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预期计划中的“离间齐赵”，成功了。
这时候，燕昭王对苏秦的不信任也与日俱增，终于用特派员“盛庆”来通知苏秦，让苏秦收拾收拾东西下岗，另派他人接替苏秦的职务。苏秦感到自己很委屈，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燕王，申辩冤情：
齐国是燕国的心腹大患。燕、齐交恶，由来已久。我的基本计策是：臣在齐国卧底，大者可以让齐国不谋燕国（不谋进攻燕国），其次可以恶齐、赵之交。齐赵交恶，以便王之大事（报仇雪恨）。”（注意：这里苏秦喊燕昭王为“王”，电视剧里一口一个“大王”地喊，好像山大王一样，其实不对。真实的情况是喊他们“王”。苏秦甚至从前呼燕昭王为“足下”。现在形式窘迫了，快下岗了，不敢自负而呼“足下”了。）
“臣受命任齐以来，齐兵数出，未尝谋燕，甚至撤走邻近燕国的北部边防部队——用到攻宋方面。（这是我的功劳啊，燕国处境安全了）。
“臣赴齐开展地下工作之前，知道必然有人中伤我：如果我在齐国混的好，贵重于齐，燕国的大夫们必然怀疑我叛变。如果臣在齐国混得差，职务低下，燕国臣僚必然又轻看于臣。如果我在齐国混得好，就就会对我不断提出更高要求。齐国一旦对燕国有什么指责和进攻，燕人就又必然归罪在我身上。如果天下诸侯不进攻齐国，就又说我善于为齐谋划，替齐人着想。一旦天下诸侯攻齐，燕人又会和齐国一起抛弃我。我的处境，危如累卵啊。（确实不好干啊。如果要下岗，就下岗吧，这也不是什么好差使。）
“大王曾经对我说过：‘寡人一定不听众口造言，寡人坚定不移地信任你。为了成就大事，你哪怕和齐国谋攻燕国，必要地话，也都可以！你带上家属全去齐国，以取得齐王的信任，寡人也不会计较。’（看来，苏秦的家属多半是被扣在燕昭王手中当人质呢，呵呵!）
“现在，大王听了众口造言，以我为有罪，我感到很恐惧。当初我困在赵国，大王为了救我，派人对赵国嚷嚷：‘扣留苏秦，犹如免寡人之冠！’臣之感激大王，深入骨髓。臣甘死乐辱，以报大王。”
这封信写的情真意切，没有纵横家文章一贯的那种铺排驰骋的气味，都是平朴真率的肺腑之言。在接下来的一封信里，苏秦则显得比较激亢，和燕昭王进行了一番虚拟的理论大战，辨析“信义”的概念，以求自清——因为燕昭王身边有人在毁谤苏秦“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不能信用。
苏秦在辩论中写道：“今日愿跟大王您作一番假想的对谈。假如我说：我苏秦孝如曾参，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以次侍奉大王，是否足矣？大王说；足矣。我说：您觉得足矣，我却不肯侍奉您了。我孝如曾参，曾参这个人，天天守着父母，一宿也不肯外出，为此不惜拒绝做官，从而获得了孝的美名。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步行于千里之外，为弱齐强燕而奔走谋划呢。尾生这家伙，跟女朋友相约于木桥下，女朋友不来，发了大水，他守信不走，抱柱而死（活该）。这样的人，不肯诳诞，何能为燕国谋利呢？而伯夷那个老家伙，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不肯为武王臣子。他不肯为武王臣子，又何益于您的国家。所以，孝廉仁义之人，做不来事。大王必说：难道仁义不好吗？我说：仁义当然好，仁义没有错！但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仁义乃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苏秦的意思是：“孝廉仁义”，能够自为，却不能进取，是必要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建功立国的充分关键条件。“孝”贯彻到极至，作用止于“养其亲”；“信”充其量是“不欺人耳”，都是自为，而不是进取、为人。“廉”对于其本人，只能作用达到“不窃人之财”，绝不可能“使之步行千里之外而行进取于齐”，去完成富国强兵、兼并称霸的大业。
作为纵横家的最高代表，苏秦尖锐地指出“信、义、仁、孝、忠、廉”等等儒家信条，只是“所以自为”的“自完之道”、“自复之术”（追求个人完美），无助于“功业的进取”，无助于完成大事。把它们作为一个国家选材看人的唯一最高标准，不利于国家的富强壮大。
曾参、尾生、伯夷，这些儒家道德典型，虽然也并不坏，但只是行“自复之术”，纵横家看的不是“为己”的“自复之术”，而是“为人”的“进取之道”。纵横家主张把“为人”的社会政治活动，排在“为己”的道德伦理修炼之上，来看待。
这就在中国整部几千年的历史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提出了以“进取之术”而不是“自复之术”（道德完善）作为评价人物和君主选材的第一标准，具有非常强的革命精神。这里，苏秦并不是要否定道德，苏秦只是反对把个体道德（这种“自复之术”）作为评价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价值的第一标准。可惜，在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中，这个标准正好掉过来了。道德挂帅，“自复之术”，成为评价臣子的第一要务，国人不务实而务虚，不求功而求道德作秀（“工作作风扎实”之类的虚词，满天飞），那就无聊乃至可恶了。亦可悲哉。
富于进取精神，就是纵横家的风格。苏秦在信中末尾写道：“臣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自复之术也，非进取之路也。（意思是，如果您最最看重的就是仁义道德这些自复之术，那我就算了！）——臣请辞归而回到老家洛阳，回去挑着筐种地，不要辱于大王之廷了！”
自复之术也，非进取之路也。苏秦的这句话，值得我们记住。
大约经过苏秦的一番理论攻辨，燕昭王暂时放弃了拿忠信孝义仁廉这些“自复之术”来评价苏秦了（这并不是说，苏秦在这方面不行），而更看人的“进取”功业。于是他让苏秦继续留在齐国工作，去“进取”。
那么，苏秦到底在“忠信孝义仁廉”方面有没有问题呢？
关于“忠信”，苏秦和现代社会的间谍是一样，对于他所卧底的国家，是不忠不信的，但“忠”有小有大，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是大忠的。苏秦的一切纵横筹划，都是围绕燕国利益的，忠于燕国利益，始终不负燕昭王的嘱托，所谓“以百诞而成一诚”。他根本是“忠”于燕国的。从列国的视角和感受上说他是“反覆不信之人”还有情可原，燕国人自己也说他是“反覆不信之人”，就实在让人寒心。
至于“孝义仁廉”等方面，史料中也找不出任何对苏秦不利的证据。他把金子散给自己的亲族朋友，这也够“义”的了吧。
在列强纷争的战国时代，评价一个人，不论是苏秦，还是从前的张仪、吴起、孟尝君、赵武灵王，是应该着重看他们的“忠信孝义仁廉”呢，还是着重看其“进取功业”呢？恐怕答案不言而喻。如果赵武灵王仁，那他就不可能讨伐并灭掉中山，使得自己的国土扩大。如果赵无恤信，就不会诳杀姐夫代王，夺得代地。如果赵魏韩三家忠，就不会三家分晋。如果秦人廉，就不会对外扩张，抢别人的土地。如果按“忠信孝义仁廉”办，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只能等着地盘越来越小，等着挨揍。“忠信孝义仁廉”不但不能帮人，反倒只能害人。如果苏秦谨守“忠信孝义仁廉”，那最终就无法帮助燕昭王实现“弱齐强燕”的战略目标，令燕国人翻身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