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复古的背后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古代是非常推崇的；可以说，所谓的古代，便成为了理想社会的别名。孔子讲“宗周”，讲“克己复礼”，讲“天下大同”，讲“述而不作”，都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但问题是，儒家的复古，是不是要拉历史的倒车呢？他们是希望社会退回到古代去呢，还是希望进入理想社会？我们知道，儒家的社会理想就寄托在古代，也即是说，儒家所谓的古代，并不是真正的古代，而是理想中的古代。理想是属于未来的，理想中的古代同样属于未来。我们可以说，儒家的复古不过是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那么儒家的社会理想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尧舜禹汤吧。尧舜禹汤是古代的圣君，他们治理天下的时候，自然是太平盛世。甚至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圣君的理想依然存在，譬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么，这种理想好不好呢？应该说没什么不好。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儒家的思想是持否定态度的。既然儒家是要复古的，那就是拉历史的倒车。我们很清楚，真正的古代是回不去的，更何况，谁也不愿意像原始人那样茹毛饮血。既然真正的古代回不去，那所谓的复古，就是趋向自己的社会理想。其实，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寄托在古代的，不只儒家一家；道家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同样寄托在古代。那么，人们为什么总是把社会理想寄托在古代呢？难道过去了的东西，都那么美好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了。过去虽然并不尽是美好，但人们却有把过去神圣化的倾向。但是，人们对过去的神圣化，又是颇有不同的。儒家理想中的古代和道家理想的中的古代，就颇有不同。道家有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们向往的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儒家呢，则梦想着圣君贤相。道家的理想根基于现实的批判，但在社会现实面前，又无能为力；而儒家呢，则乐于给现实唱赞歌，不过，他们又很有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说儒家复古，那是事实，但说他们要拉历史的倒车，却未必尽然。在文革时期，是以阶级论的观点来分析儒家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开始确立的时期。那个时候先进的是地主阶级，而落伍的则是奴隶主阶级。我们对于封建制、地主阶级，虽然没有什么好感，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至于奴隶制、奴隶主阶级自然是罪恶无比的，并且他们还是扯历史后腿的，所以更为我们深恶痛决了。然而，儒家思想又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他们不是讲“宗周”么？而周代，正是奴隶制时代；回到奴隶制时代，不是拉历史的倒车又是什么呢？但是，事情决不是那么简单。既然儒家思想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那又何以成为以后两千余年封建制的官方哲学？单纯地用阶级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儒家思想可能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但是它却保留了氏族时代原始的人道主义。可以说，原始的人道主义，是儒家思想闪光的地方。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崩溃，大转型的时代。那个时候，可谓礼崩乐坏，阶级统治非常严酷，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而儒家思想，是明确反对苛政、暴政的。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所以，他讲“仁”，而后来，孟子则把“仁”发展为“仁政”。“仁者无敌”，正是儒家非常重要的思想。在阶级统治非常严酷的时代，人道主义显得多么弥足珍贵。但是，一直以来，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因素，是不被重视的，甚至为人指责。我在想，人们既然有勇气指责人道主义，为什么就没有勇气指责人道主义的反面——苛政、暴政呢？相反，许多人不但不指责苛政、暴政，反而却为苛政、暴政辩护。这是多么让人痛心啊。我并不相信人道主义是假惺惺的，即便人道主义是假惺惺的，那也要比苛政、暴政好许多。复古并不意味着倒退，儒家所以要复古，那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儒家的社会理想，并不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糟，而是让它变得更好。儒家的最高理想，自然是大同社会。在人类社会初期，是出现过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的，而到人类社会的高级阶级，又会重新回到大同。儒家的社会理想有什么错误呢？当然，你可以指责它的复古，但在这复古的背后，却是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愫。
（二）难得善终的法家
法家对历史的看法，是非常科学的，可以说，法家在真正意义上，接近了历史的真实。如果说儒家拥有非常美好的社会理想，并把社会理想寄托在了古代的话，法家就没有什么美好的社会理想，他们的准则只是面对残酷的现实。正因为他们能够面对残酷现实的缘故，他们对古代的看法，就非常深刻。说实在的，像儒家那样把古代理想化，并不怎么好，因为他无法让我们认清历史的真实。而在法家的思想中，历史的真实分明地呈现出来。真正的古代，并没有儒家想象的那么美好，相反，它是非常落后，非常艰难，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不是说尧舜禹汤是最为美好的时代么？可那个时候，人们却是食不果腹的。就像尧舜禹汤，又何尝过过真正美好的生活？他们都是非常勤劳、辛苦的，如果不勤劳、辛苦，他们就成为不了君主。法家一方面看清楚了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则提出了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并且这种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讲法家是非常识时务的，他们就是在顺应历史的潮流。儒家的所谓复古，在他们眼里自然是迂阔的。虽然复古未必等于倒退，但是法家却拆碎了儒家所编织的古代圣君贤相的迷梦。韩非子说过，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法家对儒家讲的那一套仁义道德，是很不满意的，甚至根本就认为这无用。慈母有败子，严父无逆儿，这不正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吗？我们知道，法家实在是由道家生发出来的。道家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就有着深入骨髓的批判，而法家不仅继承了这种批判，而且把这种批判发展成了统治国家的权术。法家是不主张以圣人为师的，他们让人民以官吏为师。以圣人为师，是不方便统治的；但以官吏为师，那就非常简单了。因为圣人所讲的是道德，而官吏颁布的却是法令。空谈道德的人，很少涉及法令；但是颁布法令的官吏，又几个把圣人的道德看在眼里呢？秦始皇所搞的“焚书坑儒”，是法家路线；汉武帝搞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未尝不是法家路线。其实，在儒家那里，还是有一点“百家争鸣”的风气的，可到了法家那里，就要把思想定于一尊了。秦始皇所以“焚书坑儒”，就是为了统一思想，即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法家那里，以官吏为师，而不是以圣人为师。我们知道，秦朝的暴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严酷的统治，实在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暴政，必然激起人们的反抗，所以秦王朝终于难逃二世而亡的命运。而到汉武帝那里，法家路线就化了装，而全然成了儒家的面孔。我分明是推崇儒术的，又怎么是法家路线呢？这也即是所谓的阳儒阴法。较之儒家思想，法家思想有着最清醒的现实态度，并且是要推动历史进步的，可为什么历来的法家都难得善终呢？商鞅可谓法家的鼻祖，商鞅变法更是举世闻名，可为什么商鞅难逃五马分尸的命运呢？韩非可谓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可最终呢，却被李斯毒死在狱中。而李斯，作为韩非的同学，同样是法家，“焚书坑儒”的馊主意就是他给秦始皇出的，可最终呢，不也被赵高杀掉了么？至于后来被认为法家的酷吏，如张汤、主父偃、来俊臣，最后不都是不得善终么？“生不就五鼎食，死当就五鼎烹”，这是豪言壮语呢，还是法家的宿命？说不清的，也许都有吧。我觉得，这并不是真理的火炬总是烧毁举着火炬的人。法家并没有举着真理的火炬，即便举着真理的火炬，恐怕也是片面真理。法家所以不得善终，用法家的话说，大抵就是“做法自弊”吧。“君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其实，法家不得善终，也是大快人心事。法家的残酷就是他们败亡的根本。但是，在很长的时期内，尤其在文革中，法家思想一直被认为是进步的，或者要推动历史进步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儒家的复古倒退是否定的，而对法家的推动历史进步是肯定的。儒家复古，却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法家推动历史的进步，却残酷无情。但是，历史的进步，真的需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不是历史的进步，恰恰相反，而是历史的倒退。我们现在讲依法治国，其实法制精神和法家思想，完全是两码事。
（三）儒法斗争是否是政治思想史的主线？
儒法斗争是政治思想史的主线，这是毛泽东讲的。这是否准确呢？毫无无问，儒法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理论虚构出来的，但问题是，是不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就围绕着儒法斗争展开呢？我们还是看一下思想史的真实。我们知道，儒家是主张复古的，要以圣人为师，要法先王；而法家呢，则看到了历史的进步，要以官吏为师，要法今王。真正的古代是回不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回不到古代去，那以圣人为师，法先王，不是一句空话么？法家对儒家的弱点看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认为所谓的法先王，不过是刻舟求剑：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而法家的以官吏为师，法今王，就避免了儒家的迂阔，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可以说，在儒法斗争的初期，儒家是不堪一击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证明了儒家的败北，法家的鼎盛。虽然儒家也讲大一统，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造就大一统的方式或者说道路问题。儒家是主张以王道来实现政治的大一统的，而在王道中显然有着浓厚的伦理道德因素。从某种道意义上讲，王道就是为了推行仁政，而只有推行仁政，才能实现王道。谁能够统一天下呢？就是那些推行仁政的仁者，就是那些不爱好杀人的人。而与王道相对立的霸道，则是为儒家明确反对的；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证明，能够一统天下的，似乎并不是儒家所谓的王道，而是为儒家所反对又为法家所尊崇的霸道。法家虽然也有不同的派别，有的讲法，有的讲术，有的讲势，但无论是法，是术，还是势，它骨子里的东西都是霸道。所谓的霸道，很容易让我们联系到暴力崇拜；如果从正面讲霸道的话，也可以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政权”，自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法家所尊崇的“霸道”，也要比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更管用。我们知道秦始皇所行的就是残酷无情的法家思想。历史本身是残酷无情的，而用残酷无情的法家思想却能够统一天下，这虽然有点匪夷所思，又实在在意料之中。说匪夷所思，那是因为儒家所明确反对的霸道竟能统一天下；而在意料之中，那是因为法家在一定意义上把握了客观真理，哪怕这真理有些片面。我们知道，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是处在二律背反之中的。可以说，法家是历史主义的代表；而儒家则是伦理主义的代表。因为法家代表历史主义的缘故，所以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是非常淡薄的，这一切都让历史的残酷无情取代了。因为儒家代表伦理主义的缘故，所以他们眼中的历史也都伦理道德化了。当然，法家眼中的历史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这种残酷无情的真实，却是无法为人们接受并忍受的；而儒家眼中的历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但却易于为人们接受，因为这种历史拥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迂阔的儒家是彻底无用的；要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出急流险关，也只有法家的思想管用。我在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与法家相通的。虽然法家思想能够取得现实的胜利，但是以法家思想立国的秦朝，却难逃二世而亡的命运。法家思想是很管用，因为他有很清醒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是，人们不可能永久地面对残酷无情的现实；而温情脉脉的伦理主义适足以消解历史主义的残酷无情。我们毕竟希望这个世界是温情脉脉的，而不是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可以说，儒家思想是非常有韧性的，它所以成为两千余年的官方哲学，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我们可以讲，儒家所谓的仁义道德是非常虚伪的，而且到封建社会的后期，也确实如此，但是正是这虚伪的仁义道德，维系了二千余年的中国社会。恐怕这仁义道德也并不尽是虚伪的吧，在其中是有许多真诚的，并且这种真诚为热血所浇灌。我们现在不也讲仁义道德么？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批判儒家的仁义道德，但是我们自己做人，又不能不讲仁义，又不能不讲道德？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也只能说仁义道德已经内化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可以说儒法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把儒法斗争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线亦不失为高屋建瓴之论。但是，许多深刻的思想往往被庸俗化，而给所有的历史人物贴上儒家、法家或者阳儒阴法的标签，即是这种庸俗化的明证。
（四）所谓的“儒法互用”与“儒法互补”
儒家和法家虽然处在激烈斗争的状态，但是儒家和法家又是交互为用的。儒家的好处，自然是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与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但这一切，在残酷的历史现实面前有用么？孔孟所代表的儒家，还是比较单纯的，但到了荀子，就开始杂用王霸，也就是吸取了法家的思想。当然，后世的儒家，是不怎么尊重荀子的，因为他的思想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了。但正因为此，他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反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儒家运用法家的思想，这是他们直面残酷现实的结果。我们知道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子和李斯，都是法家。韩非子的思想大行于秦国，而李斯也做了秦国的丞相。当然，韩非子和李斯都是彻头彻尾的法家，满脑子里只有残酷的现实，而完全没有儒家那一套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法家当然是要推动历史进步的，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却蒙了恶名。谭嗣同曾激烈地批判过法家思想，并且说，二千年之政治皆秦政也。不可否认，秦代所开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其影响是深远的，不只是汉承秦制，可以说是“百代皆沿秦制度”。毛泽东对秦政也是非常欣赏的，他说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还讲“焚书坑儒未必非”，于是便搞了“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秦代所开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究竟好不好呢？其实，任何问题都是有两面的，从一方面讲，秦制度是非常科学的，因为它体现着法家直面残酷现实的精神，也可以说只有实行秦政，才能实现真正的大一统；从另一方面来讲，秦制度过分地强烈残酷的现实，于是秦制度本身也如同现实一样残酷无情。残酷无情的制度，往往导致暴政，“天下苦秦久矣”的现实，难道不正是秦制度造成的么？所以，一个王朝为了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沿用秦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融入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法家的残酷无情，没有什么好标榜的；但仁义道德就非常好标榜，因为仁义道德是具有欺骗性的。然而，欺骗性并不是仁义道德的全部，仁义道德同样有许多真诚，我们没有法子讲文天祥、史可法的舍生取义也是虚伪的，具有欺骗性的吧。也可以说，仁义道德是至大至刚的，正面性的东西；任何封建统治者，都不免把儒家所尊崇的仁义道德作为立国的精神命脉。当然，空洞的仁义道德，在残酷的历史现实，又真的无能为力；“临危一死报君王”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儒家也在努力地融入法家的思想，而第一个实现儒家思想法家化的人，就是董仲舒。儒家思想的温情脉脉与人道主义情愫，在董仲舒这里有被淡化的倾向；而他在《春秋繁露》中构建的哲学虽然大讲“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但实际上非常笨拙。从董仲舒的哲学这里，我们分明地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堕落，它已经失掉反抗暴政的积极意义，而沦为彻头彻尾的官方哲学，甚至奴才哲学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表面上是推崇儒家思想，但骨子里却是法家路线。自有董仲舒开始，才有所谓“阳儒阴法”。儒家在采用法家的思想，而法家同样在吸取儒家的思想。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讲，自然要采用儒家思想；而从现实角度来说，还是法家的手段管用。“儒法互用”，这是历史的事实，但在儒法互用的过程中，法家渐渐失掉自己的思想，而完全沦为手段。也就是说，法家思想为儒家思想吞没了。法家虽然没有了思想，但手段还在；如此以来，法家思想也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了。很明显，所谓的手段并不需要思想。正是因为如此，在韩非子、李斯之后，我们又能找出几个真正的法家呢？像张汤、来俊臣这样的酷吏，也只是酷吏，又谈得上什么思想呢？王安石、张居正被认为有明显的法家倾向，可是他们早被儒家化了。也可以说，“儒法互用”，只是手段，而不是思想。从思想的角度来讲，最好的自然是“儒法互补”，儒家是伦理主义的，法家则是历史主义的；为什么要让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对于二律背反中呢？把他们结合起来，不更好些么？但是，我们在思想上讲的儒法互补，又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在思想上，法家思想已为儒家思想所吞没。而贯穿思想史上的，实在是“儒道互补”。法家思想消失在思想史的长河里，这本是可以庆幸的事情，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却处处看的到法家的手段。
（五）进步的代价
毫无疑问，法家是要推动历史进步的，并且他也知道如何推动历史进步。法家所崇尚的是严刑竣法，是残酷的战争。严刑峻法虽然非常有效，但却让人望而生畏。虽然“乱世用重典”，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严刑竣法能够帮助人们结束乱世么？法家从来不回避严酷的战争，他们有非常理性的态度，他们很清楚，严酷的战争可以带来历史的进步。但是，严酷的战争必然带来大量生命的死亡，而这是让人们很难接受的。说实在的，没有人会真正喜欢严刑竣法和残酷的战争，人们需要的是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和浓厚的人情主义情愫，而这正是儒家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文革时期所以要激烈地否定儒家，就是因为他复古退，要拉历史的倒车。但是否定儒家复古的同时，也否定了他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与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那个时候所以要肯定法家，就是因为它旗帜显明地推动历史进步，但是肯家他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严刑竣法与残酷无情。有个说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很有法家的特点。我说过的，马克思主义与法家有许多相通之处，那这种相通是怎么来的呢？他们都意识到了历史现实的残酷；正是为了直面历史现实的残酷，所以才有了这相通。但马克思主义所以优于法家的地方，在于它还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讲，所谓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和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当然，在文革时代，是批判人道主义的，但是，马克思呢，却把人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这确实很让人费解的，许多时候就不免被“回到原典马克思主义”所盅惑。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道主义，但人道主义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用人道主义去取代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肤浅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真正深刻了的地方不在这里。那在哪里呢？我想，就在对残酷历史现实的清醒认识。为什么是非常残酷的东西，在推动历史的进步？这固然让人难以理解，但又是事实。我们在描述伟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总爱说“里程碑”。为什么要立一块碑呢？因为伟大的历史事件总伴随着流血、牺牲。1949年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但首先矗立于人们眼前的，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以说，历史的进步，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且这代价还非常的昂贵。我们知道，是非常残酷的东西，譬如战争，在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但是，残酷的东西并不能够长久地维持历史进步。要长久地维持历史的进步，只能向伦理主义回归。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与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才是太平之基。我们古代的儒家是非常有抱负的，他们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遗德，为万世开太平。”不可否认，这是大话、空话，有许多吹牛皮的成份；但是，这同样是一种为真诚所支撑起的神圣。严刑竣法所约束的，不过是人们的外在行为；但伦理道德约束的则是人们的内心，精神甚至灵魂。严刑竣法、残酷战争，能够推动历史的进步，但历史的进步又会扬弃严刑竣法、残酷战争。为人民所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为历史所抛弃。历史的进步，需要付价，但是代价的付出，毕竟是沉痛的，因为代价过于昂贵。所以，我们总是力图把代价减到最小。但是，历史主义往往并不吝惜人们的鲜血，乃至生命，甚至认为为了历史的进步，这种代价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历史进步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没有了，要那历史进步又有什么作用呢？人是第一位的，这第一位的人，并不只是群体的人，更是个体的人。而历史的进步只有落实到个体的人身上，才真正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史主义的终极就是伦理主义。儒法斗争，是否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线，这是可以商榷的，但是，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主线，似乎并不错。可以说，儒法斗争实际就是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与斗争。在二千余年的历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主义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而以法家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则往往被压制，被唾弃。也许，这种历史事实，更能够让我们增强对伦理主义的信心。但我们真正期望的，既不是空洞的伦理主义，也不是一意孤行的历史主义，而毋宁是二者的统一。可以说，儒法斗争已经埋入了历史的尘埃，但是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却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