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颇老矣(二)


编辑:桐风惊心 [2010-1-9]
出处:http://xiaoshui.gkong.com
作者:潇水
 

范雎和蔡泽的舌战,被后来司马迁纪录在他的《史记》里。《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蔡泽逆反心理很强,由于地位卑微,所以颜色倨傲,把塌鼻子翻着,拿白眼仁看人。范雎恼怒地说:“这位反方的同学,能不能谦恭一点。我范雎身为相国,力能摧百口之辩,尚且没有你这么傲气。你到处嚷嚷要夺我的相位,可有此事乎?”
  蔡泽点点头说:“Yes.”
  范雎说:“那就请反方同学首先发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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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泽、范雎之舌战

   “吁!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盛名之下,不可久处······”意思是,夏天的辉煌完了以后,就要让位给肃杀的秋冬。你享受某种大名的时间已久,就该尽快换一种职业生涯了。读过老子《道德经》的人,一下子就会明白蔡泽选择了道家理论作为自己的利器,想说服范雎功成身隐,激流勇退。
  这可不太容易,就像要说服正在频频得手的赌徒,赶紧拿着本儿下桩回家一样。谁肯听呢?于是蔡泽接着说:“相国您知道吗?所谓‘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飞在天上,确实很得意。但是,别忘了下面还有一句:‘亢龙有悔’——你老在天上飞,燃料用尽了,就成了亢龙了(相对于潜龙来讲,亢龙是飞得过高过老的龙),你就要regret了,从天上掉下来了。”所以,蔡泽的寓意是,您不如识趣点,在秦国飞一阵子,就赶紧迫降吧。不然,老秦昭王把您脑袋割掉了,飞机失了事,一头栽在地上,就身败名裂了。
  呵呵,我们说,蔡泽也是不甚好读书。他引用的“亢龙有悔”、“飞龙在天”两句,都是《易经》开篇第一节的,可见这家伙读书也就只读了前两页。而且,《诗》《书》《礼》《易》——即《易经》,是当时读书人的主要课本。《易经》前两页上的东西,应该是尽读书人皆知的,还好意思拿出来讲。
  范雎岂能不知道这些道家的词句,心想蔡泽的陈词滥调也不过尔尔,就凭你个“亢龙有悔”,我就一下子迫降,把相位让给你吗?哼哼,你书背得不错,可那又怎么样!
  范雎哼哼着。
  蔡泽于是又举真实的例子吓唬范雎:“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他们三人的结局,您觉得值得羡慕吗?”
  范雎当然知道,这三个人的结局,都是以死得都很难看著称,不值得羡慕。前两个是被车裂了,后一个是宝剑抹了脖子。蔡泽举的这三个苦主,都是因为不能急流勇退,恋栈不舍,故被他们的老板或者政敌杀死,没能安全下桩。蔡泽暗含的逻辑是这样的:
1、 这三个人死得不好。
2、 他们老不下桩。
3、 如果你老不下桩,你也会死得很难看!
  范雎明白蔡泽的用心,于是偏要和蔡泽唱反调,极力鼓吹这三个人死得好(从第一个链条上击断蔡泽):
  “这三个人死的很好阿!商鞅事奉秦孝公,尽公而不顾私,信赏而治国家,设刀锯而禁奸人,披心裂胆,以利百姓,为秦国擒杀将破敌,攘地千里,不亦雄哉。吴起事楚悼王,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意思是坚持原则,不跟别人套近乎、拉关系,坚决跟老贵族对着干)。而越国大夫文种,当主子困辱之时,尽忠而不懈,当成功兴霸以后,富贵而不骄。此三个君子,都是忠义的最高点,人间的最高典范,虽死又有何惧。人固有杀身以成名,只要死的是义之所在(意思是生时坚持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虽死而无恨。视死如归,何为不可哉!”
  范雎是豁出去了,死我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硬是不退休,哪怕八马分尸,看你怎么样,怎么抢我的相位。
  蔡泽一下子没词了,只好胡说一些很含糊的话,什么“主圣臣贤”咧,什么“君明臣直”咧,都和论点不搭界。范雎冷笑地看着他,以为不值得反驳。蔡泽胡说了半天,才逐渐找回了自己的思路,讲道:“留下了历史芳名却不幸被五马分尸,固然值得敬佩,但无论如何,不如身名俱全,是上上选择。”
  范雎说:“善!这还差不多。”你终于找对了该怎么反驳我了。刚才范雎是故意唱高调,故意抬杠,他心里也知道,该怎么正确反驳自己。就是应该像蔡泽这样反击。现在蔡泽终于说对了,他因而夸奖了蔡泽一句。
  于是,俩人经过一番言语交锋,都对互相的口才产生了敬佩,甚至有了一种言语投机的感觉,气氛也从剑拔弩张开始变得略为融洽了。
  蔡泽于是从颜色倨傲,改成苦口婆心的口气,把刚才由于范雎从第一个链条上噎住他而没得说出来的话,从头再完整地说了一遍:
  “正如您所说,商鞅为秦国修明法令,统一度量衡,劝民耕种,修理地球,习战阵之事,终于兵动而地广,秦无敌于天下,可谓功高盖世,当他功名成就,却以车裂而死。白起也是一样。他率数万之师与楚人战。楚人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一战而克鄢陵,再战而烧夷陵,又北攻强赵,坑马服君之子(赵括),诛屠四十万之众,前后攻拔七十余城,功何绚哉。白起却不知明哲保身,遂赐剑自刎于杜邮。吴起为楚国变法,淘汰无用的贵族,减损不必要的官员,塞私门之请(不许走后门,不许拉帮结派),终于兵镇天下,威服诸侯。当他功名成就,却被射死,车裂肢解了尸体。越国大夫文种,为越王勾践深谋远虑,终于报夫差之仇,北擒强吴,东南称霸,功劳彰显,却被勾践忌惮,终于负心地杀害了他。这些奇怪的现象,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功成而不去,就该倒霉了——对你心怀忌惮的君主和心怀嫉妒的同僚,就该找你的麻烦了!祸害将不旋踵而至!从前范蠡就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超然避世,带着漂亮美妹绝迹江湖,勇当一方大款,永为陶朱公,颐享天年。
   “如今,相国您早年在魏国的冤仇已报,恩人郑安平、王稽的恩德也已报答,作为您个人来看,已经心满意足,应该见好就收了。所谓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进退盈缩,与时变化,谁不懂这些,终将亢龙有悔(飞得太高,摔死了)。”蔡泽的舌头像一把抽打着空气的鞭子。
    “如今,相国您功彰万里之外,威盖四海之内,声名光辉传于千世,正是商鞅、白起、吴起、文种最风光的日子,您却不早行变化考虑,窃为相国所不取也。当初,苏秦、智伯,都是比您还聪明的人,躲死避祸的道理他们也都懂,技巧也都会,但就是一味惑于功利,贪求不止,终于苏秦被车裂于齐,智伯断首于晋。如今您的功绩,尚不能与苏秦、智伯、商鞅、吴起、文种相媲美,可是您的私家之富、官爵之贵,已经有过于这五人,所以您的危险将是更大,死得将更难看,我窃为相国深感危险!”
  范雎听到这里,完全已被反方同学的发言所惊服,巴不得立刻让出相位,生怕晚了一步,自己也像苏秦一样,第二天就被抓出去,到农贸市场办了车裂,为天下所笑。于是范雎耸身而起,长揖一谢:
  “反方同学发言甚善。我听说,‘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意思是,我对A有所欲望,但不知足,终将彻底失去了A)。幸亏先生教导,范雎敬受命也(我听你的咧)!” [/注]范雎引这句“欲而不知足···”哲言,一方面是赞许对方,拿出旁证,给对方的观点一种恭维。另一方面也在说明着,你蔡泽讲的道理,我原本是知道的。这个范雎,其实是个练家子,口才不比蔡泽差,当年他就是凭着一席话说得精彩,驰骋口舌如同火车,赢得了秦昭王对他的一见倾心。
  其实,蔡泽所说的道理和所举的例子,核心就是“功成身退”,这个意思在范雎心中,绝对原本是知道的,但他就是耽于现实中的诱惑而一拖再拖不肯实行。蔡泽最后一自然段说到苏秦、智伯的时候,说得尤其地好:你既然知道功成身退的道理,但为什么一直拖着不肯实行呢。正是这一点,触动和提醒了范雎,所以范雎诚心地感谢他。蔡泽说的话,只有这一小片段,我相信才是对范雎真正有增值和触动的新东西!——所以,鄙人认为,俩人的论战,基本上是打成平手。[/注]
  第二天,范雎一大早起来就赶紧洗脸(生怕出门晚了会被车裂)。他瞥见青铜的镜子里,自己的容颜也确实苍老了。为秦国苦心积虑了十二年,结局却是这样仓惶。他追忆着昨天谈话的细枝末节,想象起微雨寒村的图画来:一枝夏日清晨的花开在野外人家的房檐下,花的瓣没有露水,他在花下扶着老婆和小蜜徜徉。这是他想像中的退休后的闲居生活。被功利的樊笼所围困得已经太长久了,政治的险恶如影随形,,我累了,我不知道自己,比一只黎明跳闹的黄鸟,是否来得更聪明。
  范雎急急地找到秦昭王,准备把自己的A献出去,也就是把相位献出去,以求保命和远祸:“大王,臣昨日见了一位燕国辩士,此人对于三王五霸的功业,有真知灼见,足以担任秦国相国之政。臣请特意避贤让位。”
  秦昭王觉得范雎能这样引咎辞职,最好。郑安平、王稽叛国事件,弄得秦昭王很被动。杀了范雎不好,不杀又枉了法,不如让范雎先下野,算是一种惩罚,对舆论有个交待,自己也免得下不来台,范雎也可以暂时躲开舆论的攻击。于是他接受了范雎的辞呈。范雎则摸摸脑袋,硬硬地还在,欢天喜地地回家,漫卷诗书喜欲狂地收拾东西去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范雎想退出江湖,躲避是非,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怎么退得出。按湖北出土的秦竹简《编年记》记载,范雎还是在同年(公元前255年)死掉了。秦简上说:“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
  秦昭王是不是听了旁人的闲言,或者扛不住舆论的压力,于是追上去,在路上或者乡下的隐居处,赐范雎毒药而死,具体就不得而知了。但范雎确定是死了,而且他的死,显然是受王稽叛国案牵连的,不然不至于把这两人的名字并称写死在一起。范雎还是“迫降”得晚了一点啊。
   
  蔡泽先生二三事:
  “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就。”这大约就是蔡泽的道理,也是道家的道理。商鞅、吴起、文种、白起,都是因为作不到这一点而死的。而范蠡、曾国藩之徒,则激流勇退,侥幸避开了祸。范雎,则醒悟的偏晚,也还是掉了脑袋。
  蔡泽,可谓明晰天下形式,善于把握机会,一言而折服范雎,勇夺大秦国相位。范雎推荐他见秦昭王,俩人一席长谈,秦昭王大悦之,拜为客卿,不久提拔为相国。这在秦国历史上,是提拔速度最快的。从前的张仪、商鞅、范雎等布衣相国,都是经过了若干年的考察立功之后,才逐步提升为执政相国的。蔡泽提拔得这么快,跟秦昭王晚年一贯行事急躁,有关系的。
  (顺便澄清一句,一般人都以为,在先秦时代,想当官特容易,会摇舌乱说,说对了,一下子就得到高官厚爵。其实这是错误的。在春秋时代,官场都是贵族世家霸占着,布衣根本没戏。孔子那么能说,也没说成什么官做。在战国时代,士人确实可以凭着自荐而当官。当不管自荐面试时多么能说,起步给的官都不大,不过是顾问一类的职务。张仪、商鞅、范雎这些典型的靠“说”而当上官的人,都是从小官和虚衔的客卿起步,后来不断立功,给秦国争城夺地,积累功劳,才逐渐位至封君将相的。在战国历史上,全靠说,一席话就能当上相国这样的大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蔡泽)。
  但事实证明,过于草率地急速提拔蔡泽,对蔡泽本人和对秦国都是不利的。秦国是个“计功授官”的国家(以前不管张仪商鞅范雎,都是经过若干年的考查立功积功之后,才逐步提升为相国的),蔡泽无功受禄,舆论不服。于是蔡泽根本调动不了自己的属员和朝内大臣,大臣们纷纷运动,想把他捣下去。蔡泽成了瘸脚的鸭子,只好在数月以后,主动辞交了相印。
   后来,蔡泽逗留在秦国,伺机建点儿功业。到了秦始皇时期,他终于出使燕国,吓唬
燕国人一番,把燕太子丹调到了秦国来作人质,算是为秦国谋得了燕国这个盟国,有助于
执行了远交近攻的路线。大约蔡泽因为这些“功劳”,总不至于继续饿着肚子、丢了釜,
作流亡无产者了。他因功被封为了“纲成君”。
  名列封君,也是封侯了。
  不管怎么样,范雎、蔡泽,两个出身低微的布衣,刚出道时饱受困苦磨难,却终能怀金结紫,揖让人主之前,名动诸侯海内,颇有一番造就,岂不伟哉。按司马迁所说,这也是受了当初困厄的福,被困厄所激励啊。这是值得我们当代每一个落魄小青年来学习的。
  而秦国这种“走马灯”式地更换相国人选,又是一种政治清明的进步表现,跟现代社会上的内阁总理更换制,颇有形似,它是“职业官僚政治”的特点和优点。这种机制,保证了秦国的胜利。而六国则是贵族大爷们世世代代垄断朝廷,暮气沉沉,积重难返。秦国日益富强,不亦宜乎。
  岁月苍茫一片,奔涌滚滚。当成败荣辱和功臣头颅,都为时间的长风吹去,一万年后的我们,大约得到的就是这些教益吧。


秦昭王同志二三事:
  
  范雎与秦昭王的友谊,是弥久而且深长的。俩人当初见面时,一见如故,曾经共同把许多个不眠的夜晚坐穿,苦心策划着对付魏冉的“太后党”势力,终于帮助秦昭王摆脱了“窗边族”的悲哀地位。范雎是继商鞅之后,为秦国屏除贵族势力干扰,深化法家改革的又一人,功莫大焉。但是,范雎个人气量狭小,在白起事件、郑安平、王稽事件上立场选择不当,颇多牵连,终于贻害了一世的英名,亦是白璧之瑕。他对郑安平、王稽,荐人不当,为秦国带来较大损失。秦昭王迫于舆论压力和法令的公平完整,最终把范雎正法,大约也与挥泪斩马谡相似。 
  秦昭王晚年久围邯郸不下,而白起又消极怠工,郑安平、王稽变节投敌,终于使老秦不能得志于邯郸,以至于遗丧了一气吞并六国的战略优势,六国的统一被再次推延三十年。这里秦昭王的颓丧和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于是,白起和范雎这两个责任人,终于都没得好下场。我想,秦昭王在举起屠刀,杀白起、范雎之时,一定万念俱焚,心潮澎湃,好比一个破了产的奶牛公司老板,气急败坏之下,屠杀了自己所有的老奶牛。
  秦昭王是个伟大的君主,中国的统一,三分之二都靠他。他在位五十六年,把南边的楚、东边的齐,北边的赵这三个强国,给彻底打残废了,使得后来秦始皇的统一易如反掌。事实上,如果邯郸大战胜利的话,秦昭王就有可能一举灭赵,继而一统华夏。
  秦昭王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晚年又患了急躁症。
  秦昭王是个法家人物,商鞅不折不扣的信徒。他极力维护法令的尊严,好比鸟儿保护着自己的蛋。他“挥泪”斩范雎的事,就是一个例子。
  《韩非子》中还记载了一个例子。有一次,秦昭王闹病了,人民群众都很惦记他,有一个区(叫做“里”)的居民就杀牛给神仙看,为秦昭王祈祷。
  群臣入贺说:“大王,恭喜您啊,百姓都很爱您啊,某某小区的居民为您杀牛祷告呢!”秦昭王说:“这帮人犯法了!牛只有腊月祭祀的时候才能杀,这是法令规定的。现在不是时候,杀什么牛!他们是很爱寡人不假,但是寡人因此就修改法律,以徇私于他们,那就是‘法不立’(意思是有法但不按照法律写的办)。有法不依,是乱亡之道啊。”于是,按照法令,秦昭王把“里正”(相当于居委会主任)罚了两副铠甲。秦国不但法令严密,而且也执行有力、一丝不苟啊。
  秦昭王很早就开始严格地实践着我们现在才刚刚提出的所谓政府应该“依法行政”的概念。此据《韩非子》记载。
     还有一次,秦国爆发大饥荒。这个饥荒实在闹得很厉害,以至于范雎连这样的主意都想出来了:“我们的国家动植物园(五苑)里,蔬菜、橡子、枣栗,足以救活民众,请开放五苑,任凭老百姓来采吧。”
     但是秦昭王摇摇头说:“我们秦国以法家治国,我们有一条基本法令是,无功不赏。今天散发五苑蔬果,是无功与有功俱赏,这是乱法之道啊。法乱了,国家也就亡了。我们宁可想别的办法。” 
  范雎嘿然而退。这个事件说明范雎对秦国的法家国策不甚了了,对秦昭王的思想没有充分把握,君臣之间在国策上互相着差距和隔膜。
  秦昭王的话,再次强调了法家政府“依法行政”的概念。而范雎则带有一定的儒家仁政的观点。但是法家认为,“仁”,导致该惩罚的不惩罚,不该奖赏的也奖赏,于是——“仁是乱法”。
  秦昭王刻苦实践着先贤商鞅的以法治吏、以法治民的原则,以一丝不苟、毫不出入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来管理国家,同时,他还遵循法家先贤的思想,实行着“功不覆过”的原则。也就是说,作为国家领导人,如果以前立过功,但是现在犯罪了,照样依法处置,根本不能将功抵罪。
  这就是为什么白起从前立了那么大功,但最后在邯郸大战中表现消极,秦昭王就依律处死了他。如果按将功抵罪的话,白起应当是可以免死的。但是秦国不搞这种政策。同样,范雎也为秦国立有翻天覆地的大功,最后因推荐郑安平、王稽失误而被杀。功不覆过!
  在秦国,做官不容易啊。你想稀里糊涂,鬼混就能待在官老爷的位子上,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