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魏文侯(四)


编辑:桐风惊心 [2010-1-9]
出处:http://xiaoshui.gkong.com
作者:潇水
 

吴起,卫国人。
     卫国这种三流小国,夹缝中生存,受狄人打击,被迫舍弃朝歌、邯郸这些大邑东迁,向齐国看齐,最终定都濮阳(河南省东北部)。濮阳可是人杰地灵之处,商鞅、张仪、吕不韦都是这儿的人,后来还有僧一行,南霁云(南八),以及传说中的造字家仓颉等等。当然还有接受了三陪女的性按摩而不见效果,“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先生(前一时间被凭为“中国古代十大杰出青年”)。
  但吴起没有这么杰出,年轻的吴起是个游仕求索,出头无路的家伙。他的老家也不在濮阳,而要从濮阳西南行200里,进入山东定陶(据说是宇宙的中心,天下的中点,既然是中点,那就是倒爷的聚集地,范蠡就在这里)。
  吴起的爹爹也是个倒爷,家里存款达到“千金”,有钱。当商人当牛了,就要想着运动王侯,作磨着当官了。吴起就是在这样的家教中长大的,他的政治面貌属于布衣。他按照父母意愿,把爹的存款拿出来,到处托关系,想当官,以光大门庭。可是家财散尽,依旧找不到“人上人”的工作。想换掉身上这件布衣,真是不容易啊。《史记·吴起列传》:“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把家都搞破产了也没当上官。
  (所谓布衣,不是棉花做的衣服,那时候棉花还没有引进中国,布衣多是麻布的,而且不经染色。老百姓只能传布衣。有身份的人,比如世家大族的,当官的,则穿丝衣。脱下布衣,穿上彩色的丝绸衣服像一只花蝴蝶,到处乱飞,这是当时每一个布衣的梦想。)
  虽然衣服没有换成带绣花的,吴起却娶到一个老婆。这个可怜的妹妹在家给吴起织带子,织完了一量,比政府规定的窄。于是吴起要求她拆了重织,妻子点头答应。
  织完吴起再一量,还是不达标。吴起大怒。妻子赶紧解释:“经线事先已经固定好了,你叫改的时候已经没法改了。”
  吴起说:“没法改,你答应干吗?”吴起不能原谅妻子言行不一的不诚实行为,拿出结婚证,还给妻子,说,“咱们离婚吧。”
  (大约当时的布和钱币一样,可以作为交易凭证来流通,如果织布织得尺寸不够政府规定的幅宽,会扰乱货币市场,所以布要达到一定标准宽度)。《秦律》规定,钱十一当一布。布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尺寸不够标准的,不许流行。
  妻子赶紧请自己的兄长出面求情,她兄长却回答说:“吴起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法家的信徒,法无私情,包括要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实行,然后再推广。所以,你不要再指望着能给他当老婆了。” 此故事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妻子不信,又让自己的弟弟去托卫国国君说辞,终于还是不行。这个故事想表达的是法家的“法行所爱,不避亲贵”的思想,和后来商鞅惩罚秦太子驷是出于同样的原则——要敢于从自己心爱的人身上(如果他/她违了法)动真格的,法令才会得到真正落实。而吴起的老婆所违的“法”,就是承诺别人了要去修改,而实际上却没有去改,虽然这没有去改的原因是客观导致的,但明明知道不能改,还承诺,寄希望于对方检查不出来,仍然也是一种不诚实啊。
  老婆没有了以后,这个年轻人陷入了苦闷、踌躇和轻微的落魄,不过他也不需要老婆,只想干一番事业。一般想干一番事业的人的特点,就是不叠被,早上爬起来就出去奔走,一整天在外边求师结友,晚上半夜才空着手回来。有一天,吴起遇上一个志同道合的,吴起说:“朋友,我家里没有老婆吵,你晚上来吃饭,一起谈事业吧。”
  结果这晚上哥们爽约了,没来谈事业。吴起竟坚持等了一夜,不动饭菜,直到第二天亮,专去把朋友请来,才一起进餐谈事业。(韩非子说:“小信成则大信立,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
  吴起谈论很多事业以后,终于悟出来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空有满腹才华,但是没有文凭,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吴起想读书,首选就是去礼仪之邦的鲁国(鲁国一直是教育出口,很多人到国外去招生讲学,比如子夏,就去了山西当教授,教了魏文侯、李悝)。
  临行,吴起发了狠,用牙齿咬破自己的臂膀,向其母发誓:“我——吴起,如果不能成就事业,身居卿相,决不回卫国来。”
  于是二十几岁的吴起东行三百里,跋涉到鲁国的曲阜。他听说著名教育家孔子的徒孙——曾申先生,正在招收新一届学员,根据广告上说:“火车站向西100米,车站有人接,包吃包住,学不会,免交下一学期学费,循环教学,中间不清场——曾子书院”
  吴起觉得比较合算,就花钱投到曾申名下读书。
  

点击查看大图

  曾爸爸说:“小孩儿是不可以跟他开玩笑的。”说完就一棍子把猪撩倒,一刀捅了。小孩儿曾申在旁边看着,拍着手叫。
  呵呵,这个曾爸爸讲求信义,跟吴起一样,也是从身边家人那里实行自己的主张。
  这个老师曾申,也不是个俗人,他小的时候,他爸爸有一次带他上街玩。曾申小啊,不懂事,非要哭闹。他爸爸说:“孩子不闹,回家杀猪给你看着玩儿。”
  回来家,曾爸爸就卷起袖子,磨匕首杀猪。曾妈妈说:“开玩笑!开玩笑阿你。你跟孩子开玩笑也当真啊。我这可爱的猪,还没发育成熟呢,你就要杀啊!”
  曾爸爸说:“小孩儿是不可以跟开玩笑的。”说完就一棍子撩倒,把猪捅了。小孩儿曾申在旁边拍着手叫。(又是一个从身边实行自己主张的人——曾爸爸。)
  
点击查看大图

  曾爸爸还主张孝道,曾妈妈给曾爸爸的老妈蒸梨子没有蒸熟,曾老妈妈吃了可能拉了肚子,于是曾爸爸气坏了,就把曾妈妈休了,因为老婆不孝!这也是儒家经典里的一段“美谈”。不过,我们先不要笑这些古人的迂腐,曾爸爸、吴起之徒,嘴上喊什么,实际中就怎么作,言行绝对一致,从不自欺欺人——譬如说曾爸爸坚信儒家教义“父母在,不远游”,就真的到老呆在家里不出去做官——我管这叫做坚持原则,这是先秦之人最可贵的品质之一。
  后来朝代的知识分子们,嘴上喊着高调,但所喊的东西,却连自己都不信,只是为了胡弄上边或者应付主流儒家思想而喊。为什么大家这样互相撒谎呢,这是皇权专制导致的人性的必然变态。在皇权专制下,人们是没法保证自己的思想独立和人格完整的。而在先秦时代的分封制体系下,王权君权不强,独裁专制不严重,士人们也才有条件afford一个不自欺、有原则的人格,从而使得那个时代显得无限美好和产生那么多至今震动和感动人的故事。我觉得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价值,应该到先秦时代去寻,不要到皇权专制下去需,那里都是垃圾和变态。
  说这么多就走题了,不管怎么样,曾爸爸是个有个性、有原则的人(忘了说了,这位曾爸爸就是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先生!孔子的大高徒弟)。
  如今曾申长大了,受爸爸影响,也是非常教条,驴脾气,跟自己的学生吴起针尖对麦芒,合不来。吴起学习了一段时间儒学,突然听说老妈在老家死了。一有人死,儒家的人就立刻兴奋了,因为这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刻。要求丧主的儿子:守丧三年,三年不改父志,三年不许做官,三年不许穿花衣裳,三年不许吃肉,三年去坟头野外搭草棚住着,三年这个,三年那个,一定要把自己搞死,至少搞到又贫又瘠,浑身瘦成一把清骨头才好。于是曾申老师非要吴起回去守丧三年。
  吴起因为当初跟妈妈发过誓,不当卿相,不回卫国。吴起也是个说话要算话的人,不光对小孩子是不可以跟开玩笑的,对妈妈也是不可以跟开玩笑的啊!而且回去三年,也太浪费时间了。
  于是吴起不听老师的话,不回家。曾申大怒,从此对吴起待搭不理。
  老师不喜欢他了,说是循环不清场,现在也要清场了。于是,很有志气的吴起不跟你学儒了,开始自己钻研兵法。
  不久,齐国人来打鲁国人了(这是齐国人的家常便饭,国内一闹意见,有矛盾,就出去打鲁国,给自己捞资本,扬威,就像夫妻俩吵架,拿打孩子出气)。
  正在揣摩兵法的吴起,被鲁穆公看中了,想任命他为将,抗齐。吴起终于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了。但是鲁国的大贤,非常不习惯让外来户(还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去飞黄腾达。于是大贤们就去谮害吴起,说吴起新娶的第二个老婆,是齐国人,吴起这小子肯定会跟老婆走的,帮着齐国,对鲁国有二心,必坏鲁国大事。(唉,儒教门下,败类也如此之多啊。)
  吴起为了心中燃烧着的、炽热的树功立业的志向,毅然决然地杀死了妻子,求得鲁君信任。这就是历史上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鲁穆公看见吴起已经跟齐国人划清界限了,马上拜吴起为将军,率兵迎击齐国。
  公元前410年的月光,被淹死在吴起新娘子那皎白的皮肤上,吴起落了个“名利狂人”的恶谥。不过,欲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除了为个人的前途计虑,吴起也担负着整个家族的期望,父亲经商积累,就为了下一代更上一个台阶。在当时,个人行为常常是受家族意志和利益规范的。也许在吴起看来,娘子的死,是对家族发展的一种献身,是对摆脱“布衣”这顶烂帽子的有力推动,这就像乐羊吃掉自己儿子的肉,是为了家族能谋得封邑荣于后世的一样,这都是一种个人命运对家族意志的贡献和服从。当然,也有可能吴起这么做,不是主要为了家族利益,而纯是追求个人成就。不过呢,这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很可能是后来儒家学者在书上编造的,是儒家学者对法家吴起的丑化。儒法之争,一直是历史上说不清的公案。法家的韩非子,也曾写书说孔子诛当时知名学者“少正卯”的事,给孔子按上了一个利用手中职权杀害不同学术思想者的恶名。这些说法都不知是真是假。(其实吴起休掉妻子就可,不必杀掉。此事必多不可信。)
  吴起掌了大印以后,先派一个孬种去向骄傲的齐国人求和,摆出怯战的样子,与此同时,抓紧部署兵力。吴起一反中军首先冲击的惯常战法,而是把老弱残兵放在中军,精锐隐藏在两翼,乘齐军未摸清情况、松懈不备之时,突然从两翼发起猛攻。齐军始料不及,仓促应战,前部兵力强,后部兵力弱。吴起全力逼迫齐军后部撤退,一俟成功,便乘势追击,以扩大战果。终于鲁军以寡击众,大获全胜。
  鲁国的大贤人们开始对吴起同志刮目相看,同时又一致不遗余力地中伤他:“主公,吴起净干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在他老家,他杀过三十个笑话他的人,在我们这儿,他又杀掉了自己的媳妇儿。我们的军队以弱克强,这是不吉利。诸侯看见我们能打,势必觉得我们对周边国家有威胁,所以一定要联手来侵伐我们的,到时候灭国都不止了。鲁卫本就是兄弟,我们如果用卫国的吴起,卫国人能不骂我们挖墙角吗?何况这家伙思想意识不过关,本来品质就不端。”
     鲁穆公听完,觉得宁要品质有端的草,也不要品质不端的花。于是宣布把吴起同志开除。(鲁国是儒教大行其道的地方,强调以道德标准论人,以思想品德挂帅,这一直是儒教下的干部选拔标准。才干被视为小人鄙事,能力和本事都是末节,道德礼仪则是首要的。而所谓道德礼仪,又不过就是作揖打拱尸位素餐罢了。鲁国靠着这些品质极“端正”(实际从言行上看一点也不“端正”)的大贤人保着,一定是可以发达的!在鲁国当官,你要学会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做人。)
     我们奇怪,鲁国这么一个兔子一样怯懦、爬虫一样卑污、对外毫无生气和力量的国家,它所孕育出的儒教,会是多么进步的东西吗?然而儒教在西汉,特别是经过汉董仲舒、宋儒、明儒的升级版,变成了中国人的国教,结果是越发腐朽和反动(不是全部的反动,是局部的反动)。儒教被皇权专制社会所选择和需要,乃至成为专制者的御用思想意识形态,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因为儒教里刚好有适应专制的东西吗?自从儒教与皇权专制互相大结合,互相加强,儒教同时大行其道以后,春秋战国时代人们那种瑰丽壮烈的风格气度,一去不返了。这只是巧合吗?
     的确,用儒家的那一套标准来衡量吴起,死一百次也有了。
     死有余辜的大能人吴起,卷起铺盖卷,用尽了浑身上下的黑暗,也理解不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家。他结束了这一场黄粱美梦,又变成了从前一样一钱不值的的布衣,四周都是旧空气,大印也被收回去了。他就象《唐吉诃德》里边被人捉弄的桑丘,当了没两天的海岛总督,打退入犯的海盗,却立刻被揪下台去,一切都只不过是笑闹剧一场。
     离开你就是报复你。吴起冒着小雨,夹着行李卷,站在2400年前曲阜城的火车站旁,思量着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