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战争思想述说


Blueski推荐 [2009-5-28]
出处:人文自然网
作者:曹胜高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一直以“仁爱”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基础,反对不义战争,从孔子对季氏的抨击到孟子对齐宣王的委婉劝讽,以及荀子在齐国所推崇王道,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对和平安定的国家秩序的向往和其对战争的厌恶态度。相比较而言,儒家不像兵家、阴阳家、法家以及纵横家那样,希望通过战争行动实现或达到政治目的,甚至也不如墨家、道家重视战争的作用,更侧重通过论辩、示范来使统治者采用自己的学说。因此,一般认为,儒家在军事思想和战争理论方面不够全面,其实,儒家的军事思想和战争理论通过两个途径得以表述:一是散见于各儒家经典中,集中代表了儒家战争思想理论的精华;二是集中体现在“春秋三传”中,是儒家战争思想的生动表现和儒家军事理论的全面展现。

    一、战争目的的正义性

    儒家极其重视战争的性质,认为战争的合理性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孔子在《春秋》中以“一字褒贬”来区分战争的性质,目的在于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反对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儒家并不鼓吹战争行为的合理性,但对于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战争行为还是给予支持和理解。因此,儒家经典强调军队应师出有名。如《周易·师》:“师贞,丈人,吉,无咎。”就是说出兵要合乎正义,由德高望重之人指挥,才能取胜。《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借子犯的口说:“师直为壮,曲为老。”就讲军队为正义而战就理直气壮,为非正义而战就理屈气衰。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不外乎“禁暴”(禁止强暴)、“戢兵”(消弭战争)、“保大”(保持强大)、“定功”(巩固功业)、“安民”(安定民众)、“和众”(维护统一)、“丰财”(丰富财物)(《左传·宣公十二年》)。在这些战争动因中,儒家认为如果为了一国私利而攻打邻国或为了争夺霸权而发动侵略,用一国百姓的伤亡给另一国人民带来痛苦,都是不义战争。因此在儒家观念中,不义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孟子·公孙丑下》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将这一观念提升到了理论高度。这样,儒家评价战争行为的标准就是看战争的性质,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这是儒家学派战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二、决定战争的政治基础

    儒家极其重视战争动员的政治基础,认为只有人民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孔子家语·鲁相第一》就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意思是要实现政治清平,必须有武装准备;要实现战争胜利,必须有政治基础。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说人民是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但其“民无信不立”的言论就表明了在他心目中民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孟子则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直接将民众作为社会的决定力量和国家的根本。基于此,儒家学派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基础就是获得人民的支持。《左传》中记载的战争行为获得人民支持的都取得了胜利,相反,穷兵黩武者都遭到失败的命运。这既反映了儒家史传的取舍标准,也是儒家战争思想的有力注解。

    《左传·桓公十一年》中楚国大夫斗廉讲:“师克在和不在众。”就是说军队取胜的关键是获得“人和”,实际是得到国人的广泛支持。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是强调战争只有获得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持,才能取胜。《荀子》的《王霸篇》讲得很清楚:“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容。三得者而天下顺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者王,天下去之者亡。”在《议兵篇》中,荀子还举例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致远;士民不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者也。”

    如何爱民?孔子认为应“爱人(民)”,孟子主张还要“与民同乐”,实行仁政。《荀子·君道篇》则给统治者讲得更明白:“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如此,形成了儒家战争观的第二个特点:即强调战争能不能取胜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

    三、论战争的经济基础
 
    儒家学派认识到战争行为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因此,儒家经典多处强调战争储备问题。将精良的兵器、坚实的物资和人民的支持看作战争胜利的因素。《论语·颜渊》中记孔子回答子贡关于政治的问题:“足食,足兵,民信之也。”就是说,衣食丰足、装备精良,人民的信任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并且,孔子还认为只有民富才能君富,他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将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紧密结合起来,从强大综合国力的高度来理解国家治理和战争行为,可见儒家并不仅是坐而论道的学者,也是深深理解战争规律的智者。

    在儒家治理国家的蓝图式的《周礼》中,就安排了专门的职官负责军事装备和军需供应,如《地官司徒》中的“遗人”、“委人”、“仓人”等。

    只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保证,对付突发战争才有后续力。孔子将衣食兵甲作为战争的物资基础,认为应薄赋税,“视民如子”。《孟子》认为还应加上“制民恒产”,以永久解决人民生活问题,通过人民富裕来使国家强盛,从而与王道结合起来,得到人民的支持,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而轻易在诸侯争战中稳固国家。荀子更将富民富国列为国家战略目标,“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并进一步认为富国、强兵与君道、礼乐相结合,就可以保持国家强盛,一统诸侯。这表明,儒家学派十分重视支持战争的经济基础,并将之作为战争取胜的重要客观因素。

    四、和平时期的忧患意识

    儒家在治国理念中贯穿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并将之作为国家不断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外在要求。因此,忧患意识一直是萦绕在儒家学说的灵魂深处。《孟子·尽心下》专门论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现实意义,激发门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创造意识。《周易·系辞下》也将忧患意识作为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理性思想:“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乱者,有其治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家国可保也。”在春秋战国时期,危及国家存亡的是来自外部的侵略和兼并,因此,忧患意识就更集中地体现为对外部军事威胁的防备,因此,忧患意识集中表现为对战争的清醒认识和认真准备。《左传》多次提到对战争的提防和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如《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就劝鲁僖公说:“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襄公十一年》中魏绛对晋侯时也说:“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都是其时忧患意识的折射。

    在忧患意识下,儒家极其重视军事训练的作用。《论语·子路》中引孔子的话:“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强调强兵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荀子·强国篇》也说:“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如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周礼·夏官司马》还用较长的篇幅专门描述了军事训练的科目和场景。

    五、论战争时期的作战规律

    儒家并不仅在宏观上对战略和战争进行论述,还对战争行为本身的规律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许多方面的论述甚至可以与其时的兵家相媲美。

    如论“恃”,“恃”就是有所备,能够有计划地应付突发战争,从容地在诸侯纷争中保持主动。除了在经济、政治等战略上要有所准备,儒家还重视在战术上采取主动措施,如《左传·隐公五年》中左丘明就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不备不虞,不可以师。”说没有准备和计划,不能出兵作战。《荀子·议兵篇》则讲得更具体:“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细致地讲解了构筑营垒、储备物资、移动进退、侦察敌情、实施决战准备的原则和规律。

    再如论“谋”,儒家不反对在战争中使用谋略,相反对正确的谋略采取赞叹的态度,如《左传》首先赞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外交谋略,齐桓公伐楚、宫之奇谏假道、烛之武退秦师,都是通过地缘政治或利害关系来说退敌兵,显示了外交谋略的巨大作用。而对长勺之战、城濮之战中胜利一方的谋略充分渲染,却显示了儒家对战术决策的肯定。

    再如论“制”,“制”就是灵活的战术。《荀子·议兵篇》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就是讲要根据敌情的变化确定作战方针,体现了儒家学派灵活机智的战术思想。《左传》引用的战例中既有“先发制人”的言论,也有“后发制人”的辉煌战例。

    其它,儒家也勾画了具有儒家特色的兵役制度,包括军队编制、军队作用、征兵制度和战时组织等各方面,还强调将帅的作用和士兵管理原则,等等。

    总之,儒家的战争思想和军事理论是全面和深刻的,虽然儒家没有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也较少军事实践,但作为在先秦有影响的显学,其理论体系中必然存在独到的军事学说,毕竟儒家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都尝试获得诸侯的支持,使其理论得以实践。在诸侯纷争之时,任何学说都必须面对现实,才能得到认可和接受,儒家学说不可能完全回避这一问题。所以,只有深入全面发掘儒家军事理论和战争思想,才能完整理解儒家思想的深奥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