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只戈头，上边刻着“相邦吕不韦造”，这是吕不韦在这个地球上的遗物。其中“相邦”就是相国的意思，后来汉朝人为了避讳刘邦，才把史书上的相邦都改叫相国。
　　关于吕不韦的死，其实并不如后代所理解的，源于他与邯郸姬的婚外恋。在男女作风一贯开放的先秦，这是小事。吕不韦的死，其实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吕不韦认为，君主不能滥用权力，必须对君权加以限制。这个思想他反复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提出，并且拿出了三种限制君权的办法：
　　
　　第一，《吕氏春秋》书中主张分封制，以空间的分割来限制君权。吕不韦担心一旦建立一个大帝国，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就会导致君主独裁。所以他虽然也坚持贯彻秦国一贯的对外兼并扩张政策，但不以建立一个大帝国为最终目的，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分封制体系，也就是他宣称的：“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只进攻诸侯中的坏诸侯（“暴”者），把坏诸侯（“暴”者）干掉，以其土地转封给贤人，成为新的诸侯。
　　让更多的贤者分享政权，以便限制君主的权力，这就避免了帝国独裁。吕不韦在书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就和皇权专制大唱反调。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分封制限制一元帝王独裁。二是让更多的贤者分享政权，以便限制君主的权力。这就是很大程度地走向了“天下之天下也”了。
　　第二，以武力限制君权。
　　按照正统观点，人民拿起武力对付君主，那是犯上作乱，但吕不韦不这么看。他在《吕氏春秋》中说，对于愚君，要以禅让的办法叫他下岗。而暴君，下民则可以直接推翻他。吕不韦讴歌了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的革命行为。
第三， 君臣分工。
   君要“处虚”，“执其要”，把权力下放给大臣。臣子是要“忠”，但忠是忠于自己的职事，而不是忠于某个人（上级或者君主）。显然，这样的君臣观，是从“公天下”和“利于群”的原则出发的，是积极的，有利于国家的，不能简单理解成吕不韦想夺权。
   吕不韦命令门客们把《吕氏春秋》这本二十万字的大书写成之后，挂在咸阳农贸市场门上给民众观看，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言下之意，吕不韦想把自己打造成一派理论权威。如果民众和其他学者们也挑剔不出什么反对意见，那么《吕氏春秋》中的“限制君权”思想就可以主导秦国的意识形态，从而迫使秦王政也接受它。
     这种限制君权，君主处虚，与大臣分权共掌国家，所谓“公天下”、“反独裁”——我们把它统称为“吕不韦思想”。它和孔子以“仁”和“礼”来维护君权，法家以“法”和“术”来强化君权专制，都是有着革命性的不同的。所以非法非儒，杂糅百家，故而号称杂家，其实最接近民主。
     然而，独断刚愎的秦王政不肯接受“吕不韦思想”，他更喜欢君权专制，他爱看法家韩非子的书。韩非子的《孤愤》上说得很清楚，君主应该专制，应该牢牢掌握一国之柄，用“法、术、势”控制好大臣。韩非子全文反对大臣分权，否则就会“国地削而私家富”，“主失势而臣得国”。
　　韩非子的书很好地教育了秦王政，秦王政尝临卷叹息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如果我能拿到韩非子的签名，一起欧洲五日游，死也没有遗恨了。
　　吕不韦想要限制君权，提出公天下乃至分封制（从地域上限制君权）、君臣分权等口号，简直是与虎谋皮。最后，作为韩非子的fan，秦王政用一杯毒酒教育了异己学说持有者——吕不韦。吕不韦的死，就死在他限制君权的思想，与秦王政的专制情结冰炭不容。
　　吕不韦的抱着自己的吕不韦思想，就这么死了。他以“限制君权”为核心的吕不韦思想，“公天下”的一种口号，一并在后来的两千年中死掉了。直到近代，民主理念的复苏，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吕不韦思想的影子。
　　也许你觉得吕不韦的思想太超前了，其实不然，与吕不韦同时期欧洲地中海畔新崛起的罗马共和国，实行的就是限制君权的“共和制”：国家首脑（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有限。国家权力被国家首脑（执政官）、元老院（贵族代表）、保民官（平民代表）和公民大会分享，体现了限制君权，反对独裁的原则，所以叫共和。
　　假如当初依了吕不韦的路线一直走下去，秦国照样还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后绝对不会只存在了短短十五年就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