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精神品格在其诗作中的表现


blueski推荐 [2013-6-10]
出处:来自网上
作者:魏光生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的屈原。自那以后,屈原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敬仰的伟大人物;而在那之前,一直追溯到屈原自投泊罗的公元前277年,其间二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对屈原的爱戴、敬仰和纪念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屈原为什么能得到古今中外广大人民的如此厚爱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诗人,有着超群脱俗、感人至深的精神品格。屈原精神品格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其实质和重点,我以为有三个方面:一是忠于理想、二是勇于斗争、三是严于修身。
    在学习和研究楚辞的过程中,我经常被屈原自抒精神品格的那些诗句所感动。我觉得我们学习楚辞,不光是要学习屈原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学习屈原的作品来学习他的精神。屈原忠于理想、勇于斗争、严于修身的精神,在他自己的诗作中有着突出而深刻的表现。本文的主旨,就是结合屈原的生平事迹,对屈原作品中有关表现其精神品格的部分加以采撷和论列,权作本人学习研究楚辞和屈原的心得体会。

(一)
     理想,是一个人精神的支柱和力量的源泉。忠于理想,是古今中外一切事业有成、名扬四海的志士仁人的共同特征,屈原也不例外。屈原忠于理想的精神品格,在他的作品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屈原能把自己的宏伟抱负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树立起远大的“美政理想”。屈原的“美政理想”,就是要通过“修身法度”和“联齐抗秦”,实现楚国的振兴,使之担当起统一天下的重任。由于抒情诗形式的限制,这种理想在屈原笔下不是直接表露,而是通过推崇古代全中国范围的圣君贤相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在《离骚》中屈原以崇敬的语气写道:“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抵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七国争雄的动乱年代,屈原主张大一统的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进步理想。但屈原深知,在强秦欲占六国的情势下,楚国要实现对天下的统一绝非易事。为此,他提出了改革政治,振兴楚国的一系列正确主张。他指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离骚》)。认为统治者要想达到强国固位、统一天下的目的,必先有德,要以德服天下。除此之外,要“联齐抗秦”、“修明法度”,还要“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即
要打破奴隶主贵族政权垄断的局面,使新兴地主阶级参政。这些具体而正确的主张,使屈原的“美政理想”建立在了牢固的现实基础之上。
    屈原忠于理想的精神品格,不仅表现在提出“美政理想”,而且表现在他能自觉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为实现理想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乘琪琪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就是他发自内心的誓言.读到此句,我们仿佛看到屈原面对自己的祖国举起右拳高声呼叫:“转上千里马向前飞奔吧,来呀,我在前面引导开路!”那形象是多么的英武!屈原之所以发此誓言,是因为他认识到:“及年岁之末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鸦鹅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离骚》)。他告诫自己:趁着年轻力壮,要抓紧时间施展抱负,追求美政理想。如果等
政权完全落到小人手里,强秦称翁天下,一切就都晚了。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使他倍觉时光易逝,功业难就,因而发出“吾令羲和饵节兮,望掩峨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庄重誓言。屈原不是空发誓言而不见行动的人,他确实为实现美政理想而上下求索,做出了最大努力。他曾以左徒身份和“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非凡才能,“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在楚国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始终坚持“联齐抗秦”的正确主张,并两次出使齐国,促成楚齐联盟,为楚国的振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屈原忠于理想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为理想而奋斗上,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遭受挫折和打击后对“美政理想”的执着追求上。由于楚国统治集团内反动腐朽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屈原为之上下求索的“美政理想”终于化为泡影,他自己更是屡遭劫难,先是被谗见疏,后又被放逐。然而,挫折和失败并未泯灭屈原的壮志雄心。相反,作为一个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的理想之光和抱负之火在遭到打击之后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并且一直烧到他生命的尽头。从遭谗见疏的公元前316年到自沉泪罗的公元前277年,其间整整三十九年,尽管他处于“心不怡之长久兮,
优与愁其相接”(《哀郑》)、“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涉江》)的逆境;尽管他也曾“欲变节而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思美人冬),在忠于理想还是变节从俗的问题上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不改初衷—“砧余身之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并且宣告:“舒优娱哀兮,限之以大故”((怀沙》),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美好理想。
    中国历来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因为,一个英雄的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他自己,而且取决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环境条件。屈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他的远大理想为现实所不容时仍能坚持这种理想,并能以文学的形式将这种理想加以烦扬,使之成为支撑自己、激励后人的精神力量。

 

(二)
    屈原精神最突出的特征,除了忠于理想,还敢于斗争。屈原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国家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同荒淫无道的贵族统治集团和污浊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一生。
    屈原的斗争精神,首先表现在“余固知容容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自己本来知道忠言直谏会招灾惹祸,但想控制又控制不住,敢于无私无畏,同当时楚国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威—楚怀王,顷襄王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所限,在屈原身上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表现为在朝廷上对楚怀王的直言劝谏;其二,表现为在诗作中对楚怀王、顷襄王的激烈批评。
    战国后期,天下大势呈现出“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的局面。屈原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力主“联齐抗秦”。然而昏庸无道的楚怀王在受贿卖国的上官大夫靳尚,宠姬郑袖等人的蒙蔽和怂恿下,在这个关系到楚国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常常出尔反尔、摇摆不定。在楚怀王十三年,即公元前316年之前,由于屈原以左徒身份据理力争,使联齐抗秦的政策得到了较好的推行。屈原因“上官夺稿”被谗见疏,贬为三阎大夫之后,怀王就听信秦国使臣张仪的谎言,绝齐而和秦。屈原遭贬后深知楚怀王残暴凶狠,再要触怒势必大祸临身,但他不忍眼睁睁看着
自己的国家被葬送。怀王二十四年,当楚怀王又一次背齐而合秦,准备与秦昭王联姻时,屈原挺身而出,力加劝阻。怀王一意孤行,不但不听屈原的劝谏,反而将屈原逐出朝廷,流放汉北。屈原虽然又一次遭受磨难,但他这种为国为民而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如果说屈原在朝期间对楚怀王的斗争.由于环境和身份的限制而不得不有某些沮情的色彩的话,那么在他放逐之后所写的诗篇中,对楚怀王、顷襄王的揭露和批判就达到了十分尖锐、激烈的程度。在《哀那》中,他历数暴君穷兵续武、认敌为友给楚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大声呼号:“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性之震想。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在作为绝笔的《借往日》中,他直接将楚王斥为塞君.反复指责“惜塞君之不昭”,“惜奎君之不识”,对昏庸误国、信谗忌贤的楚王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由于“忠君”思想的限制,屈原对皇帝的指责和批判不能不有某种程度的节制。相比之下,他对反动的贵族重臣集团的指斤和批判,则更突出地表现了他无私无畏、敢于斗争的精神。针对权贵们投机钻营,勾心斗角的无耻行径·他义正辞严地写道:“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仄乎求索。恙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针对权贵们的违法乱纪、任意妄为的罪恶行为,他猛烈抨击:“乘骥骥而驰骋兮,无髻衔而自载;乘泛付以下流兮,无舟揖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以惜往日》)。针对贵族重臣们颠倒黑白,香臭不分的反动本性,他写道:“民好恶其不同兮,唯此党人其独异。产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犹未得兮,岂怪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韩兮,谓申椒其不芳”(《离骚粉。针对那帮贵族重臣的腐朽邪恶作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固时俗之工巧兮,了面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离骚》)。对那些无耻之徒嫉贤妒能的恶劣品质,屈原更是深恶痛绝。他以辛辣的比喻指斥:“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离骚》)“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人以自代”(《惜往日》)。他以强烈的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予告了这帮结党营私的无耻之徒的必然下场—“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离骚》)“外承欢之沟约兮,湛在弱而难持”(《哀郑》)。
    屈原的斗争精神不仅表现为他对楚王和贵族重臣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的批判,还突出地表现为他“敢为人民鼓与呼”,从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出发,对当时污浊混乱的社会现实给予揭露,为人民遭受的苦难发出悲愤的呼号。当时从社会以至官场,到处一片黑暗,“黄钟废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对这种现实,屈原在《涉江》中用了极其形象的手法加以描绘:“鸯鸟风凰,日以远兮。燕雀鸟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操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当时社会污浊,好人难作。屈原对此感慨系之,再三控诉:“世幽昧以炫翅兮,孰云察余之善恶”、“世捆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渭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所有这些,都充分表达了屈原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

 

(三)
    屈原之所以能创造光辉的业绩,千百年来为无数志士仁人所倾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始终保持了严于修身的精神。关于这一点,屈原在他的诗作中曾多次提及。他曾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还说:“忽驰鹜以追逐合,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这些发自内心的慷概之词,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学习、锻炼,修养自己,丰富和美化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由于屈原坚持不懈地严格要求自己,“朝攀陛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故而在道德品质的修养上达到了凡人难以企及的高洁程度。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世人对屈原道德人品的基本评价:“其志洁,其行廉……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灌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屈原自己对自己严格修身的精神品格也有颇为自信的鉴定。他在《涉江》中有一段话便表示了这个意思。他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铁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冤,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捆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虫L兮骏白蜻,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这番自白,与司马迁的评价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充分显示了屈原在道德品质和人格节操的修养方面所达到的高洁程度。屈原严于修身的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抽思》).屈原的思想充满着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
证法的成份。他认识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如何,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修养。所以他主张并身体力行地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品德。他认为只要内在的素质提高了,美好的名声自然会随之而来,用不着虚伪做作,沽名钓誉。他认为用虚伪的手段所编取的美名和荣誉,终究是不会长久的。屈原这一认识,是他严于修身,从而达到高洁境界的思想基础之所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重要的就是每个公民发自内心的自觉性,而最应防止的就是形形色色的虚套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的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反对形式主义倾向,扎扎实实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颇有教益的。

其二,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离骚》)屈原的高洁品格,是他自己在日常生
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他认为要想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必须在平常严格要求自己对不符合道义和国家人民利益的邪恶行为坚决加以抵制。他主张从一点一滴做起、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不能放松警惕,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使各种污泥浊水站污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心灵的纯洁,最终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其三,“联幼清而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招魂》)。这是屈原高洁品格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他严于修身的一个具体表现。清正廉洁,是古往今来一切国家和人民对政府官员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要求,但屈原所处的那个时代,真正能做到清正廉洁却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时天下纷乱、社会污浊、贿赂成风,朝中大臣凡手中握有实权的,没有几个能清正廉洁,在那污浊的社会和污浊的官场中,屈原却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清廉的节操。他既然不为强秦和权贵的权势所吓倒,更不为他们的物质利诱所动摇,始终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其四
    “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惜育》)。屈原的严于修身,还表现在他虽然对国君忠心耿耿,但绝不去做那种只有卑鄙无耻的溜须拍马之徒才能做得出来的事情.他说他“迷不知宠之门”是一种幽默的托辞。其实他并不是不知道遨宠的门径,并不是不知道溜须拍马者可以高官厚禄,仕途通达,而耿介正直则不免招灾惹祸。但他宁可遭殃,也要在皇帝面前直言劝谏;宁可丢官失宠,也不屑于去干那种为了一已之利而阿谈奉承、曲意逢迎的事情。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他说“迷不知宠之门”.其实并非不知,而是有意不为也.

其五,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桔颂》)。这是屈原严于修身的以一个重要表现。屈原认为,自私是一切邪恶的根源,而无私则是道德修养的高境界。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保持无私的品德,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就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屈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置自身荣辱于度外,同庸君了妄臣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放弃自身的安乐,为“联齐抗秦”和“修明法度”而奔波操劳;他在屡遭磨难而有可能奔走他国以图个人飞黄腾达的情势下,宁愿葬身鱼腹也不离开祖国。这种无私无畏的实际行动充分证明屈原的“秉德无私”绝非伪君子们挂在嘴上的口号或招牌,而是他实实在在溶进血液的内在特质。

其六,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伙《桔颂》)。屈原严于修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在污浊的社会中保持清醒的独立,绝不随波逐流。这一点,也是屈原能以其道德诗章功垂于世的重要原因.屈原对周围的现实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清高和独立为现实所不容。他也曾以女责怪的方式,表示过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他借女嬃泛口说:“世并举而好明兮,夫何梵独而不予听”?就艺术地表现了这种矛盾心理。但矛盾斗争的结果,仍然是清高战胜了庸俗。他宁可处于孤立境地,遭受嫉妒、诬陷和打击,也不愿变志从俗,放弃自己高尚的人格而与势利小人们同流合污。他把自己比作孤独但却展翅高飞的雄鹰.自豪地表示:“鹜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代离骚》)声明自己作为雄鹰,是不屑于与蓬间之雀为伍的。这种清高的节操,是屈原高大形象的又一个侧面。

    屈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进步的政治家,更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作为伟大的、进步的政治家,他有着忠于理想、敢于斗争,严于修身的精神品格;作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自己光辉峻洁的精神品格,形象而生动、细腻而具体地表现在诗作之中,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屈原光辉峻洁的精神品格,将同他光辉灿烂的诗篇一样,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

                                                                                          (作者系大同市矿务局职业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