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烛之武高明的说辞，历来为人称道，《古文观止》编选者评论有“……思之毛骨俱悚，宜乎秦伯之不但去郑而且戍郑也”。受此影响，后世多沿用此论，认为秦伯还师是因为烛之武的一篇说辞，但细究之下，我们发现远非如此。

不错，听了烛之武的说辞后，“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杨孙、逢孙戍之，乃还”。这个“说”字，大有深意在焉。秦伯为什么“说”？是烛之武一语点醒梦中人？是秦伯认为烛氏言之有理而心悦诚服？恐怕没有这么简单。秦伯乃春秋五霸之一，其治国安邦雄才大略，可谓一代英主，手下又有谋臣云集。烛氏的几番道理，秦国君臣未必想不到，且通篇找不到一处秦国君臣首肯、赞赏烛氏言论的描述。揆诸情理，烛秦之间应该有一段问答，而实际情况是烛氏一论到底，则“秦伯说”，而后“乃还”，何说之容易耶？只有一点解释，那就是：这一切都是秦伯的胸中“成竹”。

那么，他为什么高兴呢？

因为，烛之武的说辞正中下怀。烛之武深夜见秦伯，是负命而来，他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烛氏的谦卑、明确的态度（包括对晋国）和开出的条件正与秦国利益相符，与自己的设想一致。可以说，烛之武“夜缱而出”之前秦国撤军的大局就定下来了。

前文已经提到，秦晋围郑，各有其政治、军事目的。试想，郑乃一弹丸小国，若真要亡郑，秦晋任何一国遣一员战将提一锐旅即可，何必晋侯、秦伯亲临，且做出“晋军函陵，秦军汜南”的架式？春秋战国时代，强国常在边境大会诸候，以显示和巩固强国之威。因此我们可以说秦伯这次围郑，目的并不是亡郑，而是一种强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是两个大国君王的会盟。郑国在这场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不过一枚棋子。郑国请求秦国的庇护无疑向世人宣告了秦国的霸主地位。而这正是秦伯梦寐以求的，这也正是他此行的目的。

再说，郑国投靠秦国这一举动，给晋国一记重拳。晋军浩浩荡荡杀奔前来，却让秦军占尽先机，除了落得人困马乏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吾其还也”，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奈和沮丧！秦伯自然心中畅意，他料定晋国不敢也不会公然跟自己作对。高瞻远瞩，知人甚深，因此在“与郑人盟”后，留下一支驻军，班师还国，从此，郑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兵法”云，上兵伐谋。秦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矢就得到了郑国，同时又打击了对手晋国，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重胜利，一石二鸟，秦伯安能不“说”？

因此，可以说，秦伯退军，是春秋时代诸候争霸的权谋较量的结果，不一点都是烛之武的功劳。烛之武只是看到了秦国有统一天下的野心，秦不会帮忙让晋国强大，进而对它自己产生威胁，而秦不侵占郑对秦是有益的这些因素，对秦伯作了一个善意的提醒而已。

吕祖谦在《东莱左传博议》写道：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离。秦、晋连兵而伐郑，郑将亡矣，烛之武出说秦穆公，立谈之间存郑于将亡，不惟退秦师，而又得秦置戍而去，何移之速也!烛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晋亲郑，弃强援、附弱国；弃旧恩、召新怨；弃成功、犯危难。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讵能若是乎？秦穆之于晋，相与之久也，相信之深也，相结之厚也，一怵于烛之武之利，弃晋如涕唾，亦何有于郑乎？他日利有大于烛之武者，吾知秦穆必翻然从之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天下的事因为利益而合作的，必然会因为利益而分离。秦国、晋国联合出兵讨伐郑国，郑国就要灭亡了，烛之武（人名）出来游说秦穆公，站着说会话的功夫就挽救了即将灭亡的郑国，不但使秦国军队撤退，还让秦国帮助郑国防守边境，改变得多么快啊!烛之武一席话就使秦穆公背叛晋国亲近郑国，舍弃强大的援军、依附弱小的国家；抛弃晋国的旧恩、召来新的怨恨；舍弃成功、去冒危险。要不是其中的利益迎合了秦穆公的心思，怎么能达到呢？秦穆公对于晋国来说，相处很长时间了，他们之间的信义也很深了，交情也很厚了，一但沉迷于烛之武说的利益，抛弃晋国就像擤鼻涕吐唾沫，从郑国又得到了什么呢？如果哪天有比烛之武所说的更大的利益，我料想秦穆公还会翻脸去谋取那种利益了!

吕祖谦的认识是对的，因利而合必然也会因利而散。烛之武退秦师只是摁住了火苗，或者叫扬汤止沸，并没有熄灭火种，来个釜底抽薪。历史和诉说对象本身都不允许他像后来的孟子那样从仁政的角度，来给秦伯上一堂提升人生境界的潇洒的思想品德课。

因为利益而联合的国家，将来也必定因为利益而分开，今天秦穆公因为一点蝇头小利而背弃了与秦国有着深厚友谊的晋国，反与郑国联合，他日如果有比与郑国联合更大的利益，秦国也一定会和郑国翻脸。

后面的“崤之战”的故事，刚好验证了我们的说法。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只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关系，根本没什么真正的友谊可言。“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任何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

但是，外交关系中必须有诚信，不能因为一点利益就置道义于不顾，作出背信弃义的事情来。生活，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利的追求上，应该追求更高更全的人生境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