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政在临出发找严仲子前，说了一段话，解释自己去为后者效命的原因。他说，我是一个市井之人，而严仲子是大国之卿相，不远千里，自费坐着车马来跟我交结。而我可以回报他的，却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做出什么大功来对称他的枉车骑相交。他奉我百金，我虽然没有要，但表明他是深知我的人格和能力的。他作为一个贤者（侧指有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他有睚眦之忿要报，而亲信我这穷僻之人，我怎么能够独独一句话没有，嘿然而已呢！而且我以前没有答应，是推说要侍奉老母，现在老母天年已终，我没有理由和借口了，我怎能躲着不动呢？我将为知己者用！
聂政的价值观非常复杂，核心思路是要为知己者用。
严仲子与聂政第一次见面之后，严仲子已经走了很久了，事情也都过去了，可是聂政却主动追上去效命。
从他的这番话和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对自己的内心是要求很严的，不能做于心有愧的事情。不作为而于心有愧也不行。聂政是这样，聂政的姐姐也是这样。他们不能降低自己心中对自己品行和人格的高的要求，不能不作为，宁可以生命为代价。
聂政和他的姐姐，以自己的捐躯死难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只是平民出身，淹没于市井生活之中，但他们的内心的高洁和对原则（他们所认为的正确的东西）的坚持，与卿相之列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完全等肩，丝毫不能苟且。他们也许没有傲人的财富和权势，但他们的人格和自我要求是同样的高大和完整。
古人说，没有恒产却有恒心，这就是士。意思就是说，虽然没有地位财富（恒产），像聂政这样，但是对自己的心却能有高的原则要求（恒心）。这样的人，就是士。这是孟子的说法。
所以，士人一词，它的最高标准就是，能坚持自己心中的原则，行自己心中的原则，一丝一毫也不将它苟且处理。能做到这一点的，才算是士人。以这样的标准来论，古今士人有多少呢？那些被威武所屈，被富贵所淫诱，因而出卖原则（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与灵魂的，这样的人何其多呢。
不光男子可以成为士人，女子也可以如此。古人说，女子而有士人之行者，就叫做“女士”，这也是女士一词的原始意义。生于市井的英豪士人聂政和他的女士姐姐，这一对英雄的姐弟，了不起啊！
后人每称“韩庭赵厕，吴宫燕市”，都是侠客作案的地方，分别是指聂政、豫让、专诸、荆轲故事。聂政大名高居其首，毫不惭愧！
所谓匹夫有志，并不因为自己的卑微和生活对他的蹂躏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指心灵原则方面）。匹夫不因自己无权无势就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应持的态度或所奉的原则。不因为生活困窘就在心志上放任自流。
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因为自己地位卑微、生活困窘就放弃是非原则，那这个社会就没救了。
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论高官者如吴起，或者卑微者如聂政。这，大约与当时的社会还不是很王权专制有关吧。而后代的这种人少了，因为皇权专制的体系吞噬和扭曲人的灵魂，使得坚持心中的原则和人格独立完整都成了一种奢想。奴性增加，自我人格意识在专制下消亡。
所以我以后即便混的很惨，也不要变卖妥协自己心中信奉的原则——希望是如此，否则就是上愧聂政这样的“屠狗”的“市井之人”了。
（注：聂政的原则，为知遇者死，这个原则本身也许有争议，但我要说的是关于他坚持自己原则的态度，第一，不因自己卑贱就放弃资金的原则；第二，当时严仲子已经走了，已经没人再要求他了，但是他还是主动找上去去履行资金的原则。这两种精神，现在已经基本沦丧了，现代词语中也找不到一个词来描述和概述它。这也是它沦丧了的证据之一吧。但是西方却仍旧有，而且有一个专有的词来表述它，就是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不论处在怎样的处境，有人监督还是没有，他都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现代汉语中找不到这样一个词。而先秦中是有的，就是有“恒心”（孟子的“恒心”，不完全同于现在学习有恒心的意思），以及“中庸”（就是长期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是现在的“中庸”的意思），还有“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什么的。总之，先秦时候，人们是满讲求这一点的。譬如聂政在严仲子走后，自己也处于卑贱，又本来没有人监督和要求他什么了，但是他还是按照自己内心的原则要求，高标准地主动地去找上严仲子去履行它。这就是Integrity。
先秦人和现在的美国人，在精神意识和作事方法上，倒是很相像的。
但是，到了秦汉以后，长期的皇权专制下，人们都不被皇上当人看，只是当皇上的一件私有物品看。人没有平等对等的地位，于是完整人格、独立人格都没有了。专制下的人没有尊严，也就没有自我要求的原则了。一切只顾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是原则，于是放辟邪侈，无不为也，没有“恒心”了。给他一点儿利益，或者没有什么监督，他就可以corruption（变卖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个词正和Integrity反义，也是放弃原则接受贿赂，舞弊的意思）。所以，是长期专制，导致了聂政那种不因卑贱或没有监督而不坚持履行原则的精神人格的丧失。以致于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一个词来概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