了获得魏王同意出兵救赵，曾请“宾客辩士说王万端”。“宾客辩士”并称，恐怕人数不在少，这其中却没有侯嬴。最后无可奈何，信陵君“计不独生，而令赵亡”，召集门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这么一个重大的决策，事先也未跟侯嬴商量，只是在率车队出发经过夷门时，才顺路去拜访侯嬴，目的不过是告别，希望从侯嬴那里获得“一言半辞”的安慰，并无其他的要求。由此可见，魏公子当初的用意，不过是想借厚待侯嬴，扬自己好士的名声，让天下人知道，侯嬴这样年老无多大名气的“隐士”，都能受到信陵君如此的礼遇，天下有才能之士，谁不跃跃欲投于魏公子门下？这也是燕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之意。郭隗如此受尊重，“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果然，后来士争着“趋燕”。魏公子的用意，司马迁也非常明白。在信陵君去看侯嬴，“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而侯嬴仅说了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引起信陵君的不快时，借信陵君之口，说出了厚待侯嬴的良苦用心；“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大莫不闻”。看来，使“天下莫不闻”，正是魏公子要达到的效果，如真正完全是出于对侯嬴个人的尊重，便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这种效果，侯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信陵君手中的广告牌。
侯嬴修身洁行数十年，凭多年的阅历，岂能不明白信陵君的内心？所以魏公子驾车“虚左”以待，他也就“当仁不让”，“直上载公子上坐”，从而也就有了后面要求公子“枉车骑”访问朱亥，和朱亥在集市中大侃，而将信陵君晾在一边的惰节。侯嬴这样做，固然有投其所好，加大公子“仁而下士”炒作效应的用意，另一方面，也有借此“微观”公子的目的，看公子待士究竟多大的诚意。魏公子“颜色愈恭”，“色终不变”，经受了侯嬴这一考验。如果说侯嬴在此之前的行为不过是逢场作戏，至此才真正为公子“不以其富贵骄士”所折服，有了为公子驰驱效力的想法。这一点，侯嬴也坦率地对公子表示过，“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以观公子”，是“以之观公子”的省略，侯嬴的行为，“观公子”是其真正目的，“为公子”尚在其次。尽管如此，信陵君终究还是赢得了侯嬴的心。
说信陵君把侯嬴当作广告牌，并不见得有损信陵君的形象。信陵君对侯赢的谦恭，在市民前为侯嬴“执辔”，终究不是一般的“公子”所能做到的。当时养士名气最大的战国四君子中，据司马迁评论，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太史公自序》）究其原因，恐怕还在养士的目的上。司马迁认为，“三公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君好士也，以存魏也”。这一段话，道出了信陵君与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三公子养士、待士的不同之处。“存魏”心切，所考虑者必深，也就很少顾及个人的得失了，唯其如此，难怪司马迁在四公子中最推崇信陵君，特地亲往魏都大梁废墟，叩问其遗事，为之感慨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