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死掉的那个石桥——豫让桥，至今还有，就在太原晋祠附近。喜欢凭吊怀古的人，旅游时候可以打听。
豫让与专诸、要离、荆轲，并为千秋侠烈之客，他虽败尤荣，扬名青史，他那“士为知已者死”的人生信条，一语道破了士人的千古原则，更是影响深远。他们为了信用、忠诚和名誉而活着。一介布衣的人格力量，可以折服王侯将相！他们在精神力量和人格的完整上，与王侯将相是对等的！
“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这是战国士人的人格表白。他们的骨头是硬的，我的心不是石头，它不能随便被人搬转，我的心不是席子，它不能随便被人翻卷。如此的珍重自己的信条和原则甚于生命，千古慷慨。
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在后来的皇权社会里漫漫淡化，傲骨、原则与完整人格，演化成了一种对皇帝的媚态和奴性。豫让身上的侠烈之气，遂成为历史绝唱。
但是到了明初，在历代褒扬豫让的文章中，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者，就是那个被燕王朱（木隶）割了下巴、灭了十族、凌迟处死的硬老头——方孝儒老先生。方老师不喜欢豫让之极，他在《豫让论》中，对豫让进行了恶狠狠的批评：
“士君子立身事主，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豫让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今无故而取地于人，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则伏剑之死，死于是日，岂不胜于斩衣而死平？
豫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智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
大致意思是，豫让沽名钓誉，不能规谏主子于危难萌发之前，徒是争死于其后，附于刺客之流，不足以当国士。
这个脾气之刚烈的方孝儒老头，可是，他老人家自己呢？他对建文皇帝有又什么“规谏、开悟”呢，当反叛大军杀过来的时候，他不过是躲在深宫里和皇帝彻夜谈论先代礼仪。等到皇帝败亡，他也只是逞能，骂街，朱棣不想杀他，他就使劲骂，最后把自己和十族人全部搞死，跟豫让也没有什么区别。方孝儒也是“徒然争死于其后”，甚至不如豫让能砺志复仇。
自从宋代理学盛行以后，儒者往往高悬道德标准以苛求别人（如方孝儒之责备豫让就是如此）。以过高标准来苛求，任何人都可以被指责，结果形成了“三代以下无完人”的局面。这样“悬旨过高”，导致大家即便踮起脚尖，蹦起来，也够不着这个标准，实现不了。靶子立得太高，谁的箭也射不上去了，索性不射。目标不是achivevable的，就没了激励性了，大家索性放弃标准，放任自流。但口头上还是要尊重标准的，于是满嘴仁义道德，实际贪鄙作奸。标准成了骗骗别人骗骗自己——互相骗的虚文（只在处理寡妇贞妇问题上才认真实行），终于把后来的中国人培养成了爱走形式主义的好习惯。宋代大儒难辞其咎也。
公元前五世纪下叶，我国的疆土趋于安宁，公元前五世纪下叶，我国的疆土趋于安宁。继公元前453年的“水淹晋阳”以后，整整半个世纪，全国没有大战。期间，赵无恤死去，传位给大哥“伯鲁”的孙子，并且一直从伯鲁孙子这条线传下去。
当战国初期古朴直烈的中国人们享受着鳄鱼孵化时期的短暂平静，同时期的希腊，则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战争最一开始，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向全世界鼓吹：
“我们雅典人拥有一个优越的体制，她使得我们不必去羡慕别的国家，这不是一个模仿他国而制定的体制，而是一个异国都想效仿的体制；这不是一个由少数人统治的体制，而是大多数市民参与的体制，这个体制就叫民主制。
在这个体制下，全民拥有平等的权力，为我们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所得的荣誉只与贡献大小有关，而与其出身、地位无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他所应得的荣誉不会因为他的贫穷而被剥夺。”
这篇骄傲的演讲被接踵而来27年漫长的海陆大战所诘难，璀璨繁荣的“希腊城邦”陆续被骁勇坚毅的斯巴达人摧毁，雅典投降。长墙工事北拆毁了，“提洛同盟”瓦解了。战争的消耗使整个希腊由盛转衰，等待他们的将是北方马其顿人在“亚历山大”国王领导下，未来的入侵。
中国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赵、魏、韩三家垄断了晋国50个县以上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口和兵员。赵居北，魏居中，韩居南，对晋国君形成虎视眈眈的威胁。
同时公元前五世纪下叶的希腊，旧贵族们也在倒霉，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把他们驱逐出境。不信任民主共和制的、年逾七十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也在次劫难中当了殉葬品。绝对的民主派们通过有意挑选的500人陪审团（其中很多人不识字），对苏格拉底进行了死刑宣判，时间是公元前403年。
苏格拉底在地窖里，镇静地手举鸩酒，于门徒的陪伴下，赶赴他所追求的精神世界了。
公元前五世纪末，世界历史的瞬间定格，就是这样的：西边是民主派取代贵族统治，东边是新贵族取代旧贵族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