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陵会战结果，并未使双方军队任何一方遭到歼灭性打击。楚军虽败，但元气仍存，晋军虽胜，但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不大如前。相比之下，楚国从此对中原的争夺更走向颓势。
    晋楚争霸战还加速了晋国卿家势力的成长，卿家族因为立功显示才能，争得功勋和土地，提高了政治经济地位，尤其要说的是郤至。
   郤至分析了晋国的“三大耻”和楚军的“五大败”，慷慨激昂，动员士卒，促成决战。战斗打响后，郤至率领新军追击楚王将校，三次遭遇楚共王，郤至每每惶恐地赶紧下车，摘掉头盔，立正、敬礼，然后，象风一样诚惶诚恐地疾行避开，去另找别的楚将打架——这不是叛变通敌，是春秋打仗，战场上遭遇敌君的礼数。
      楚共王看见郤至这么客气，也不好意思起来，就在战场上，使人拿了一只弓，找郤至套辞：“我看见这位晋国将军见了寡人就疾行趋避，不是受了伤吧？”
      郤至又赶紧把帽子脱下来，捏在手中，说：“我跟随我们君主，沙场血战，为君主的事业而勤劳，不敢接受您的赐赠。恕我兵甲在身，不能施礼。”说完，作了三个揖，急速退开，接茬找楚国人砍架去了。
       郤至有礼有节，尊敬对方君王，但并不丧失立场。
       接着，郤至又协同韩厥，一起追击郑国国君。韩厥的驾驶员说：“郑国君的马车夫频频回头，不专心驾驶，咱加把劲儿，准能活捉他。”
   韩厥却放了郑国君一马，让他逃跑，恪守不辱国君之礼。郤至也对部下说，谁敢伤害敌人国君，军法伺候。
       这就是“先王”的游戏规则。尊重对方的国君，等于树立自己国君的权位。
   而楚公子茷不是国君，不在保护动物之列，被晋军拳打脚踢，绑了过去。
   鄢陵之战毕竟是晋、楚弭兵运动中的一次插曲，跟过去激烈的争霸战迥然相异。脱帽至敬，够戏剧性的吧，而楚司马子反，竟然临阵醉酒，在古今战争史上也属罕见。这些迹象表明，晋、楚一方在打，另一方仍以和为重，双方都留有余地，楚军夜遁，晋军也没有“誓将剩勇追穷寇”。
       在战场上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郤至，虽然论战和打仗都不落俗套，光环集中于一身，却抢了别人的镜头，遭元帅栾书嫉恨，后诬陷他是楚国的卧底。
   
   郤至性格也有缺点，就是不懂得假装低调。鄢陵之战胜利后，郤至出使洛阳，到周天子那儿献俘告捷。老周笑纳以后，使劲称赞郤至。
      郤至飘飘然了，开始胡喷：如果不是我，晋国是打不胜的。当时“鸽派”范文子极力主张不打，说什么“天意”。但是我觉得，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我论述了“三大耻和五大败”之后，元帅栾书还是躲躲闪闪，犹犹豫豫。是我强使他下达作战命令！如果让我主持晋国军政的话，楚、越两国一定会来称臣朝拜。
      “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就是指郤至这种人吧。”周大夫评论道，“人的本性，总想超越自己的上司，反倒被排斥得更厉害，所以圣人崇尚礼让，君子不自我吹嘘。”（又是“圣人君子”，一派老贵族的口气，新兴家族郤至，最听不得这个）
       想超越上司，换句话说，则是积极进取。三郤不会装孙子，总爱冒尖，这在“老油条”们眼里，当然是不通人情世故，毛病大了。
       所谓“三郤”，老大就是这鄢陵之战最佳男配角——郤至，其他是郤錡（ｑí，其）、郤犨（ｃｈōｕ，抽），都是鞍战英雄跛子郤克的亲戚。
　　虽然遭受周大夫非议，但是“三郤”一天比一天旺，号称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公室”就是国君的公族。
    “三郤”为什么可以比国君公族还富裕呢？这要分析一下卿家族的经济基础。
        在分封制体系下，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国内也实现小分封。国君把很多土地城邑分封给他的亲族分支和功臣家族。特别是新攻占区的土地城邑，国君为了激励这些家族，就必须答应把攻得土地城邑分给功臣。而春秋时代随着诸侯之间的兼并，新占土地往往比最早的诸侯面积大很大，譬如晋献公就把攻克的魏国封给了他的车右毕万，此人成为“魏大夫”，整个魏邑都是他的；把耿国则封给了他的驾驶员赵夙——赵衰的爷爷，成为煊赫的赵氏。（楚国略微与此不同，新占土地城邑改制为县归楚王直辖）。
   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对封邑有绝对的私有权，掌握封邑上的军队和经济收入，譬如鄢陵之战栾书、范氏就是带着自己家族封邑上的军队配合国君出征的。
   在这种分封制下，国君只在名义上是晋国土地的所有者，而各大家族则是土地的实际占有者。由于国君一族与卿大夫家族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土地人口，联手共处，所以这是一种“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在这种政治下，国君也必须对卿大夫留面子，有所谓“刑不上大夫”。（后来到了皇权社会，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不再怕什么别的家族了，所以“刑不上大夫”的话也就很少提了，还动不动就在朝堂上用板子打大臣屁股子，以示羞辱。）
   分封制下的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好处是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独裁，算是一种贵族民主政治。卿大夫家族自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塑养了卿大夫们的独立人格和高贵尊严，这与后代皇权专制下，整个帝国一草一木包括臣子官僚都是皇帝的私有品，有显著的不同，也形成了古代卿大夫与后代臣子官僚们在气质风尚、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上的天地差别。春秋时代之所以那么让人振奋留恋，就是有这些古卿大夫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演出的那么多慨而慷的感人故事，主要是这些卿大夫贵族在表演。这是一种贵族时代，饱含着青铜的质朴光泽。而后代皇帝，用科举制来选拔人材，一个田舍朗能够暮登天子堂，其实并没有民主，因为他选拔的还是他的一家专制体系下的办事员而已，他们和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是不能在气质和行为原则、风尚高度上相提并论的。一句话，卿大夫可爱，郡县官僚们多数可恶、可厌、可耻。
     卿大夫较少奴才行，更多独立人格，这是我们站在社会的角度看，但换一个角度看，从国君的角度看，他就不那么爽了。我们说了，卿大夫的土地封邑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是有功于国家，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国君赏赐给他的；或者是卿大夫之间当人情相互赠送，要么相互抢的；以及由于铁农具的逐渐使用，荒地不断开辟，而得到的。这三类土地，攥在“三郤”之类的私人手里，长期不需要向国家交税，自然搞得比国君还肥，甚至足以干预朝政，左右君王。于是，卿大夫家族的势力都在上升。
    鉴于这种情况，晋国、齐国和鲁国，纷纷制定新的土地政策，承认卿大夫家族私有土地合法，但是——私有土地必须按亩纳税！每亩十分之一的粮食要上缴国君！（所谓“初税亩”，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样，卿大夫家把白花花的粮食交给国君，国库充实了，卿大夫的嘴咧成了歪瓢。卿大夫跟国君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变得冰火不容起来，于是出现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一班窥伺国君的白眼儿狼。“三郤”也可入选白眼狼系列，以及从前被灭的“赵氏”。
    “白眼儿狼”比较得人心，因为他们知道笼络人心，他们在自己的封邑内经营有方，而且不需要承担太多国家义务，他们的财富便积累的越来越大。有了财富以后，他们还施惠于民，与国君争夺民心，譬如齐国的田氏就赔本赚吆喝，把自己的鱼盐木材便宜卖给平民百姓。经过这样的势力和人心的积累，最终几代人之后他们便有能力让国君下课，白眼儿狼们上去轮流坐桩——这就是后来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及鲁国三桓的三分公室。国君要么下课，要么靠边站，有的还被驱逐，国内长期无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最后堕落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这是孔子所最讨厌的，但也是春秋时代两三百年社会趋势的现实，是分封制走势的必然。
    但是，豁出命去给国君卖力气的死脑筋也不绝于史，晋国的叔向，鲁国的孔子，就是动辄“先王、贤圣”的保皇派，骨子里流淌着传统礼教和等级制度的血。孔子一辈子就在骂街：“礼崩乐坏”啦，“政出私门”啦。
       同时期，郑国的子产则是中间派。一方面，他是绞尽脑汁的收税者，替国君敛财，所以大伙都特恨他，作诗咒他死（他爹就因为做得太过，被卿大夫联手杀了）。另一方面，子产也替卿大夫家族厘定土地，认可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大伙不理解，也不相信。子产坚持收税，坚持厘定土地。逐渐，国库充实了，卿大夫家族间的土地纠纷案和互相械斗也减少了，国人开始享受公益福利（有人来家门口收垃圾了），大家这才开始作诗祝愿子产长寿。
       这时候需要说说希腊，我们同一块大陆西端的希腊文明，刚好和此时的春秋时代比肩接踵。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都是寡民小国，每个只有几平方公里，人口很少有超过5万，都象我们的诸侯国。雅典，在希腊城邦国家中，是老大，文明璀璨，相当于晋国；而刻苦骁勇的斯巴达人则相当于楚国人。希腊的历史就是雅典和斯巴达斗争的历史。
       中国发生“初税亩”改革的时候，即公元前594年，雅典也在发生“梭伦改革”。平民选出的执政官梭伦限制谷物出口，降低粮食价格，改善雅典居民菜篮子，还建立“四百人会议制”和“公民陪审团制”。
   中国的雅典——晋国，一样也在改革，“三郤”在他们广大的私人土地上实行“土地租赁、收取地租”的新形式进行剥削，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积极性发挥，最后使得三郤“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就是说三郤家族的封邑上可征用形成的军队，占了全国兵力的一半，其家产，顶了国君家族的一半！从前，郤克吵吵着打齐国以报羞辱，晋景公不允，郤克就要拉自己的家族军队去打齐国。郤克的家族军队，可以对抗齐人，足见其兵员战力之盛。
　　而晋厉公这类旧家族依旧恪守“先王之道”，在自己的辖区土地实行井田制，就是农夫在“井”字格样的田地里面干活，私田（“井”字的四边八格）的庄稼归自己有，公田（井的最里面那个格）的庄稼归国君有。这属于劳役剥削，是落后的剥削形式，农夫们只是磨洋工，他们给自己干活还卖力气，给公家干活就出工不出力了，“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田荒芜，国君仓库空了（这也再次看出当时根本无所谓什么奴隶）。晋厉公又急又眼红，眼中仿佛长了钉子。
　　晋厉公决定，再不能让这些收租子的跳梁小丑当新贵了，我要夺回我的土地和国家权力。
　　但是，我们说了，国君一族的实力是有限的，在“多家族联合体执政”下，它不过是众家族中比较大的一个。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另找其它几家家族帮他忙。
     谁呢？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几个亲晋厉公家族的掌门人，遂成为“保皇党”。
     从前，胥童的爷爷因为闹病，被迫赋闲，执政官位置让给了老郤家，两家因此结下了梁子。现在胥童终于出人头地了，成了晋厉公的gay，在床上的无数次亲密接触中，彼此建立了信任，经常互相诉说对三郤的仇恨，积极准备向三郤发难。
　　胥童打算用八百名甲士进攻三郤家。长鱼矫则说：“这样硬拼可能不是三郤的对手，最好采取行刺得办法，我们伪装成打官司，请三郤断案，然后当场发难。”晋历公批准了这一战斗计划。于是，长鱼矫、清沸魋互相假装诉讼，闹到三郤的府上，请求三郤给他们断案。胥童则带着八百甲士在外面远处接应。三郤刚要拍惊堂木，长鱼矫、清沸魋一拥而上，一个冷不防揪住“二郤”就揍。二郤的卫兵来不及反应，长鱼矫从衣服里抽出短戈，当场杀二郤于座位。第三个郤——郤至，一看是恐怖分子，出门奔车就跑，不等上车，被长鱼矫追及，抡戈连啄，满头窟窿。接着，甲士列队开来，分奔三郤家宅，豪富已极的郤家族人，人头滚滚落地。
　　三郤尸体随后被拖到朝堂上晾着，表示这场行动是由国君支持的。
　　在鄢陵之战中表现出色的郤至，就这么死在他所供职的国家中。其实，三郤对于晋历公的蠢蠢欲动，事先已有察觉。其中一个郤——郤锜，打算用其私家武装进攻晋历公，他说：“我虽死，君亦病矣。”意思是作乱是死罪，但我的兵力也能把晋历公打残废了。
　　但是郤至大义凛然，拒绝作乱，他说：“信义的人不背叛自己的国君，勇敢的人不会选择作乱，国君要我们死，一定有国君的道理。那我们死掉好了。”于是三郤终于没有动手。
　　郤至的临死感言说的很感人。但是，这里没有什么道理不道理，道理附着于权力。羊儿要吃草，羊儿有羊儿的道理，草有草的道理。
　　不过，从临终的话来看，郤至确实是忠的。他是无造反之心的，但是有造反之力。这就足够了。
　　晋国的“老油条”叔向在他有名的“叔向贺贫”里边说太有钱了不好，钱多了惹人恨。他把“三郤”的死因，简单归结为三郤“恃其富宠”而没有“德”。事实上，三郤的死，纯粹是卿大夫家族与国君公族争锋的结果，不是主要在于个人品德的问题。叔向因为本人是公族的分支，所以不肯责备晋厉公的动机实质。三郤灭族案，实是卿大夫家族势力膨胀，导致国君反扑，斗争白热化的结果。看历史，光着眼于这人是不是好人，是不是有德，是不够的。
   “三郤”缺德的地方当然也有——这恐怕是政权人物所不可避免的——但那不是主要矛盾，比如说，他们在晋厉公面前打小报告，把晋国第一大聪明人伯宗处死。伯宗发明过成语“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伯宗的儿子逃到楚国，就是站在巢车下边，替楚共王分析敌情的伯州犁先生，也是个聪明人。伯州犁后来被楚灵王害死了（唉，当聪明人真难啊）。 伯州犁的儿子也被谮死，孙子只好继续逃跑，跑到了吴国，就是夫差底下那个大坏蛋伯嚭。伯嚭也是聪明人，汲取上几代人教训，不再当“好聪明人”了，而是当“坏聪明人”，于是害死伍子胥，弄亡了吴国，但最后还是被勾践杀了。
　　
　　浮华如花易散场，三郤终于就这样被他们的国君灭了，他们的封邑土地、家产仆从，被国君和其它卿大夫大家族瓜分了。当然，晋君家族和其它卿大夫家族，后来各自的命运也是有生有灭，有喜有悲。
　　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部大家族的兴衰史。
　　不过，郤氏也没有被完全杀绝，山西五台山现在还有姓郤的，他叫郤志华，他还在网上喊呢，要求大家发邮件到xizh@eyou.com找他交朋友呢。快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