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开碰壁的魏国，往齐宣王那里去，因为他听说，齐国有一个“稷下学宫”，是个吃白饭的好地方。
临淄的西城门，叫“稷门”，就是“谷子门”的意思，如今这里只剩一片残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玉米地，但在2200多年前，这里是一所伟大的学宫，专门给读书人盖的，叫“稷下学宫”，在稷门外，在从齐威王以前就有了，给齐威王弹琴的美男子“邹忌”就是稷下学士。
到了如今的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进入鼎盛时期。著名学者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怀渊等七十六人，都被齐宣王安排在这里不用干活，每天王霸义利，天人善恶，只做高谈阔论，还赐高宅大第，住宽敞的校舍，坐华丽的校车，享受上大夫工资待遇。吸引名闻天下之士，达数百千人之多。百家杂辩，门派争鸣，当时的显学除了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以及农家、杂家、兵家、纵横家，还有小说家（哈哈，但不是王朔），一家之中又细分多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蔚然如雨后蛙噪，成为先秦诸子的欢乐
谷，真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了。
除了老孟子在这里混住以外，一个十七岁的小孩，也跑来这里来听课记笔记。他就是我们后来有名的“荀子”，这时还小，正在聆稷下先生们的博学洪文。
后来荀子翅膀硬了以后，以孔子正统传人自居，成为孟子的论敌，整天大骂孟子窜改孔老师的真学，说孟子一派，效法先王，却不知先王之道的纲纪，依仗自己的一点聪明，造出五常之说，冒充孔子的真言，蒙骗了无知的俗儒。又对孟子“性善论”批评，倡导“性恶论”，人性是恶的，只有经过后天教育才能使人为善，这是人类对自我本性有了首次深刻认识。
如何进行后天教育那，荀子提出“礼治”。
荀子是这样谈礼的：“人之所以为人，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批判了同时期希腊先哲柏拉图“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的谬论。荀子反复强调，两只脚，没有羽毛，还不够当人。父子之亲、男女之别这些“礼仪”才是人之根本。去除人性的恶根，一是法治，二是通过后天教育，主要教育工具是学礼，通过礼仪的客观约束，使人迈上外王之道——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而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通过主动自觉、思想教育，使本来就性善的人们，更跨上内圣之路。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喽）。
荀子强调礼治之外，也要用法治。惟其性恶，所以才要用法管制，所以荀子带有法家观点，法家李斯、韩非子都出于荀子的门下。荀子性恶论的提出，给了法家一个思想附着点。
荀子礼法相辅，王霸并用，包罗广泛，集先秦诸子之大成。
其实，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孔子的两个基本点——仁和礼，俩人各自继承了一个。而孔子的两个基本点“仁和礼”，又是服务于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
为什么“行仁政”是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重要手段呢？孟子为此清晰地注解过：“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意思是，仁的人会照顾自己的亲戚，而国君和下面的卿大夫往往都是亲戚来的，而义的人会把维护国君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宣讲仁义，国君就可以让下面的臣子不反他，得到了崇君的效果。行仁义，也就是行仁政。
行仁政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发展国力，因为人们都仁义了，就是自觉努力工作了，国家就发展了。这样就“仁者无敌”了。
至于荀子所强调的礼，也是为了实现孔子的崇君的中心的，我们就不解释了，想想就知道。
在稷下学宫里呆着的人，名气呆得大了，往往就有了接触君主的机会，比如孟子就终于见到齐宣王，向齐宣王大谈特谈。（当初魏惠王没接受他的学说，现在又来忽悠齐宣王了）。
齐宣王先请他谈谈“齐桓晋文之事”。孟子说：“齐桓公、晋文公，是霸道，是以力服人。我们孔子之徒是不谈的这个的（谈这个掉价儿）。在我孟子看来，当国君的正点是仁义的表率，引导全国人民提高仁义水准，全国人都仁义了，都乖了，国君就稳当了，国家也就大治了。这就是王道。这就是我说的行仁政！！！”——又来了！还是老药！
齐宣王忐忑不安地问：“像我这样的人，能推行仁义，保民而王吗？”
孟子赶紧给自己的仁政理论作广告：“我的行仁义学说（简称仁政）实行起来，就像捡起一根羽毛，折断一根树枝那么容易，您当然可以啦。上次，我看见您祭祀的时候热爱大动物，不忍看见老牛哆嗦，就把老牛饶了，而去改宰山羊，这是仁心发现啊！（山羊就不需要仁了？）
“从这件事情看，您就是君子啊！君子远庖厨嘛！作为君子，您却使用武力杀伐，想制服秦楚，开疆辟土，莅临中国而抚有四夷，这真是缘木求鱼啊（成语出处）。”
“为什么呢？”
“您想啊。如果我老家邹国人跟楚人战斗，有戏吗？”
“没戏啊，肯定输。”
“所以，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您以一国之众，想压服海内八国之大，不等于以邹敌楚吗，必有大难啊！”（可是人家秦国怎么就能实现一国压服八国了！人家走的法家的路子啊，就胜利了！）
“那我该怎么办啊？”齐宣王虔诚地问。
“行仁义啊！仁者无敌！行仁政的话，仁人无敌于天下啊。”孟子拿出了自己的药方。
这回，孟子比在魏国的时候有进步，不再说小动物发情了，拿除了一个多少像是一个学说的东西。
“仁政就是以仁的感召力和德行来征服人，您搞仁政，就可以使万民心悦诚服，诸侯相举来朝。您岂不就王天下了。”（也不知真的假的）。
孟子说：“行仁政的步骤是这样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国君爱护自己的家人老小，对亲戚仁义，对哥们孝悌，对臣僚仁心荡漾，态度孝敬恭谦。这种风格推广到大臣身上，大臣也就仁义孝敬，大臣再推广到小臣，小臣没处推广，就推广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邻居街坊，邻居街坊再从爹传到儿子，儿子传到弟弟，弟弟传到弟媳妇，媳妇教儿子，儿子教老婆，于是全国民不断推广仁（就好像病毒在散播一样）。于是，最后国民都是好人了，国家自然也就好了，国家好了，自然战胜它国，于是您就王天下了，这就仁者无敌了！”
这套用意良好的东西，真是孟子的苦心发明啊。看来，“行仁义”，不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施利于民，轻徭薄税什么的——这么理解行仁义只是说出了行仁义的一种表现方法，而没有说出它的目的。
行仁义，实际上是通过推行以“仁”为主的等待一系列道德因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的意思，把它总结成一句话也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国”。
这才是仁政的核心意思。“仁政”就是领导人通过行使仁义而起到推行仁义的作用，道德教化，最后众人都仁义了，国家大治。
这听上去是个完美的理论，但实际却并不现实可行，《吕氏春秋》就贬斥这种“仁推广”理论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仁义，但是却难于推广给别人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容易走向恶的。孟子的仁义推广理论，实在是实验室里的想象，硬去推广，亲戚、小臣、大众，也只是迫不得已假作仁义来敷衍，也就是中国人后来常说的“假仁假义”。真的仁义推广，是行不通的。在现实中，没有利害之柄，赏罚之劝，他是不会好好干建设的。
可是孟子却说推广仁义简单的要命，比捡起一根羽毛，折掉一根树枝还容易。只要你当领导的这么做了，下面人就自然跟着。但实际上真是那么容易吗？根据历史情况，比如推广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实际这么多年下来，实际有几个雷锋第二和焦裕禄第二出来？
孟子的这个理论，有两个前提要求，第一，领导人本身是真的仁义的，可是我们说领导人本身也是人，也有私人利益要去追求，他能做到绝对仁义吗？如果他都做不到绝对仁义，他怎么能把这个仁义传染和教化给下边的人。第二，官僚和民众看见领导人仁义了，就拥戴领导人，于是自己也乐意仁义。这是建立在孟子的“性本善”的前提下了，如果下属官僚和民众是性本恶的，看到领导行仁义，不但不拥戴，反倒乘机占领导便宜（比如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占那个行仁义的领导的便宜），你硬去推广仁义，搞品德教化，最后只能出现假仁假义，大家作出仁义的样子骗你，实际则把黑手伸向你占你和国家的便宜。
只有解决了上述两个要求，在此之前，孟子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而这两个要求能解决吗？我们听听康德的观点。
康德认为，人的私欲永不可免（私欲不可克服，不论领导还是下属），道德完人永不求（很难找到或教化出来）。那么，按这种理论，康德就认为，以道德教化（推广仁义，“以德治国”）来提高大家从而建立一个幸福发达社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以民主宪政（或其它一些相对合理的社会体制——潇水）使人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在这个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看来，康德的观点和《吕氏春秋》的观点是一样的，行仁义这种道德教化——所谓以德治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除了假仁假义以外，并不能真正提高社会能力。有效的办法，是从体制和机制的手段上下功夫。
“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道德教化、仁义推广、以德治国、推行仁政，这些骨子里相同的概念，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它的可行性已经有了认识了。
看来康德也是个承认“性本恶”的法家类型的思想者啊。他认为，机制和体制，不怕人性恶，哪怕你恶得像魔鬼。而道德教化，则要求每个人潜力上都能成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