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前522年，姓公孙，名侨，字子产)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从公元前543年实际执掌郑国国政直至去世，时间长达20余年。当其执政之初，郑国内有七穆(郑国前国君郑穆公的七个儿子)专权乱政，外有晋楚等大国环伺，形势错综复杂，严峻异常。但是子产凭借其高超的政治艺术，忘我的献身精神，务实的工作风格，高尚的人格魅力，巧妙地实现了治理好郑国的政治目标。一方面，他大胆起用裨谌、子羽、冯简子、子大叔等一干人才，使之分任政事，另一方面，他又惩办奢汰，改革田制，整顿政治秩序，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三年之后，郑国便呈现出“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的兴旺小康的局面(见《史记·循吏列传》)，连强大的晋国，也不得不对郑国礼让三分(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去世时，“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丧亲戚”，甚至孔夫子也为之出泣，称子产是“古之遗爱”即真正具有古代质朴仁爱之风骨的人。可以说，子产是那种真正具有政治管理智慧的贤德之人，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他的几个著名的管理寓言来领略。

　　一、防民之口如防川

　　子产为政的第二年，郑人在乡校议论国政。显然，这种议论已经形成了某种热潮，以至于连朝中的高官也有所耳闻，他们建议子产关闭乡校，以杜绝平民议论朝政之风。子产坚决反对。他说，“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意思是说，防民之口犹如防河流，单纯用围堵的方法是不行的，那样，一旦决口，定然来势凶猛，无法补救，其结果，伤人必多。因此，应当通过疏导的方式，使之宣泄，这样，既可以控制，使之不会决口，同时，也可以利用。怎么利用呢？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同上)百姓赞成，当政者就推行，百姓反对和批评，当政者就应当反省并改正，这样，百姓的议论，实际就是一种政策取向的风向标。高明的当政者，应当通过认真推行与民有利的善政来减少百姓的不满，而决不应当以高压式的行政强制手段杜绝百姓的怨言。

　　管理学从梅奥主持的霍桑试验开始就已经认识到给员工适当的倾诉不满的渠道的重要性，梅奥甚至因此要求一个好的管理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善于倾听者。霍桑试验还发现，当职工以适当的方式对管理当局倾诉完自己的不满或怨言之后，他会感觉轻松和恢复精力，他甚至会觉得他所抱怨的现状已经改变了不少，而实际上，现状根本没有改变。日本的一些企业很好地领会了霍桑试验的这些结论，他们把各级管理者的橡胶塑像摆放在一个专门的房间里，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自由地来此批评、指责甚至是打骂他所不满的某个管理者的橡胶塑像。管理当局发现，当有怨气的那些职工从这个房间走出来时，他们的表情显得轻松了很多。

　　这当然是极端的特例。不过，现代管理学也从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上吸取和发展了霍桑试验的结论，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学说和信息沟通理论的建立便是明证。

　　二、行政如火

　　子产临终之前，给子大叔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左传·昭公二十年》)立法严峻，执行解决果断，就是为政之猛，反之为宽。在理想的行政条件(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缺乏的情况下，行政策略应当选择猛政。表面上，猛政严峻，不够仁厚，但恰恰是这严峻的猛政，因为使那些处于临界线的人心存忌惮，不敢玩火，才挽救了他们的性命，相反，宽政表面仁厚，百姓不存敬畏之心，狎而玩之，不知不觉中身陷泥潭。

　　子产的思想也为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博弈论证明，在复杂的重复博弈(例如处于竞争关系中的企业间的协议)中，如果参与博弈者确知背叛会招致严厉的报复时，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合作而不是背叛。反之，如果参与博弈者确知下一次博弈是最后一次，他再也没有什么“以后”需要考虑，即根本无需担心对手的惩罚和报复时，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会选择背叛而不是合作。

　　三、匠人制锦

　　子产为政，缘于子皮的提携。一次，子皮准备任用一个自己宠信的年轻人为自己的邑宰(大夫家邑的总管)，征求子产的意见。子产表示反对，并为子皮打了两个比喻。其一，让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去管理家邑，就像是让一个连刀也不会拿的人去割肉，太容易割伤自己，即“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必多。”其二，人们有一段美丽的绸缎，必定不会让人学手给自己裁制衣服，换句话说，一定会把它交给高手匠人裁制，即“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现代管理学所倡导的职业经理人的思想，和子产的这两个比喻的精神旨趣，是完全一致的。(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