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攻秦的那一年，与急遑遑的士兵擦肩而过的，有一个五十出头的老书生，擦着脸上的灰尘和汗水，反方向而行之，来到了负海之国——齐国，此时齐威王新死，儿子齐宣王继位不久。
这个老书生就是儒家的“亚圣”孟子，他刚刚在魏国魏襄王那里碰壁。
孟子小时候有着“优秀”的童年教育。孟子的妈妈深深体会到“胎教”的重要性，她说：“我怀着孟子这孩子的时候哇，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孟妈妈原来住在邹国马鞍山下的鬼村，到处是坟地，村中野孩子追逐嬉戏，孟子也拿个小火铲东挖西挖，模拟表演筑墓埋棺，很有才艺，天性可爱。他妈妈不高兴了，觉得有失斯文，带着这个活泼好动的孩子，搬家到农贸市场围墙外边，租房子住。
于是孟子学习商人的样，讨价还价，喧嚣热闹。孟母怕孩子染上锱铢必较的市侩习性，赶紧搬家，到政府公立学校旁边去住。
这儿天天有一帮傻乎乎的人学习揖让进退，摆弄俎豆祭器。孟母忐忑不安的心总算踏实下来了。儿子终于可以浸染“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和“循规蹈矩的本领”了。（俎，念祖，案板子。豆是盛放篮子）
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还有一次，有一天，孟子看见邻居磨刀霍霍，准备杀一只小猪。孟子非常好奇：“妈妈，隔壁干什么呢？”“在杀猪。”“杀猪干什么？”孟妈妈笑了：“给你吃啊。”说完就后悔了，这不撒谎吗。
于是，孟妈妈真的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
不过，父母太以自己意愿为中心，就剥夺了孩子的创新和发明天才。孟妈妈教育出来的儿子难免缺乏反抗精神、阳刚之气。这位恪守本分、端庄温静的孩子长大以后，总也跳不出常规的生活思想模式，并且也要求未来的人也像他这样绵羊得如绵羊。
当然，孟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一度反抗过，但被妈妈镇压了。有一次孟子从学校回来，被孟妈妈问及：“你近来学习怎么样？”孟子烦恨地说：“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不好也不坏。”孟妈妈气坏了，立刻乱摔乱砸，把“缝纫机”都打坏了，吓得孟子缩脖抱颈。孟妈妈斥责了他半天，也不知道孟子听明白了没有。孟子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地答应了，从此再无自我主见，终于成为优秀的两脚书橱。
等孟子到了20出头，翅膀硬了，跑到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门下念了五年书，学问道德，突飞猛进，终于有了用场：有一次，孟子进卧室，突然眼前一亮，使他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妻子想试穿一件袒胸露背的蝉翼纱，上身裸着，正在对镜描容。孟子媳妇的思想比较新潮，以为穿上短、透、露的时装，定能平添几分美丽，博得丈夫的赞美。哪知孟子无比陈旧、保守。他说：“我以儒家门徒的名誉起誓，绝不能容忍女人半裸着上身。”说完，愤然调头离去，到户外去吸他的“浩然之气”去了。
他的妻子着急了，要打离婚，说：“今天我在家里没事儿，穿了一件休闲装在房里，想不到丈夫见了很不高兴，今后可怎么相处呀！我还是回娘家去
吧！”
孟母也觉得孟子走火入魔了，骂孟子说：“按礼的规定，快进门的时候，
问一问谁在里面，以提醒别人；推开内室门的时候，眼要往下看，以免侵犯别人
的隐私权。这你都不懂，还赖别人？”
孟子哼哼着，假装认了错。
孟妈妈一定很后悔，孩子怎么被教育成了这么个脑子僵化、六亲不认的书呆子了，而且性意识全部丧失！（其实是她自己种下的苦果。）
也有一种说法，是孟子一进屋，看见老婆因为累了，在休息，直伸着腿坐在地上——而不是按照礼法要求，跪坐着。孟子于是气急了，出屋就闹哄着要休
妻。当圣人老婆，真是动辄得咎啊。其实圣人真不应该有老婆。我们中国人，后来就是被这样的圣人教育着的。
由于孟子很有本事，年轻时就找不到事做。如今到了五十来岁，还没有一官半职。于是他拿着自己从儒家那里学到的仁政药方，跑到中原大梁的魏国来推销自己的主张，以讨一份工作。
孟子的年龄，比希腊同时期的哲学家柏拉图（BC427—BC347）小上37岁,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年纪相仿（大五岁）。这位逍遥学派的老师在雅典的林荫道上散步，提出了“中庸调和”的理论，认为贫富悬殊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有钱的人掌权可以，但要照顾一下穷人。
孟子也是这种相对温和的“仁政”思想家，他跑到魏惠王（魏罂）那里，宣传仁政。
当时魏惠王已两鬓班白，见到孟子时第一句话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成语出处），有什么办法可以利吾国。”
不料孟子大怒：“你们天天嚷嚷着利，我却只要谈义！”孟子是不许别人谈利的，他解释说，如果国君整天想着的是怎么对我的国家有利，卿大夫整天想着是怎么对我的家族有利，士民们整体想着是怎么对自己个人有力，那么上下交争利，就会社会动荡。卿大夫为了与国君争利，就会向上弑君。所以不要提利，要提仁义，如果卿大夫都讲仁义，就不会向上侵犯自己的国君。
我们说，孟子的前半句话是对的，上下争利确实会导致亚里士多德说的“社会动荡”，但是后半句话的解决办法是无效的。
追逐利益，是本性来的，靠提倡仁义也是改变不了它的。鲁国是讲仁义最多的国家了，可是三桓照样分割了公室。应该用法家的办法，从加强王权和取缔分封的角度，从根本上摧毁卿大夫与国君争利的经济基础，而不是靠向这些人宣传仁义，来让他管住自己贪婪的嘴巴和黑手。
法家的取缔分封，变成职业官僚，并受法令监控制约，和孟子讲的国君对下面倡导仁义，目的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君张目的，但是显然法家的办法更有可行有效。（孟子的办法不但无效，甚至它会误导人而有害，后代的人不了解他说话时的用意，只信奉他所说出的字眼，受了他的重义轻利的观点的影响（而这种观点不过是他用于巩固君主地位的不有效的办法，但大家把这个却当作修身的个人价值观来信奉），就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一个增加了，一个就要减少。于是后代中国人都不务利，而只求讲德义。所谓谋道不谋食。导致了人们进取务实精神的滑落。其实，吃饱了肚子，穿上愉快的丝帛，才是对生命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大义。义和利本来是没有冲突的。但后人把它们对立起来了。）
魏惠王见孟子不许讲利，就发牢骚说：“好！那就讲义吧。我治国，也算讲仁义的啊！我河内饥荒，就把灾民移于河东，把小米调配给河内。河东饥荒，我也是如此。我看邻国政治，还不如我会做。可是我的人口也不加增，邻国的也不见减少。” （注：河内，是指L形黄河横部分以南，河南省。河东，是L形的竖部分以东，山西省）
孟子又拿大话压人了：“您这就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您们两国，都不怎么样？”
孟子的意思是，您刚才说的固然是仁义之举，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
魏惠王来精神了：“请先生教诲，那你说我还该怎么办啊。”
“你应该这么办！不要违背农时，老百姓庄稼就吃不了了。不要把鱼打光，砍树要选时候。五亩的宅基地啊，旁边种上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帛了。鸡豚狗彘这些东西，不要失其时（不知怎么个“失时”法），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一百亩的自耕地，也不要夺其时（又是“其时”），全家几口就不会挨饿了。然后让大家聚起来，讲孝悌的道理，这样老头就不会扛着东西在马路上走了（意思是有活雷锋帮他扛）。你这么一弄，然而还不称王，我绝对不信。”（这最后一句跳跃过的逻辑环节也太多了！怎么这么一弄就能王天下了？！）
就这么些小儿科的知识来给魏罂对付啊！我真服了you。陈腐之至，陈腐之至。说来说去就知道个“不失其时”，这是个最基本的小东西，获得国际竞争优势，还需要远远得更多！殴打！严重殴打！看来，当需要拿出具体办法的时候，仅次于大圣人孔子的“亚圣人”孟子就显得捉襟见肘、问东答西了！回答得幼稚可笑。孟子所谓的“不失其时”，就是鸡豚狗彘这些东西，要注意它们的发情期，在发情期内莫打扰人家，以免影响优生优育。这个小东西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用呢？这又不是搞养殖场竞赛。
其实，孟子看似可笑的回答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孟子要打的广告是，行仁义，或者说行仁政，它不但可以保住君位免受动荡（上边已经说了），还可以给诸侯国带来王天下的效果——就是兼并诸侯，成为周天子那样的众国之王。为什么反复强调“不失其时”呢？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君总是动用民力去修项目，或者征发战士出去打仗，那就会使得这些人暂时脱离农业生产。须知，种庄稼也是讲时候的，冰一化，十几天之内就必须播下种，否则地面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这时候政府搞大工程或者要打仗侵略别人，把你调走了，那么就算回来以后再有时间，也干不了什么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古人要求“不夺农时”。
孟子认为，对农民不夺农时，少去征发他们打仗修项目（这就是行“仁政”），则农民们自然就会其乐陶陶地把农业搞好，吃肉穿帛。而你竞争对手的国家，老出去打仗修项目（不行“仁政”），则它的民众必然“冻饿饥寒”“妻离子散”都想造反。于是，您吊民伐罪，带着你的高兴的农民去征伐他们，说您不当王能行吗？这就是“仁者无敌”！（所谓王道也是这个意思。孟子包装打造的周文王、商汤也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路子！但可惜是包装的。）
该怎么评论孟子这个思想呢？我们说，孟子的逻辑推理是前提条件缺失的。当时，列国交争，兼并激烈，以求统一。诸侯国君个个都要修工程和打仗，以保护自己的本国领土和对我扩张。不是你想少打仗和修工程就能少下去的。如果你少打仗修城垒而行仁政，让农民有机会充分发展农业，但你的军事力量因此就削弱了，后果一样不堪设想。所以当时打仗是客观现实所要求的，不是君主能主观完全控制的。
还有，你不打仗，让农民们缓和富起来，富起来之后，按孟子说了，还是要出去征伐那些“不仁政”的民“冻饿”的国家，以谋求自己的王业。那么你还是打仗了，这个打仗，不还是要“夺民时”，使你的民的福利又削弱了。所以你的民也开始流于“冻饿饥寒”“妻离子散”，所以你赶紧停下不打，不打，民富宽暖饱一点，你又赶紧再去打，一打，不行了，又得停下不打。如此循环，何时能完啊？这已经是我的脑力所理解不了的了，但说一下子就能“王天下”，却实在是不可能就这样能行！
所以，打仗求霸和修民养息，是一个矛盾，孟子靠后者而实现前者，是非常不通逻辑的。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成为众国之王呢？如果孟子这个办法不行，该怎么办呢？其实，那就是商鞅说的奖励耕战。既要积极地奖励发展农业，又要积极地对我打仗。农业的发展不是靠减少打仗这种相对“消极”的办法而获得，而是积极地用行政、土地、经济政策来促进农业，使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能积极对外扩张打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后来法家的实践和秦国的胜利的事实，说明它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周文王、商汤的最后统一天下的成功，也是这么做的，而绝不是孟子说的不打仗、行仁政、宽和待自己的民，不夺民的“农时”而获得了王天下的成功的。
孟子是一种静态的、二元对立的、消极地看待和思考国家发展国力之术，注定在当时也包括在未来任何国际竞争激励的时代，他的思路都是不对的，不有效的。
司马迁都嘲笑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没有说自己得到这个结论的理由，但是这个结论我看是对的。
当下之计，对于魏惠王，就是行法家的富国强兵的综合政策，包括从抑制分封等土地经济基础的革命上来动手，而不是仅仅“不夺农时”这么一个极表面化的肤浅的手段去求得国际竞争的胜利！
所以，综合来讲，“行仁政”固然不是坏事，但是财富不是在国就是在民，行仁政只是把财富从国多转向去民，但并不能增加财富总量，当你未来要扩张打仗的时候，还得把财富从民集中抽向国，总量并不怎么增加。“行仁政”行来行去，并不能怎么增加财富总量、当时的当务之急，是怎么增加财富总量，所谓富国强兵之术，这个问题全在法家的学说中来实现了，儒家孟子者流给出的办法根本不行！
孟子在魏国待了一段时间，魏惠王终于不能从他的教义中得到什么帮助。但魏惠王不如他能说，不能辩倒和诘难他。只是本能地觉得他的办法不行。
最后一次魏惠王跟孟子见面的时候，魏惠王气恼地说：“魏国，本来是天下最强国，可是到了寡人手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看来“太子申”马陵之战被俘虏后，给杀了）；接着，我在西边有丧失给秦人七百里土地（含吴起的西河之地，一里比现在一华里略短1/6）；我又在南边受楚人侮辱。寡人耻之，如之何则可？”
看得出来，魏罂是对国家前途很有责任感的，可就是一筹莫展。
“您啊，”孟子又把自己的理论重复了一遍，“应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蓐，让老百姓尊重亲爹和大哥，温顺孝悌。这就是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仁者必然无敌！您就不要怀疑我的话了！”
看来，孟子也被急得够呛，也不摆事实（举他编的周文王、商汤的“成功”例子了）、讲道理了，干喊自己的理论了！而且一急，还把“深耕”都给憋出来了。人家问你怎么治国，你说什么深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前面说的仁政也没什么系统关系啊。
尽管孟子发了毒誓地大喊自己的理论行，魏惠王仍然觉得很无奈。听了半天孟子的话，还是发现不能用到实践中去。所以自然也就没有给孟子当官的意思。
接下来，魏惠王只好面对着自己桂陵马陵之战输给东方、又被秦人商鞅夺去西部领土的烂摊子，心灰意懒、枯藤古树昏鸦地继续过日子。
孟子讨不到好处，气得没法，又混了一年，魏惠王死了，儿子魏襄王也没有用他的意思。孟子气得直骂魏襄王道：“望之不似人君，不见有所畏焉。”说魏襄王好像土豹子。骂完，孟子卷好行李和简历，踏踏实实地离开了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