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也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伟大诗人。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2009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进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屈原不仅仅是世界文化名人，同时他的作品及精神价值，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应该以世界眼光、现代眼光和发展的眼光重新评价屈原

　　对屈原精神价值的探索，是自战国时期以来，两千多年间屈原研究最为核心的内容。战国宋玉，西汉刘安、司马迁，东汉的班固、王逸等，确立了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贤人”形象。这个历史定位，成为屈原形象的最基本内涵，既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原因。二十世纪初，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普及，重新思考屈原形象所蕴含的意义，也变得非常有必要。梁启超把屈原的“清廉”、“忠信”，表述为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热爱人民，热爱社会，对社会和祖国的同情和眷恋，以及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郭沫若则认为屈原是春秋战国时期“五四运动”的健将。1951年以后，则出现了人民诗人、爱国主义诗人的提法，有学者认为屈原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疾恶如仇，能与腐朽反动的贵族政权作斗争；关怀民族命运和人民生活；对祖国和乡土无限热爱；宁死不屈，有以死殉国的伟大气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屈原被描述为法家。在改革开放时代，屈原则作为政治改革家而常被提及。

　　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屈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今天身处二十一世纪，应该以世界眼光、现代眼光和发展的眼光重新评价屈原。

　　屈原想拯救楚国，但不被重用，是一个怀才不遇、不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政治家，对屈原的把握，离不开他的政治活动。屈原作品表现的内容是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所带来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与沮丧、希望与失望。如果没有屈原坎坷的遭遇，屈原可能不会创作这些作品，即使创作了作品，也不会有这么久远的影响。

　　屈原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春秋、战国之交，秦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秦国的重要岗位，不但向本国人民开放，而且向各个诸侯国的人才开放，只要是人才，就可得到任用。秦穆公的志大中正，礼贤下士，正是秦国由霸而王的基础。而楚王重用的都是他的近亲，吴起相楚，想改变楚国的贵戚政治，结果被楚国宗室大臣射杀。春秋时期有“楚材晋用”的典故，“楚材晋用”不是说楚国的人才多，而是说楚国的人才不能在楚国发挥作用，只好到外国去了。

　　楚国因为政治上的封闭，导致优秀的人才不但不能在楚国得到重用，而且还深受迫害。春秋时伍子胥就是典型事例。楚平王抢夺了给太子建娶的妻子，担心太子建及太子建的太傅伍奢忌恨，杀伍奢。又因伍奢二子贤，欲杀二人，伍奢的长子伍尚被杀，伍子胥逃到了吴国。后伍子胥率吴国军队灭楚，申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于是“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楚国因此才能在春秋后期苟延残喘下来。

　　战国时期，楚国虽有恢复，但要和秦国对抗，仍然是没有力量的。秦国的强势，以及楚国的羸弱，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处在一个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时代。也正因此，屈原给楚王提出的连齐抗秦、杀张仪，不去武关会秦王的政治策略，楚怀王不敢接受。《史记·楚世家》载秦昭襄王约楚怀王访秦，“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睢建议楚王毋行，发兵自守，楚怀王儿子子兰说：“奈何绝秦之欢心！”楚怀王为了社稷，只能忘记自己这个君主的安危，亲赴秦国。《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楚怀王也许做不到“民为贵”，但是，他知道在社稷存亡面前“君为轻”的价值判断，他不去秦国，则可能“危社稷”，所以，只得选择去了。

　　屈原是一个想在楚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想拯救楚国，但是楚国不能给他提供大有作为的舞台。屈原不被楚王任用，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不能有所作为和想有所作为，这是屈原和楚国领导层发生矛盾的根源，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

　　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

　　战国时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如何适应社会的蜕变，成了这个时代弄潮儿们追逐的目标，战国时期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体现这个特点。 法家、纵横家的成功，即是如此。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因秦孝公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先“说公以帝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谴责景监说：“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后五日，商鞅二见孝公，“说公以王道”，“益愈，然而未中旨”，“孝公复让景监”。商鞅三见孝公，“说公以霸道，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孝公对景监说：“汝客善，可与语矣。”商鞅四见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商鞅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其次是王道，再其次是霸道，而强国之术是他认为的最下道，但因为秦孝公认为“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久远，吾不能待”，商鞅就放弃了他的理想，而投孝公所好，但他自己知道，强国之术“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出道后，先赴秦国，以连横为说，意在统一天下。秦惠公刚诛杀商鞅，兴趣不在此，说：“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不用苏秦。苏秦于是东赴燕国，以合纵为说，推介反统一的政治策略。《史记·张仪列传》说张仪先赴燕国找苏秦，意欲参与合纵大业，从事反统一活动，苏秦不用张仪，张仪只好西至秦国，投身连横事业中，从事统一活动。

　　商鞅，以及苏秦、张仪，不能说他们心中没有理想和是非观，但是，他们都是把“做官”和“做事”放在第一位，因此，他们根据君主这个市场的需求来提供自己的产品。这和孔子、屈原不同。孔子、屈原是要“做官”，“做事”，但他们“做官”是为了“做正确的事”。

　　孔子与他的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坚守的政治家。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谋得官职，而是为了传道，也正因此，孔子面对诸侯权臣的邀请，不为其所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战国时期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与世俗不合，梁惠王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则认为他们是不愿意“阿世俗苟合而已”。

　　屈原同样是有坚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坚守，就在于他是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国的指导原则，思考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有关问题。他在思考楚国的现实困境的时候，提出了解决楚国政治困境的方法，这就是要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因此，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价值，不在于他在战国时期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意识，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归“选贤与能”的美政。

　　屈原曾经“上下而求索”，最终带着失望和忧愁离别，是一个追求社会公正的诗人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是表现为对楚国违背正义的袒护，而是表现为对楚国昏庸和奸诈的同僚以及不能选贤与能的政体的强烈批判。屈原希望在楚国有公平和正义，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视，但是楚国的现实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强烈的不满。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础上，是有价值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中，屈原首先陈述自己的才能，接着批评楚国谗佞当道，楚王不觉悟，不但不能近君子而远小人，反倒是远君子而近小人。屈原虽然知道楚国社会氛围黑暗阴险，但决不妥协，“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试图改变在楚国的处境，曾经“上下而求索”，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屈原求灵氛占卜，灵氛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认为以屈原的才能，可以周游任何国家。而巫咸则认为屈原在楚国的机会尚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屈原忖度自己在楚国不可能有任何前途，因此告别楚国出游，但“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最后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虽然最终不能离去，但对于楚国的政治已经失望了。《离骚》整篇文章所要表达的，是“离别的忧愁”。

　　屈原是一个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痛苦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也就在此。今天学习屈原，既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时代。

　　(作者为中国屈原学会代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