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兵学的历史命运:回顾与启示


Blueski推荐 [2009-5-28]
出处:人文自然网
作者:吴如嵩 宫玉振
 


    中国传统兵学的辉煌时代,毫无疑问是在春秋坛国时期。《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了》、《六韬》等一系列的兵学经典著作,都是在这个大动荡的时代诞生的。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巨著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突破的时代,也是一个兵学获得空前的创造性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兵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与基本性格,都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中国传统兵学的成熟时代,则应该是在宋代。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以《武经七书》的编纂为标志,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五部兵书,加上汉、唐所产生的两部兵书《三略》与《李卫公问对》,中国传统兵学最终确立起了自己的经典。这是兵学取得成熟形态的最好标志。尽管明清时期不断有兵书出现,但是在总体的军事理论上,却没有动摇《武经七书》的地位。相反,这些时代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兵书,大多数只是以非经典性兵学的地位,构成了对《武经七书》的补充。
 
    明清时期,正是西方近代军事学从孕育、突破到最终确立自己的地位的时代。以火器的大规模使用为契机,在明清的非经典兵书中,同样也蕴含了新的军事理论的萌芽,如海防理论,如火器制造与使用理论,兵要地理理论、军制理论以及训练理论、阵法理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兵学内部本身也包含着新的生长机制,包含着向近代转型的潜在可能。然而这些代表了兵学发展方向的萌芽,最终却并没有酝酿出新的兵学经典,传统的经典兵学体系也因此而并没有被突破。新的因素包含在旧的体系之中,直到鸦片战争之前,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从军事技术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的军队仍然处于冷兵器与旧式火器并用的时代,过渡性的军事技术只能产生过渡性的军事理论,对传统的兵学经典,也因此只能产生局部的而非整体的影响;就战争实践而言,明清时期的战争,依然是传统的战争形态:战争的起因是传统的,战争的对手是传统的,战争双方的战略战术也是传统的。传统的战争,不可能提出革新传统兵学体系的需求;就兵学本身的发展而言,以《孙子》为代表的经典兵学体系,在理论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宏观性与适应性,言理不言事,言道不言器。除非“事”、“器”的变动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否则,其经典的地位就不会受到动摇;就文化环境而言,明清时期的主导性政治思想依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自然科学理论的基本范式也依然是阴阳五行理论,尽管明末清初一度出现过启蒙思潮,但其力度远远不足以对兵学的发展产生根本的影响。因此,明清时期的中国兵学,也就更多地是传统兵学的延续。

    在近代,中国传统兵学终于受到了真正的考验。用李鸿章的话来说,近代中国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近代军事技术和近代战争样式的冲击面前,中国传统兵学的不适应性暴露无遗,中国传统兵学体系也由此走上了解体的不归路。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深切体会到了“技不如人”的现实,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主张。传统经典兵学的神圣地位开始发生了动摇。另一方面,对于当时上海制造局刚刚翻译出版的《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行军测绘》、《防海新论》、《御风要术》等西方兵书,却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注明“皆极有用”。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开始了它的近代转型,然而与西方军事学的内源式的转型不同,中国传统兵学的转型,是在西方军事力量的冲击下开始的,并以大量引进西方军事理论为其表现形式。到20世纪初叶,这个转型基本完成。《战略学》、《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等反映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思想的著作,基本取代了《武经七书》的地位。这个取代与被取代的过程,仅仅用了不过10余年的时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干多年的传统兵学,似乎一下子便成了昨日黄花。与此相关的是另一种倾向,就是对西方军事理论全盘照搬,甚至追求一字一句“务与西书吻合”,不敢丝毫走样;有的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味强调“非攻不可也”;有的连“战争者,国家致富强之要点”这样的观点也照搬不误。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兵学家意识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巨大潜在价值。1905年前后,一位名叫黄巩的学者在他的《孙子集注》中,提出了一个意义十分深远的问题。他说,如果能把孙子的理论与西方的近代战法结合起来,神而明之,那么“必能更有出于西法之上者”。而著名的兵学家蒋百里也开始从现代军事学的视角,开始了对《孙子兵法》进行注释的工作,并开启了传统兵学研究的“新注释之风。”进入民国之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的价值进一步为国人所认识,随着对西方军事理论理解的深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问题,兵学家们又开始从对中西两个兵学体系进行比较的角度入手,来揭示中国传统兵学所独有的文化价值。中国的民族性是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兵学,也“处处流露着和平的思想”。这和“列强以侵略主义出发的兵学”是极为不同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兵学“所以大放异彩的要因”。中国传统兵学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用兵的最高原则,是王道主义的兵学;而西方兵学以“直接歼灭敌人”的歼灭主义为用兵的最高原则,是霸道主义的兵学。中国传统兵学讲究“上兵伐谋,其次代交,其次代兵,其下攻城”,西方兵学停留在“其次代兵,其次攻城”的层次,是不健全的。

    这些认识,不免有简单化的倾向,但基本上还是把握住了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及其价值。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兵学的优秀遗产,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精华,在中西方兵学的交流与融合中,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兵学体系,也就成了兵学家们的共识。

    而建立新兵学体系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学体系,既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对中国传统兵学文化批判继承与发展的产物。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精华,在这个新的体系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兵学在西方的命运,同样遭遇了大起大伏。中国传统兵学传入西方,是在18世纪。中国传统兵学传入西方之后,西方军事学正处于“理论的贫困”时期,因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以其理论上的早熟性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然而,进入19世纪以后,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的诞生为标志,西方近代军事理论体系牢固确立了起来,而中国传统兵学则遭到了冷落。同时,整个19世纪,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上“凯歌行进的时代”,西方人对于自己的文明充满了自负,对西方以外的文化,却一律斥之为“野蛮”,加上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战争中,腐败的清朝军队不堪一击,西方对中国传统兵学的态度,也就甚为鄙视。

    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将西方军事思想的缺陷暴露无遗。以西方人对克劳塞维茨以来的军事理论进行反思为契机,中国传统兵学的价值,又一次表现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利德尔·哈特对拿破仑战争以来的西方军事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他确信,“在战争中发生无益的大规模屠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的指导者固执于错误的军事教条,即克劳塞维茨式的对拿破仑战争的解释”。一战结束不久,利德尔·哈特即发表文章,呼吁对“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加以重新审查”。正是在对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清算过程中,利德尔·哈特发现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在战略思维、战略价值观上的重要启发意义,并由此提出了“间接路线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当西方战略体系面临着严重的“崩溃性危机”的时候,美国人又想到了孙子,并受孙子的“全胜”战略的启示而制定出了所谓的“孙子的核战略”。美军的作战指挥理论,也从《孙子兵法》中吸取了很多东西,以至于澳洲军事作家小莫汉·马利在展望2l世纪的军事理论发展时这样预言:“正如19世纪的战争受约米尼、20世纪受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影响一样,2l世纪的战争,也许将受孙子和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的影响。”

    与近代中国人是被迫接受西方军事理论不同,以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人,却是主动地来引进中国传统兵学的。如果说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一个传统的兵学体系的解体,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却并非如此。现代西方的军事理论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体系,中国传统兵学的西渐,并没有形成对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全面冲击,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为对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修正。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军事理论对中国传统兵学的吸取,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低层次上——如武器、如编制等——进行的,而是借鉴的中国传统兵学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

    与西方军事学相比,中国传统兵学之所以在今天依然还有相当的生命力,正在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其对战争基本规律的揭示这三个层面上,这也正是传统兵学的现代价值所在。

    就价值观念而言,中国传统兵学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揭示和创造了不朽的作战通则,更在于高举义战、慎战的旗帜,反对穷兵黩武。中国传统兵学强调的是战争必须服从社会道义的法则,而不能仅仅是为了伸张一己之利。军事暴力的运用必须接受人类道德的约束,而不能变得没有限制。军事学并不应该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相反,军事学必须有深沉的人道情怀,只有这样,军事学才能给人类的军事行为指出正确的方向,军事学才能成为一门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富于理性的科学。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人道丰义与和平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尤其值得高扬。

    就思维方式而言,注重从总体上进行宏观的思考,是中国传统兵学的一大特点。两方军事学的理论基础是逻辑思维,西方的军事术语也是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的。与中国传统兵学相比,西方军事思想具有偏重微观的思维特征,强调具体的操作,缺乏长远而宏观的战略意识,这是其明显的缺陷。中国传统兵学的理论基础,是以辩证法为主体的、经验的、非形式逻辑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固然有其弱点,然而与形式逻辑相比,它注重对事物进行整体的、动态的把握,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与形式逻辑相比,它更适于从主体的角度来反映和驾驭经验知识,反映和驾驭现实矛盾运动,具有深谋远虑的全局意识和远观意识。这是中国传统兵学的灵魂所在,是中国传统兵学的长处所在,也是中国传统兵学给我们所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的。

    就战争基本规律的揭示而言,在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传统兵学所揭示出来的一系列命题以及独特的范畴,以其深刻性、包容性与涵盖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所揭示出来的战争基本规律,如知彼知己、避实击虚、奇正相生、先为不可胜、致人而不致于人等等原则,以其超越时空的真理性,对今天的战争指导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即使是在军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其不可轻视的生命力。还要看到,“上兵伐谋”、“兵贵胜,不贵久”、“柔弱胜刚强”等命题,对于现代人深入思考和全面领悟战争的哲学本质,更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上三个方面,应该是今天传统兵学研究的基本着力点。文化需要交流,需要碰撞,中国传统兵学的现代价值,只有同西方的强势文化相比较,相融合,相竞争,才能真正凸现出来。同时,也只有在文化的交流、融合之中,传统兵学才会在对自我的反思与扬弃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兵学研究,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宏大的视野,开阔的胸怀和创新的意识。

    作者:吴如嵩,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军事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宫玉振,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