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的国君往往遭到贵族集团欺负。十五世纪，英国的亨利五世，是位幼主，贵族和议会（是贵族组成的）紧紧地控制着他。即使到了这个幼主长大以后，贵族们也不肯轻易退出政治舞台，而是继续发号施令，以维护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后来爆发了著名的玫瑰战争，王族和贵族之间大战了三十年才略见分晓。
　　公元前三世纪的秦国也是这样的。后来的秦昭王虽然呼风唤雨，但他当年继位的时候（公元前306年）却是个小孩。他的妈妈宣太后以辅政的名义夺去了他的权力。宣太后趁机大封宗室贵族，形成了以其弟弟魏冉，以及泾阳君、高陵君、华阳君为代表的贵族掌政局面，号称“四贵”，专了秦国的命。四贵们“擅行不顾”（作决策不用请示秦昭王），“出使不报”（出使什么国家，执行什么外交政策，不用对秦昭王讲），“进退不请”（来串门不跟传达室的说），全不把秦昭王放在眼里，跟亨利五世时代的贵族大爷们一样。
　　所谓贵族，这是个西方的词，对应到东方来讲，没有严格的定义，大致相当于国君的亲戚家族们——比如齐国的孟尝君、秦国的“四贵”、鲁国的“三桓”，还有一些非国君亲戚但是长期知名的世袭大家族——叫做世家，比如齐国的国氏、鲍氏，也可视为贵族。
　　和贵族相对应的，就是布衣，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DNA普普通通。布衣也就是平民。如今的社会是平民政治社会，当官的都是平民出身。
　　但是在分封制下的整个先秦时代，贵族政治流行了两千年。所谓贵族政治，就是贵族世代掌权的政治，简单地来解释，就是一些国君所分封出的贵族家族和国君家族一起，世代联合执掌国命。平民没机会做官，做也做不大。
　　贵族政治有什么好处呢？
1、 贵族政治是“多家贵族联合体”政治，减少了君主一元独裁。事实也确实如此，春秋战国的君主，都不是那么凶巴巴地。
2、 贵族们有自己的封地，腰杆硬的人精神也健康，人一旦有了经济独立就可以afford人格独立，所以贵族们讲求个性独立、尊严、自由，荣誉尊严意识强烈，这种风气传染到民间，造就了春秋时代人们那种激烈张扬、质朴自由健康、可杀而不可辱的风格魅力，成为青铜时代的一大闪烁亮点。 
3、 贵族政治相对于后来的皇权专制时代，集权和专制力度弱，社会更多自由空间，容纳了不同思想，带来了文化、思想、科技多领域的文明创造力的大爆发。所谓百家争鸣和中国的文明活力，都在这个时候。

这都是好处。
坏处也不少：
第一， 贵族政治，政府里全是大家族血统，布衣们根本挤不进去（譬如春秋时代，出征打仗的将佐序列，全是由世家大族的子弟构成）。由于仅在贵族圈子内去选拔人材，愚笨者也位列卿相，多半误国，比如孟尝君，这种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曹刿讥之为“肉食者鄙”。
第二， 贵族自己有世代相传的封邑，分裂了国家的财力和军力。
第三， 贵族掌权，导致君权虚弱，贵族之间互相砍杀，内祸频仍。
　　
　　进入战国时期以来，法家开始流行起来，法家改革的目的就是强化王权，手段就是遏制分封、抑制贵族，成果就是把贵族政治向便于强化王权的职业官僚政治转换。
　　但是，虽然改革在进行，但逆流也在回转。趁着秦昭王年幼无力，妈妈宣太后把贵族政治招回了秦国政坛。
　　平心而论，宣太后对秦国的功劳也不是可以一笔抹煞的。当初秦昭王年幼时，社稷不稳，西边的蛮邦“义渠国”前来朝贺。“义渠”首领骄悍凶恶，桀骜不驯，居心叵测，时时威胁秦国的西侧。宣太后不顾年长色衰，为了国家利益和儿子秦昭王的前途，毅然牺牲了自己半老徐娘的色相，朝“义渠王”放电，终于与之私通（属于老草吃嫩牛）。宣太后以色相笼络住了义渠王，使之放弃了进攻秦国的打算。
　　后来秦国复壮，宣太后张牙发作，趁义渠王沉溺于温柔之乡，将这个嫩牛杀死。接着，秦军攻灭义渠，括地至甘肃宁夏一带，为秦国除去了后顾之忧，可放手东向了。为了国家利益，宣太后充当慰安妇的事迹广为流传。据司马迁说，俩人前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不正当关系，联合生产了俩个孩子。
　　宣太后是个很酷的女人，她老家是楚国人（大约是楚怀王的姊妹行），所以性格奔放自由，说话大大咧咧，不注意场合，带有精神污染性质。有一次，韩国使者前来搬救兵：“楚国人来打我们了。臣听说，掀起嘴唇，牙齿就会感到寒冷，希望贵国营救一下您们的邻居韩国吧！”   
　　宣太后不愿意得罪娘家楚国人，于是说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话：“我和我老公从前做爱的时候，我老公（就是秦惠文王，张仪侍奉过的）来了一段前戏，他一屁股坐在我身上，差点压死了妾我。我实在吃不消。后来他全身压在我身上（进入正戏了），反到一点都不重了。为什么呢？因为后者对我有好处啊（比较爽啊）。但是我们出兵的话，战争费用一日千金，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都没有！所以不能出兵！”听得韩国使者直翻白眼。 
　　宣太后不懂得压强的计算公式，以为趴身上感觉不重了是因为“有好处”，其实是分母“面积”变大了而已，所以感觉不重了。但我们不要责怪她不懂科学，她公开向外国大臣描述性交姿式以拒绝了韩国使者，也算是立论新奇，修辞惊人，被后人（清人王士祯）评价为“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宣太后不但说话没遮拦，私生活也不腼腆。她热爱生活，临死的时候舍不得自己的男宠“魏丑夫”，公开要求把“魏丑夫”先生（瞧这帅哥的名字起的）殉葬，随自己一道走。魏丑夫害怕，不乐意见鬼，就派人说服她老人家道：“宣太太，倘若人死后无知的话，您带个魏丑夫去，到了地下也无法享用。倘若人死后有知呢，则先王（秦惠文王）在地下苦等您这么多年，而您在阳间长期行为不贞（指养男宠），先王早就积怒日久了。您再带这么个小白脸下去，还不得把他老人家气得七窍生烟，和小白脸战斗起来，在地下。”宣太后也怕老公吃醋，于是放弃殉葬打算，乖乖地独自找老公去黄泉公园的长椅碰面去了。
　　
　　虽然宣太后很可爱，但她在秦国掀起了一股贵族专权的逆流。
　　宣太后大力扶植贵族党，用人只用贵族，是贵族政治的总后台。他的弟弟魏冉同志，长期担任秦国相国，是“四贵”之首。不过，跟宣太后一样，魏冉也是立过功的。当初，秦国处心积虑要阻止齐湣王灭宋，就是魏冉设计运作的。著名军事家白起（白疯子）也是在魏冉的荐举和提拔下，成功取得了对东方各国作战的一系列辉煌胜利。魏冉本人也曾经带兵作战，有过攻魏斩首四万，夺得列城若干的记录。
　　虽然数有功于国家，但魏冉作为贵族政治的大头，免不掉兼具贵族政治的所有缺点：
　　第一：揩国家的油。替国家作决策的时候，魏冉不免把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先（这是所有贵族政治的通病）。比如魏冉长期坚持 “远攻近交”的错误战争路线图，多次对远东齐国兴兵，以便从齐国的虎口中夺得宋国的“油田”陶邑（肥的流油的地方）作为自己的私邑。调动国家机器为私人家族利益跑腿儿，不惜让国家走错误的远攻近交之策，只要对自己家族有好处，这都是贵族当权者在做国家决策时常有的心态。魏冉占领陶邑以后，向陶邑著名的倒爷们和小老板收税，大发其财。后来魏冉失势的时候，家产装了一千多辆大车才运走，车辆中的“宝器珍怪，多于王室”。这就是他富裕和揩油的证明。
　　为了守住这块孤悬在千里以外的生财之地陶邑，魏冉又不得不动员大量国家军队去战斗维护它：公元前271年，魏冉听信一个巴结者的劝告，再次劳师袭远，越过中原韩魏，攻打了齐国的刚、寿两地，目的是在陶邑外围建立缓冲区，保护魏冉的陶邑不受齐国人威胁。刚、寿两邑随后被并入魏冉的封邑。伐诸侯之利，尽归了个人腰包，对国家消耗颇多，仅仅去为了谋求个人好处。这件事情，后来成为魏冉被人揪住的小辫子。
　　第二：贵族封邑的扩张像一个毒瘤，导致国力削弱。贵族们的特权地位和贪婪本性使得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封邑圈子。秦国一些发达的工商城市，如穰、宛、邓、陶，纷纷被划入了魏冉等“四贵”的封地范围。国家失去了这些重要的税收来源，财力变得虚弱。而“四贵”时时与国家争利。
　　第三：打击异己，压制人材。魏冉一反秦国任用客卿的优良传统，规定外来人士要受到严格检查，那些私带外国人才入境者要受到重罚。这么做是必须的，必须排斥市场化人才，以维护本贵族集团利益。终于，“四贵”家族独霸政坛、豢养门客、结党自固，近亲繁殖，国事糜烂。这种不敞开、不公平的用人环境，必将会导致国家人才匮乏，政治昏败。
　　第四：架空君权。这和上一条是相关联的。魏冉排斥外来人材，打击异己，结果终于是满朝文武多成了魏冉的亲信和族人，他们互为羽翼，御下蔽上。连白起都是魏冉推荐的，属于“太后党”。秦昭王能有所作为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找一个能为他办事的知己人，都很难了。（注：后来魏冉死后，白起与秦昭王以及秦昭王信用的党羽范雎之间发生冲突，导致白起之死，也就不奇怪了。）
　　
　　宣太后、魏冉这一贵族党，与秦昭王王权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迟早要爆发。而那个能替秦昭王办事的知己人——名字叫范雎（音“居”），则刚刚在魏国挨了一顿胖揍，肋骨也断了，如今正步履蹒跚地向秦国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