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这个词在中国早就有了，具体开始于商朝。
 ? 在商人名目繁多的祭祀中，“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排在第一位，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
　　在商朝的甲骨文里，以及后来的《尚书》、《诗经》、《史记》里，“上帝”一词屡见不鲜。商汤先生焚身求雨，也是朝着上帝来的，他说：“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所以，“上帝”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后来明朝的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
　　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完全是个外国人，是个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朝人的心目中，自有一个中国脸的上帝在。
　　假如我们替他们想象一下，商朝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看，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像阿Q那样）——唯一和清朝人不同的是，前半个头并剃光成半瓢。商代妇女也是类似，当然梳髻的人也有，甚至还有前后俩髻。发型多种多样，说明当时的中央集权程度尚不高。
　　既然商朝人是梳辫子的，那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也是一样。
　　这位拖着大辫子的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他和人间的帝王一样，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就是日、月、星、风、雨、云、雷、旱等气象诸神，他们听从上帝的号令并各司其职，向下界播风布雨。
　　上帝带着自己的政府班子，住在天上，但他在地面上，也设有驻地球的办事处——祭庙。上帝为了养活自己的政府班子和支撑在天上的开支，就经常跑到祭庙里去和人作生意。“令雨”、“令风”、“令雷”，就是他推销的主打产品，就是命令刮风下雨。人们交上祭品给他吃，他就给这些产品。如果他吃的不顺心，就会降下旱灾，这是他的拿手戏，或者下雨不止，形成涝灾、风灾（就像当年对着尧舜发洪水），直到商王唱歌奏乐、跳舞，献上美玉给他，端上黍稷猪肉美酒给他吃喝，他才息风止雨。这种交易的过程就是祭祀。
　　祭祀的时候，上帝对自己的餐具非常讲究，那些装饭装肉用的鼎啊、簋啊，酒壶啊，盆盆罐罐什么的，其形态要塑造出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而且上面要刻有繁美的纹饰，他才会胃口大开。最能调他胃口的是饕餮纹，大约上帝也是饕餮之徒。其它夔龙纹、蟠龙纹、云雷纹、蝉形纹、连珠纹、圆涡纹，也不错，摆在祭坛上，让人眼花缭乱，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戴着平顶帽的商朝小民。现在这些礼器都被挖出来了，累计多达数千件，最大是鼎，常在一米来高，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大胖子，上面都是铜锈，说实话，铜锈有毒，用青铜鼎煮肉、用青铜杯喝酒，对身体不好。   
　　 总之，随着人间产生了商王，上帝也开始在天堂上班，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在以前没有君王的时候，天神是泛神，风伯、雨师、西王母之类的。有了君王，也才有了顶级之神，譬如上帝。凌驾众神之上的上帝的出现，标志着人间专制国家的成形。
　　商朝的人们比照天上的这位统治者“上帝”，把人间的统治者称为“王”。随着人间造神运动的蓬勃发展，商汤的继任者们把商汤这些早期商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与上帝平起平坐，最后干脆合为一体。商王的早期先祖们，就是上帝。
　　商汤的时候，商王还不能与上帝平起平坐。商汤表演“焚身求雨”，贞人拿着打火机，差点烧了他。贞人扮演了教皇的身份。贞人垄断着人间与上帝沟通的职掌，所以贞人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不过，到了商代后期，王权专制盖过了政教二元化，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最后到了皇权专制时代，宗教权就更被皇权收编了。这就是中国宗教业的简单的悲哀的历史，也是中国和外国一直不同的地方。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和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平均寿命是32岁。（这么短暂的一生，对于很多人来讲，也确实来不及筹集财富组建家庭啊，那就去欢乐谷乐呵乐呵吧，一小辈子就完了。有一半的商朝人，死后是单独埋了，而说到了媳妇因而“夫妻合葬”的，只有一半不到。）
　　商汤的两个儿子死后，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不要亲近愚蠢幼稚的人——总之要听我们这些老干部的话就对了——伊尹又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商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并且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作了七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七年多的禁闭，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地从桐宫逃回王宫，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作了七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位呢？这是困惑后代学者的一个大费思量的问题。其实，商朝初期，还没有发明后代的忠君思想，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在当时没有激起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把皇权视为至高无上、不可更、九五之尊，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学者们承认伊尹是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一方面他的行为又与篡国者无法区分。一个原本高大全的形象全给毁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多功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于是，在伪造的《尚书》的一些篇章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复位。伊尹又归还了王位，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似乎伊尹的历史污点自行抹去了。伊尹的人格于是完美无缺了，学者们才舒服起来。
　　在伪造的史料中，伊尹还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的回答也充满文采和成语的雏形：“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伊尹很满意，就向太甲提出退休的请求，又写了篇文章，告诫商王要终生注意保持纯洁专一的品德，不要违背先王之命自甘堕落，治理天下要像张开弓瞄准目标以后再射箭一样，要审时度势，然后再发号施令。总之，罗索了好一通，伊尹才死去了。伊尹去世后连续下了三天大雾——似乎这样写，可以表示连上帝也是给伊尹撑腰的。商王看见大雾，惧怕违逆上帝意志会导致天灾，于是用王者的礼仪埋葬了伊尹——最终还是留下了个尾巴没有伪造好，伊尹还是被用王者的礼仪安葬了，那说明他实际上就是死于王位上。
　　其实这是替地下的古人瞎操心。伊尹在当时本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也不需后人编造“还政”的故事为他开脱。“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既然抢了，就不好还，还了自己就没命了。而且太甲呆在桐宫里关着，一天两顿饭以外就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回到王位上就能幡然改好，因此还政给他呢。远古时代的人们心中王位正统的观念，也许还没有后世那么强，不称职的人是可以取代的，伊尹取代一个不称职的商王，大约不太会受到舆论和良心的谴责。然而，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自诩忠贞的老实臣子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非替他还了王位不可。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