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西伯在岐山大本营称王以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表现的非常好战。首先他伐剿了岐山附近地区的犬戎，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再向北四十公里攻破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西伯——这时候应该叫他周文王了——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全力向东。（跟努尔哈赤先行统一东北的路数一样）。
     周文王对其附近诸侯的一系列攻伐行动，才是周边的“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行仁义使然。这些军事行动，使得它成为了陕西“关中”西部地区的霸主。（所谓“关中”，就是陕西省四周被群山包裹，只有四个方向有关口可以进出，故称“关中平原”。）
     周文王为求整个占稳陕西的“关中”之地，很快又组织了对陕西关中腹心地区的诸侯崇侯虎的征伐。
　　崇侯虎是崇国诸侯领导人，崇国位于今西安市以南的户县地区，是商王朝插在陕西腹心的一颗钉子，用于防着周文王的。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人进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战斗打的非常激励。周文王不得不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据司马迁说又是去修文德了，修完文德，崇侯虎就投降了）。
　　其实按照《诗经》的描述和《左传》记载，周人暂停攻城，却是去建造了大型攻城器械去了。然后集中兵力，修筑土山，从土山顶上用刚刚新造的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大型攻城器械（前三种是靠近城墙，从上方进行殴打，后一种是从底下破坏城门用的），一举攻克崇城，灭了崇国。崇侯虎战死被诛。整个过程中，显示了周人战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而且围攻了三十天还不罢休，显现出周人可怕的嗜战决心，被他盯上的地方，不被整个端掉绝不收手。他们满眼放着的，是狼群在夜里凝视你时、朝你冲锋前的，充满死亡暗示的冷凶之光。
　　不是说周文王是个大圣人，修文德然后诸侯来归吗，怎么也会有这么血淋淋的残酷进攻的场面呢？这可跟圣人的形象有所不符。而且这种进攻的对象，前后还有其它很多。
　　周人没有因为动用野蛮的武力而惭愧，相反，他们把这次攻崇城的过程，包括使用诸种大型攻城器械的场面以及砍了很多首级的实况，得意洋洋地编成满押韵的歌写在了歌颂周人建国过程的《诗经》的相关篇章里边。 
　　接着，周文王组织军事力量，长驱六百公里向东进攻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东距商都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在一番史料没有详细记载的攻杀之后灭掉了黎国（所谓“西伯戡黎”，戡是杀的意思，从字型上看也是恶狠狠的）。周文王戡灭黎国以后，构成了对纣王都城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商朝上下大为惊慌，大臣祖伊在向纣王奔跑报告这一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上天要terminate（终结）我们商朝了！“今王其奈何！”怎么办啊，纣王？
　　严重到要亡国的地步了。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显激增，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纣王知道，秋天将遗弃所有重重顾虑的人，我如果缺乏志气，在秋天的景致里不敢露出一只眼睛，这性格上的软弱，秋天也要遗弃我（对不起，这是我大学情书里的话）。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约不过万余人），以及诸侯勤王军，在山西黎城相会，争夺已被周文王占领的黎国。到了指定的相会之期，纣王的全副武装的万余名王军，戈矛林立，军威严整，武士们手持三米半长的大戈，弯弓拈箭，站在两马驾辕、每轮有十八根辐条的木轱辘战车，往来趋逞，威风凛凛。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把旁边的诸侯看的目瞪口呆。纣王身旁还有几名力胜百牛的猛士，其中包括当初F4中凿井英雄“伯益”的后代——飞廉、恶来父子。史书上说“飞廉善走，恶来有力”，俩人“力角犀兕，勇搏熊犀，父子俱以材力事纣王”，当然也可以把这叫做典型的助纣为虐。另外还有费仲先生，据说费仲，足走千里，手裂兕虎，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士。
　　恶来在《封神演义》里是一名文官，其实不对，他应该是站在战车上，手握三米长的青铜戈。戈的样子像一把长柄大镰刀。镰刀头，是戈的横枝。戈可以上下挥舞，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拿戈尖啄人胸口。戈头的刃部（即镰刀刃部——最初是没有刃的，大周以后才开始加刃），可以钩割人的柔弱脖子。所以它是兼有钩、啄、割功能的兵器。恶来的腰间还应该挎着护身短刀（当时没有剑），刀把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宝石嵌着，晶莹夺目。
　　一直有胜无败的周文王军，这一次终于尝到了第一滴苦涩的血，纣王及其诸侯联军，弓强矢劲，战法高明，人多势众，把千里孤军深入的周军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喊娘，上了人生宝贵一课，明白了造反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也不是施施仁义就能一鼓而下的。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了n个回合，周军彻底溃散（注意这n个回合不是两军主将互相冲刺单挑的回合，当时车战，车子排成横排进行冲锋，与敌车交合时候开始相打，车子交错而过，还得兜回圈子列队再冲锋，这算是一个回合）。
　　周人溃散以后，想越过千里的商控区逃回本国，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正要坠入全军覆灭的灭顶之灾，周人的军师姜子牙在东夷救了这些残兵败将一命。姜子牙以一名间谍身份，打入遥远的东夷地区从事策反工作，那里是他的老家，言语和习俗都熟洽便于开展工作。
??? 在姜子牙的策反下，东夷人抓漏子趁着纣王主力西出而骚扰了王畿地区。纣王大军于是放弃彻底截杀周人，拐回头向东进发，讨平了反叛的东夷人。周军这才得到了一点收敛残兵败将的机会，逃回陕西。
　　但是，周文王本人却被商军俘虏了。他拖着俘虏的链子，被押解到朝歌以北五十公里的汤阴地区（岳飞的老家），关进国家监狱“羑里”（念有）。我想，商人一定对他进行了必要的说服教育，一边用竹板拍打他，一边询问他叛商的思想根源。商人可能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造反好不好玩啊？说来听听！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为什么老是、老是、老是、老是、老是不说话呢？”注意，在问的时候伴随着竹板的打击节奏，声音相互渗透，保持和谐。
　　不管周文王检讨得怎么样，有论者认为，最终周文王被纣王英明地杀掉了，以免遗祸未来。周文王的儿子发，在陕西岐山老家听说老爹被卡嚓了，立刻哭着接了老爹的班，就是周武王。在未来的伐商战役中，他总是携带着老爹的木主（灵牌）在车上，想来是老爹的尸骨未归，死于非命，所以摆着木主向商人示威，用以提醒商人和自己人，我是出师有因的，不是无端地来造反的。这有点类似抬尸告状，可以获得诸侯的同情，并激励自己的战士。如果是寿终正寝在老家，就不会抬木主了罢。并且周武王在战前给战士训话中，一再疾言其父无罪，反复嚷嚷道：“予克纣，非予武， 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我若能战胜纣王，并不因为我武功强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王却杀了他，上天还他一个公报）；纣王若战胜我，并不是我父亲文王有罪（该杀），而是出于我的无能。总之是我父亲无罪。为什么总要嚷嚷其父无罪呢，想来是在向纣王讨要公道和血债。如果周文王是像主流史书写的那样，安享天年自然死亡在老家岐山，他儿子当不至于拼命地辨说他无罪。
　　周文王战败死于“羑里”监狱，周人以为奇耻大辱，后世子孙不忍言之，而且跟仁者无敌的理论也不符合（败者为寇嘛，败的人不但是败的，而且在政治上也将是错误反动的），在周政府撰写的史书里，就加添了周文王得到释放，回老家才崩掉的情节。（如果努尔哈赤被明军炮火轰死这事能隐瞒，他们绝对会隐瞒的，说他是不幸病死。）
　　后人是怎么在史书里改变历史，把周文王“弄”出监狱的呢？
　　这可费了好大的劲儿，而且版本各不相同，第一种是这样说的：周文王蹲了七年的监狱期间，各国诸侯不乐意了，纷纷自我捆了，也要求住进监狱来。纣王于是乎害怕了，一看文王人缘这么好，赶紧把他放了吧。这个说法来自《左传》，谁信才怪呢。首先，诸侯不太可能会自捆，没这么雷锋。其次，若周文王真有这么大号召力，商纣王就更加不敢放他了。（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只能说明纣王是个很讲民主的软心肠的人，是“至仁”，那就不是大家众口一词所描述的坏蛋了。）
　　到了汉朝，一个爵号为淮南王（刘安）的人——可能是觉得上边的办法不够好吧——就给出了另一个solution，请出一个叫散宜生的能说会道的家伙。散宜生是周文王的属下，几年前好像有一个写散文的人也叫这名儿，他拿着玄豹、黄罴、青豻、白虎的皮子一千条，去朝歌赎周文王。纣王见财起意，抱着这些皮子不放，下令释放周文王这只猛虎归山。几十年之后，司马迁觉得刘安的这些山货拿不出手，就把礼单改成了美女和宝马。于是纣王又见色起意，赶紧放了文王，每天骑着美女搂着宝马（对不起，说反了）。我觉得还是司马迁一笔改的高明，一下子就把纣王的高大形象给搬倒了，成了贪恋女色的蠢徒。不愧是大手笔。
　　到了晋朝，热心的晋朝人仍在帮周文王想更有创意的脱身办法。一个叫“皇甫谧”的医生写了一本史书，叫《帝王世纪》，书中设论说：“圣人是不会吃自己的孩子的肉的。”（这大约是这位医生的科研成果）。
　　商纣王命人烹了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做成肉羹，送给监狱里的周文王吃。纣王想：“如果他吃了，说明他不是圣人。既然不是圣人，那对我朝也就没有什么危害，大可以放了这个俗人回老家去。”
　　周文王拿着肉羹，一闻不是味儿，含着眼泪，还是把儿子肉吃了。纣王一看，他是个俗人啊，居然吃儿子肉，不是圣人来的。那就放了回周国去吧。周文王于是侥幸脱身了。
　　晋朝医生“皇甫谧”的这一神来之笔，比司马迁还厉害，司马迁说纣王是色鬼，这里简直纣王就是没有人性的恶魔了：逼着人吃儿子肉，活生生地烹人。当然，烹人不算什么狠事，历朝历带都有烹，不管是名气好一点的坏一点的，都有。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把周文王儿子制成“醢”。醢就更好吃了，醢是把肉晒干，切碎，加盐、加酒、加梅子（商朝人喜欢吃酸的），加酒曲，装入瓮中密封百日发酵，拿出来跟黄米饭一起吃，颇有香趣。
　　但是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的话，反倒说明纣王不是很残暴。他怀疑周文王是圣人（圣人有竞争力，会危害到他的王位，应该立刻杀掉），可是他却不立刻杀，反倒想办法试验一下，试验出他是圣人再杀，发现不是圣人，就还放了。这是断案公正、明镜高悬啊。换了后代皇帝，怀疑你是圣人或者英雄了，早二话不说就杀了。可是纣王却想办法求证，求证不是，就还放了，可见他不是草菅人命的人呐。可是说纣王不残暴、不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吧，他又把伯邑考做成肉羹。如果残暴到这个地步了，何苦还苦心试验周文王，生怕自己冤杀了周文王呢。总之这个故事编的自相矛盾。纣王到底是残暴还是不残暴呢。
　　到了唐朝，人们还在关心周文王蹲监狱的事，想帮他逃出来。大散文家“韩愈”先生也动了脑筋，提笔写诗。韩愈自己当奴才不算，还在诗中替1800年前的周文王写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乞活文章给纣王看，把后来的鲁迅先生给气得要命，大骂这是“奴才文学”。
　　韩愈想让周文王哀求纣王。
　　韩愈生活的时代，是皇权专制的时代，专制下的人们练得奴性十足，韩愈真是当奴才当得有瘾啊，还要拖一些别人也下水。
　　事实上，任何想把周文王解脱出监狱的尝试如果得到成功，都只能反过来证明纣王不是一个绝对残暴的人。所以，要么周文王安安心心地牺牲在监狱里以证实纣王是残暴的，要么，周文王想体面地回家去死就得承认纣王是仁义的（最多是仁义加糊涂的，但这仍然是仁义的），不能两头好处都被周文王的fans们占了。可史料上说周文王既出了狱纣王还落了残暴的名！呵呵。另外，如果纣王都放了你了，掉头你儿子又伐纣王，这是不是不义呢？如此不义之举的人能得到诸侯响应吗？
　　总之，到底周文王是被纣王杀了，还是按照“诸侯求情、下属送礼送山货、下属送礼送美女、吃儿子肉、写乞活文章”等几种方式侥幸出了狱，哪种结局，随便您自己挑选。这些事情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披开那些令人心乱如麻难以解读的典籍文字上覆盖的灰尘，对纣王的所谓“荒淫无道”要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知，同时对周文王的“来远怀众、仁名远播”也要保持审慎态度。崔永元和司马南不是都教育我们吗，不要轻信。
　　
　　PS：另据司马迁说，在蹲监狱期间，周文王和现代服刑人员一样，也攻修了专业课程。他那时比现在好，没有什么书可看，文科就是一些政府文件，合编起来后来叫做《尚书》。理科呢，是《易经》。周文王脑子好使，蹲监狱期间潜心揣摩《易经》，终于研究出“八八六十四卦”的爻词，中间熔炼了物理、化学、医学、天文、人事的宇宙大知识，成为继那个半真半假的妖怪“伏曦氏”之后我国又一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爻”的字样是结绳记事的意思，学校的“学”字繁体写法，就含有“爻”。） 
　　不过，司马迁的“周文王演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当时的文字还相当不够完备，写不出《易经》一书。一些卦辞如“伯和篡位立”是周文王死后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是他写的呢。周文王虽然被后人说作是“长着重瞳子和四个乳头”的异人，但也未必就能预见身后，否则他就不会被抓进监狱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