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成了商朝的第一任王，“王”字就是战斧之形，象征着他的武力和权威。他把纯白色的衣服定为最高等级，伊尹、仲虺作相，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就是革去夏朝之命的意思，后来此词被孙中山借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牵动了亿万人的一生。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是联合其它诸侯共同颠覆夏朝。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或不被迫地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封给三千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万国诸侯，体现着整个中国统一化的进程。他把相国的位子就给了“革命”时的盟友薛国的国君仲虺。
　　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古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一个帝国，因为它们都是帝国的统治者在兼并了很多周边城邦诸侯以后，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机体。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当时天下有很多（三千个）诸侯，这些诸侯一直是历来独自存在的，是原始各个部族的自然延伸。所谓商分封他们，只是商汤再次确认他们的既有地位罢了。商王不能直接管理到各个诸侯的内部事务。商王直接控制的区域，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一个圆，所谓“邦畿（念击）千里”，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诸侯们的舞台。
　　诸侯们眼中的商，其实更像是一个头号的大诸侯。这个大诸侯，因为相对地最大也最有功绩，故被众诸侯奉为盟主。诸侯们对商保持名义上的推尊，象征性地纳贡。他们对商的态度，随着商这个“大诸侯”的军事经济兴衰而变换，时而趋炎附势、亦步亦趋，时而将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三千诸侯与商有疏有亲，为了防御三千中某些野心不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诸侯，他干脆把自己锁在一座严丝合缝的城里——叫做亳，是商汤的都城。
　　建造这样的城，意味着需要砍伐林障、加工木材、堆砌土料、制造工具、设计器械，这些东西刺激了青铜工具的发展。在施工过程中人们还需要缜密沟通，促进了文字的发展。于是，修城这种出于战争防卫目的的行为，给人类文明直接带来了好处。这是战争的积极历史推动力。（两河流域、埃及文明之所以发达，也是由于那里的城邦国家之间不停打架，迫使大家挖空心思发展经济、革新技术。）
商汤的都城亳，准确位置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当时的城邑，都非常狭小，每边长才几百米，像个土围子，跟一两个足球场大小差不多。唯独商汤新修建的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准——相当于五个天安门广场大（长1.7公里，宽1.2公里）。
     偃师商城现已发现七个城门遗迹，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把内外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不要把它想象成外包有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确实可以形容某一些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在城门处还设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有城墙就没有城外壕沟，有壕沟就不用修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因为当时的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这又进一步要归咎于青铜的匮乏，没有青铜工具就无从制作大型攻城器械。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都搬到了城里。这两样脏乱差的窝点在很多很多年后，才习惯被移出城外去。把制陶场，以及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青铜铸造场放在城里，特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这两样价值不菲的行当要保护在城里。
　　如果商汤在他的这个新城里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出现在房屋拐角，他的脚下还踩着浩繁的排水网络，可以泄走城里的雨水和人们的小便。不过这种排水系统只对王室居住区铺设。也就是说，在整个城的南半部里边又建了一个小城，是王室居住区，叫做宫城，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四周筑有两米厚的夯土城墙，于是使得整个偃师商城具备内外两重城墙——外面是大城城墙，里边是商汤的宫城城墙，这和老北京的建构一般无二，只不过北京的宫城（紫禁城）在大城区内的北半部，而商汤的宫城在其大城去内南半部。商汤的宫城里边建有正殿、中庭、庑室、门道。宫城的旁边还有两座与之等大的拱卫小城，都是正方形，据说是储藏粮食军需的仓库或驻军的营房。
　　商汤的王宫是当时的帝国大厦，因为它有两重屋顶，类似紫禁城里的大殿，叫做四坡重檐式，只不过屋顶上没有琉璃瓦，而是白茅和灰泥。它建造在几百平米的夯土高台上。而圆木的柱子，就在每个宫殿的前脸立着，协助支撑着巨大的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