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秦时代的“纵横家”多出身于一般士人。他们凭借自己的丰富智慧和辩说能力走上政治舞台,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与管理。他们的出现大大地冲击了此前一千多年卿大夫职务的世袭制度,对以后的征辟与察举制乃至科举制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纵横家起于三晋,也以三晋士人为主。三晋和燕国本皆姬姓之国,相互间虽有诸侯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但士人、贵族去此就彼,并非后代意义上的“叛国”,只不过是“择主而仕”。随着“一天下”思想的逐渐流行,齐、秦、楚也有了“一统”观念,所以不能以“朝秦暮楚”作为否定纵横家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的理由。《鬼谷子》是纵横家留下的唯一一部理论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在充分探索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上,论述劝谏、建议、协商、谈判和一般交际技巧的书。作为我国古代外交经验和技巧的集大成之作,《鬼谷子》的学术价值应予肯定。
关键词:纵横家;《鬼谷子》;外交策略学;先秦政治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1—0218—05
《韩非子·五蠧》云:“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五蠧》还对言从(纵)者、言衡(横)者的立场加以驳斥。韩非将“纵横家”归入“言谈”一类,并在同篇云:“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但韩非作为法家的一个集大成人物,虽然对游说的理论也很有研究,有的论著(如《说难》)同“纵横家”的议论方式很接近,但他却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来评论“纵横家”的,所以基本上对之持否定态度、对纵横思想的概括也不全面。当然,从韩非的话中也可以看出战国“纵横家”思想的一些特征:
其一,或主张“纵”(合众弱以攻一强),或主张“横”(事一强以攻众弱)。作为学派而言,“纵横家”实质上属于今天所言的“技术型”人才,他们自己并无一定的政治主张,甚至有的人先持这种主张,不成则改行另一主张。他们的共同点实际是在“游说方法”的研究上面。
其二,他们不是为了宣传什么哲学思想或者达到什么社会理想而游说国君,但他们的个人目的却很明确,就是希望参与国家的管理,争取在国家事务中发挥自己的能力。韩非说他们“借力于国也”,说他们以言谈而“有贵之尊”,其实都是就此而言的。
其三,他们言务为辩,声求其美,讲究表达方式与言辞之动人。
所以说,韩非对“纵横家”的评论虽然并不全面和准确,但也还大体符合事实。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为十家,兵、医、天文、历谱、五行、杂占、神仙之类另列而不在其中,而“纵横家”居第七。应该说,班固对“纵横家”还是比较重视的。其评论云: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这里指出了纵横家的文化渊源和孔子对行人之官的重视,还特别强调了行人之官受命之后,可以自主采取有效办法完成使命,具体言辞出于己而不受当权者制约的特征。所以,这里也算是揭示了部分的真理。尤其指出“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将“纵横家”分为正、邪两类,具有辩证的思想,也符合事实,比后来很多学者对纵横家一概加以否定或一概加以肯定(极少)的做法要高明得多。
但是,无论是战国时人还是汉代学者,对纵横家的认识,对他们的界定,对他们思想与理论的特征,都未能很好地把握。实际上,直至近代,学术界对纵横家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多模糊甚至错误的看法,至于对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意义的认识,那就更是很不到位。
首先,《汉书·艺文志》认为纵横家出于春秋时行人之官即外交使臣,从文化渊源方面说,这是对的;但二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春秋时行人多由贵族阶层的卿大夫所担任,或成为固定职务。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秦伯之弟鍼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曰:‘朱也当御’”。叔向之意要行人子员来承担同秦国使臣的交涉工作,子朱却认为,按其轮流值日的情况,那一天应该是由他来承担,并且说:“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可见,子员、子朱均是固定的行人职务,而且二人的班爵相同。这大约就与《周礼·秋官》中说的大行人、小行人一样。而秦国派景公之弟鍼,则显然是根据此次所交涉事情的具体情况,临时所委派。但全面考察战国时期的著名“纵横家”,其中多是并无贵族身份和世袭官爵的人,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言谈,凭自己所讲政治主张、策略取得人主的信用,而被委以重任,如江乙、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冯谖、鲁仲连、范雎、蔡泽等皆如此。也就是说,在春秋时期,行人生下来就有地位;而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则多是靠自己的口才、能力而赢得人主的赏识与信用获得官爵地位的。苏秦在穷愁潦倒的情况下苦心钻研《太公阴符》之书,“简练以为揣摩”,最后见赵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这类情形同唐代以后科举制度下一些寒士由于一朝高中而显耀的情形十分相似。从这一点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大大地冲击了以前延续一千多年的贵族世袭制度,作为平民出身的士人走上了政治舞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私学兴起,虽然部分士子凭借学问、能力得为卿大夫家臣或诸侯国佐吏,但并无决策权,只能是为卿大夫服务;而纵横家的活动,却可能获得人主之下的最高职务。这种情况在世界古代史上是再没有第二例的。所以,其意义是重大的。对此,不但班固不可能看到(他的思想比司马迁还要守旧,不可能对此更有认识),后代很多学者也未能看到,至今有些学者一提起“纵横家”仍旧说他们“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其实,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除了南方的楚国、越国,其他不是姬姓诸侯国,便是周天子所封之国(如齐、秦),即便是吴国,其统治者也是太伯之后(民众是当地土人,而统治者是姬周血统)。这一点,无论当权者还是士人们,也都是清楚的。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曰:“故言权变辩智之士,必曰三晋两周。”所以说,除楚、越之外,其他诸侯国的士人,尤其三晋两周之地的士人,并不将由此国至彼国出将入相看做叛国事仇的行为。孟子等人“一天下”的思想,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对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有一个正确认识,对战国纵横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我以为,汉代的征辟与察举制(如贤良方正、孝廉、文学、秀才异等、明经等)正是在战国时期不拘一格任用“纵横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它的一种继承和改进;唐代以后一反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九品中正制”而实行的科举制度,也一定程度上是对“任人唯贤”不唯贵精神的恢复
其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于先秦时纵横家著作,只列《苏子》三十一篇(原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原注:“名仪,有列传”)、《庞煖》二篇(原注:“为燕将”)、《阙子》一篇、《国筮子》十七篇,共五家。其中《阙子》马国翰有辑本,但也只六条。《国筮子》在所有文献中不见踪影,这大约是据刘向父子的《七略》而成。看来,从刘向至班固,对纵横家的范围、特征等,都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先秦时期的“纵横家”绝不止这么几个人;他们既以言辞见长,又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也不可能没有留下著作。应该说,《战国策》一书所收内容绝大部分是纵横家的东西。其中有的作者并不能称之为纵横家(如见于《楚策一》的莫敖子华、《张仪相秦谓昭雎(滑)章》中那篇文章的作者屈原),但编者将它们收集于其中,是以为可以作为学习“纵横之策”的人的参考,其理论也同纵横家的主张并无冲突处。过去很多的专著、文学史教材都把《战国策》同《国语》、《左传》一起列为历史散文一类,给人的印象,认为它们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产物。这个看法至今未能改变。当然,《战国策》虽大多出于纵横家之手,却不是谈他们的理论的,而是他们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所写的上书、书信、游说辞底稿或追记稿的汇集,其中也收入一些编者认为有参考价值的其他作品。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已说得很清楚;所以把它纯粹看做一部历史著作,是不妥当的,虽然其中的文章和开头结尾说明背景与结果的文字也确实反映了春秋以后至楚汉之间245年间的有关历史。又,刘向《战国策书录》言,当时国家图书馆所藏此类书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可见,战国之时此类书很多,且名目不一,看来这都是那些学习纵横家游说技巧与言辞艺术的范本。原本只有上书书信、游说辞之原文,在流传过程中,有的人为了让读者明白事情原委,在开头、结尾加上了有关背景和事情结果的说明,作了“穿靴戴帽”的工作。这一点,将1973年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同《战国策》中相同篇章加以比较就可以知道。有的文章初始甚至并未标主名,传抄中加上主名以至有加错者。郑杰文先生《战国策文新论》之第三章专门有一节《<战国策>主名误考辨》可以参看。①当时,除儒、道、墨等师徒相传的经典之外,其他著作尚未形成严格、明确的注释体例将说明文字同原文分开。直至汉代,有的人编辑诗文集,尚将说明文字置于作品之前,成“小序”,给人的印象,似为作者原有,如《文选》所收贾谊《鵩鸟赋》、《玉台新咏》所收《孔雀东南飞》等。后代学者考证《战国策》各篇之真伪及时间,往往据开头、结尾说明原委的文字或据开头结尾同当中正文中文字是否矛盾立论,把本来不伪者,亦往往定为伪作、拟托。殊不知那“穿靴戴帽”的工作为他人所作。断《战国策》各篇之真伪,应将后人所附加的文字加以剥离。这些文辞在流传中,有的好事者觉得某些地方还不够满意、还不能耸人听闻,往往凭自己的臆想加以增改。关于这一点,我在《<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一文中有所论述②,此处不多谈。总而言之,《战国策》基本上是一部纵横家的著作集,《汉书·艺文志》却未列入其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
《战国策》虽然基本上是纵横家文章的汇集,但其中确实也反映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且基本上是纵横家活动与言辞的记载,并非系统反映纵横家思想特征的理论著作,所以我很同意郑杰文先生对这部书部类和文体的三点看法:“形式上看是史书”;“有较多子书因素”;“是一部以记叙文和论辩文为主体的散文集”③。那么,纵横家的标志性著作是什么?它在理论上究竟有什么建树?
我以为,要认识纵横家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就不能不对《鬼谷子》这部书作一认真的研究。
《鬼谷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在充分探索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上,论述劝谏、建议、协商、谈判和一般交际技巧的著作。自人类历史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形成了上自国君、三公、卿大夫,下至基层佐吏组成的宝塔形的国家机构。在这个机构中,皇帝、国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以下三公、宰相之类,则在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依次类推,统治阶层的每一个成员在他所管辖的范围中,就是真理的象征;他说的话就是“国法”,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下级或一般老百姓说话、做事不合上意或犯了上级的忌讳,无论其动机如何,本意如何,都有可能遭殃,甚至掉脑袋。从最高层言之,遇上一个昏君,即使把国家弄得到了败亡之地步,大臣也不敢批评,否则就可能被昏君随意处死。《史记·殷本纪》中说:“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微子等遁去,是知其谏也无益,虽然知道造成的结果是国家灭亡,也只好甩手不管;比干觉得责任重大,不忍心不管,结果被杀,连心也被挖出。比干自然赢得了后人的崇敬,孔子过其墓也要两手扶轼,表示出无比的敬意。但比干的命丢了,而且丢得毫无效果;纣的态度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殷朝也终究亡国了。儒家讲“杀身以成仁”,“见危授命”,很多正直刚毅之士犯颜直谏,或抗命上疏,其高风亮节,令人钦佩;但他们大多落得不是被杀头,便是被贬谪,令人痛心。多少年中,没有人研究过既不甩手不管、也不白白送死的办法。春秋末年产生了《孙子兵法》,战国时代又产生了《吴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等兵书,相传的《太公兵法》也被整理而得到流传。因此,在打仗的方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讲策略、不讲效果的白送死;但文臣在谏说国君、上级时怎样才能取得成功而不至白白送命,与邻国协商事情不至劳而无功,儒家、道家都基本上少有研究。孟轲以雄辩著称,往往使听他辩驳的国君无言以对,但却也只是战役上赢了,在战略上是每论必输;墨家稍好一些,但也并无专门的研究;至于名家,只是逻辑上的推理,有时流于狡辩,并不能入于人心,使其心悦诚服。纵横家并不争于儒、道、墨、法的思想观点之间,它着重探究把握人心的方法,探究论说的技巧,总结研究游说中如何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在封建社会中不能不说是独树一帜,开辟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很有意思,纵横家的基本理论,是在兵家思想的启发下产生的,或者可以说是在兵家思想中生发、发展起来的。《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中写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穷困潦倒而归,于是“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高诱注:“《阴符》中奇异之谋,以为揣摩。揣,定也;摩,合也。”《史记·苏秦列传》在写到苏秦听到兄弟、嫂、妹、妻、妾的嘲笑之语后云:
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徧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
《史记索隐》云:
《战国策》云:“得《太公阴符》之谋”,则阴符是太公之兵符也。……王劭曰:“《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为一篇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当矣。
联系《战国策》、《史记》之文及诸家注解看,苏秦在受到极大刺激下抱定必成的决心,而最后下功夫读的书,是《太公阴符》。《史记》言“周书《阴符》”,因姜太公吕尚是西周时人,故同书而异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太公》二百七十三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原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钱大昭《汉书辨疑》曰:“《谋》、《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而言,《太公》其总名也。”沈钦韩《汉书疏证》曰:“《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兵》者,即《太公兵法》。《说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太公》之书,今不见流传,其实已被后人删并为《六韬》一书。依我的看法,太公《言》删并为《武韬》五篇;太公《谋》删改为《文韬》十二篇;太公《兵》的内容,删并为《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此由《六韬》各篇内容之侧重可以明白,此处不能详论。人类从原始社会末期即发生战争,因为其间有死人、流血之事,势必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代代相传,但这些还不能说是理论。至商周之际,《周易》哲学体系产生,人们的理论意识增强,注意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总结。故传统认为兵权谋之类的理论起于姜太公,并非向壁虚造;以往人们普遍采取不相信态度,乃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自然,姜太公理论在流传中不断有所增附,也是自然之事。后来的《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兵法》之类,应是吕尚以来这一派军事家战争经验的总结。
儒家在与人来往方面讲求“诚信”。自然,与亲戚朋友、一般交往者及明智的国君、上司结交,应以诚信为准则;但如对十分昏昧、不明事理甚至失去理智的人也讲诚信,那就不一定有益于事。于是,聪明的士人为了获得人主的信任,就不能不研究策略,做到知己知彼,并研究语言表达的方式方法。所谓“知彼”,就已包含了对对方的心理、有关想法的推度和把握。当然,游说、劝谏毕竟还是人际交往范围的事,一般人总还是不能完全摆脱社会伦理和道德的约束;但那些只求成功、不计其他的人,就将游说、劝谏看得同作战一样,任何手段都可以用。因此,我以为苏秦所读的《太公阴符》乃是就学于鬼谷先生时,鬼谷先生所定的学习他这个学说应读的基本著作,鬼谷子思想中有一些理论即来源于此,或受其启发而产生。苏秦当年对鬼谷子的用意尚理解不深,对《太公阴符》同游说等的关系也缺乏深入认识,至其按一般的办法连连碰壁之后,才认识到了《太公阴符》游说理论在实践中的意义,从而茅塞顿开。应该说,是鬼谷先生完成了由兵家权谋理论向纵横家权谋理论的转变,并在总结春秋以来行人外交活动及辞令撰述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了纵横家的理论体系。《鬼谷子》一书中有《本经阴符七术》,及《权篇》、《谋篇》、《决篇》等,正可以看出其同《太公阴符》之类军事权谋的关系;其中又有《捭阖》、《反应》、《内揵》、《抵巇》、《飞箝》、《忤合》、《转丸》等,可以看出鬼谷子的学术独创性以及作为一门独立的交际、游说、管理理论体系的确立。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驾驭臣下乃至统治老百姓,都是用权谋甚至用阴谋的;但这些“权术”他们只能用,并不说,更不希望一般士人和广大老百姓懂得这一套,以识破他们的手段和行径,所以他们在口头上仍然是冠冕堂皇、光明正大的一套理论。而《鬼谷子》一书却由兵书及行人的经验两方面,不但将此一一点破,而且总结成理论,用于对付掌权者、用事者。高似孙《子略》论战国纵横家时云:“士有挟俊异豪伟之气求聘乎用,其应对酬酢、变诈激昂以自放于文章,见于顿挫险怪离合揣摩者,其辞又极矣。”这里采取了赞赏的态度,尤其对其充满激情和富于变化的文章风格评价颇高,其论《鬼谷子》一书云:
《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捭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鬼谷之术,往往有得于捭阖张翕之外,神而明之,益至于自放溃裂而不可御。予尝观诸《阴符》矣,穷天之用,贼人之私,而阴谋诡秘,有《金匮》韬略之所不可赅者,而《鬼谷子》尽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
高氏对此书评价之高,实超越前贤,而慧眼独具,其点到之处,正是《鬼谷子》一书的不凡处,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贬它的原因。当然,这其间也确实有些道德学问都很高的人批评它,怕它坏了人心。其实,这也只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他们那样主张属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并不公平的。可以说,《鬼谷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统治者对“权术”的使用特权,有力地帮助士人走上政治舞台,进入国家各级管理部门,甚至进入重要决策层,这不仅加速了氏族血缘统治结构和贵族世袭政治的瓦解,而且大大促进了民主政治萌芽的生长,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似孙称《鬼谷子》的作者为“一代雄才”,是不为过的。战国纵横家留下的作品虽然不少,但真正的理论著作,真正代表了纵横家思想成果的,也只有《鬼谷子》这一部书。
《鬼谷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未著录,而《隋书·经籍志》著录之,曰:“《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晋秘书监荀勖因魏秘书郎郑默的《晋中经》所作的《晋中经新簿》,东晋著作郎李充在荀勖基础上所著书目,宋秘书监谢灵运、齐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等所撰目录,梁阮孝绪《七录》,并皆散佚不存,我们无法知道《隋书·经籍志》之前对此书著录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魏晋之际的皇甫谧对它作了注,且有《序》(胡应麟《四部正讹》言“皇甫谧序传之”)。第二,两晋之间的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中著录了《鬼谷经》。《遐览》篇实为道教最早的书目,被认作道教元典者皆称作“经”,如《老子》为《道德经》、《容成子》为《容成经》等。《鬼谷子》同早期道教的关系,犹如《老子》、《墨子》同早期道教的关系,故亦被纳入道经,称作《鬼谷经》。第三,梁陶宏景注《鬼谷子》,唐长孙无忌《鬼谷子序》及《隋唐·经籍志》皆有著录;又,这两种文献记载,隋以前还有乐壹的注本。
由以上三点可见,《鬼谷子》一书的流传从魏晋之际至隋线索清楚,并非至唐代才突然冒出。所以,也不能肯定荀勖以来目录之书没有著录。因此,以“从《隋书》才见于著录”为由,否定这部书为先秦古书,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及西汉以前之书,则不止《鬼谷子》一种。王应麟作考证,补出《汉书·艺文志》失载之书二十六部,除去有著录而后代传其别名、自古书中裁篇单行故名称不一等可以作出解释的之外,可以肯定应著录而未著录的也有数种,而近人章太炎、顾实又指出若干缺漏。所以,以《汉书·艺文志》未著录《鬼谷子》而将其定为伪书,也难免会有误判。余嘉锡《古书通例》一书就班固《汉书》中有关文字,对形成缺漏的原因有所推论,第一条原因即是民间所有,秘府未收。余氏举《汉书·楚元王传》云:“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余先生说:“云‘世或有之’,明非秘府所有;‘或有’者,如今人言版本学者所谓少见云耳。以其传本少见,秘府无其书,故不著于录。”《鬼谷子》一书所讲,不仅和儒家思想相违背,同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朝廷所倡导的主流思想大为不合,因其相当程度上是讲臣下如何对付君主、无权者如何对付有权者、布衣之士如何对付各级长官的办法,教人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掌握其“人性的弱点”,所以朝廷对此书焚烧唯恐不及,怎能存之中书?因此,《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均未著录,不为无因;然而,这种书对于广大非世族大家出身的文人来说,却是上天的阶梯、猎取官爵的利器,自然秘相传抄,因而在民间相传。可以证明刘向之时有此书的是,刘向据旧籍编成的《说苑·善说》中就引了《鬼谷子》中的话,并明确标出了书名:
《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
为什么未著录于《七略》却又见于《说苑》呢?《汉书·刘向传》云:“(向)迁光禄大夫,乃采传纪行文,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说苑》乃是采各书可取之说而形成的著作,非专门张扬某一家学说。刘向本人在其《说苑序奏》中也说: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
那么,《说苑》一书所收,在刘向看来也多“浅薄,不中义理”,并不能同专门校录之书相比,则他对待《鬼谷子》一书的态度便可以类推知道,而他在《七略》中不著录《鬼谷子》的原因,也就大略可知。
至隋唐之际,因为经过长期战乱,世所存先秦之书已十分稀少,《鬼谷子》便作为古籍浮出了水面,被《隋书·经籍志》加以著录。由此,此书才像一个长期无户口的“黑人”,有了“户口”。
但遗憾的是,由于这部书长期缺乏身份证明,其内容又与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一套不合,自唐柳宗元以来,一直被视为“伪作”,否定之词不断;而如高似孙那样看到其不凡处者,可谓寥若晨星。20世纪出版的《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皆将其排除在外。这不仅是先秦思想与文化研究的一件憾事,也是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研究的一件大憾事。20世纪末,台湾学者萧登福先生出版了《鬼谷子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年),山东大学郑杰文先生作《鬼谷子天机妙意》(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鬼谷子奥义解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郑杰文、梁嘉彬、赵钱寒等先生并有论文发表。当前也有好几种注本见之于市场上,以方向东注评《鬼谷子》较好。但就《鬼谷子》被人们以怀疑的眼光看了一千多年,从各个方面提出很多疑难和指责这一点来说,要解决、澄清的问题还很多,尤其在思想史、学术史的方面,应如何看待这部书,一时还很不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
注释
①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②《楚辞研究》,《中国屈原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选》,文津出版社,1992年。③郑杰文:《战国策的部类和文体》,《战国策文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