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骚精神 亘古常新


blueski推荐 [2013-6-10]
出处:《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01期
作者:崔富章
 

内容提要
先觉者、奋斗者的孤独感、危机感,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的基调与主旋律,也正是“屈骚精神”的魅力之所在。如何认识、评价屈骚精神,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少的:一、美政理想;二、特立独行;三、爱国情怀;四、历史影响。总之,把两千年间不绝如缕的屈骚精神、屈骚传统诠释明白,条理出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应该是21世纪中国楚辞研究界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屈原生活的年代,在中国历史上属战国中后期,当时跨越大江南北的地方政权楚国,正处于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屈原的生命历程,大致有三个阶段:(1)读书求学;(2)从政为官;(3)放逐流浪。屈原的祖先是王室子孙,少年时代受到良好的教育。据《国语·楚语》记载,至迟到春秋中叶,楚庄王在位(公元前613年~前591年)的时候,楚国王室子弟使用的教材,已经是以《春秋》、《诗》、《礼》、《乐》等各国通用的教材为主,辅以部分地方教材暨应用性课程。这样的教材结构,对屈原世界观的形成,特别是对他胸怀中国、关注民生理念的培育,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屈原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叫“三闾大夫”,职责是管理王族三姓,教育王族子弟,把他们培养成“国士”。“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离骚》中的这类描写,用培植香草比喻培养人才,正是诗人早年教育生涯的艺术再现。他曾得到楚怀王的赏识,一度担任“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①。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关于他的政绩,我们能考知的有两件:一是主张并强化与齐国的联盟。为此,他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多次出使齐国,可惜楚怀王不能充分认识到齐楚联盟的重要性。二是受国王委托,“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②“每一令出”这样的话语,说明屈原完成并付诸实施的法令是相当多的,可惜史书里没有更具体的记载。跟屈原同朝为官的左尹邵×,是主管司法的行政长官,他的墓(包山2号墓)中出土许多司法文书档案,其中有桩诉讼案件,先后传唤证人达211名之多。“舍庆杀人”一案,县正判定后,舍庆不服,上报左尹,左尹不能判,便报告楚王,楚王的命令则由左尹向县正传达。由这两个案子的诉讼过程和规模,可以看出当时的楚国,无论法治建设还是司法水平,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这可从侧面印证屈原“造为宪令”的成绩。法治的结果必定是限制旧贵族的特权,所以上官大夫一伙人采用阴谋手段,排挤屈原。这时候,秦王看准了时机,连续派张仪来楚国施离间计,里应外合,“不知忠臣之分”的楚怀王便“怒而疏屈原”,使他逐渐远离权力中心,直至放逐到江南草野之中,陷入长期的矛盾痛苦境地。欲干不能,罢工不忍;欲远走高飞,复“蜷局顾而不行”;郁结蹇产,重言增欷,“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先觉者、奋斗者的孤独感,危机感,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的基调,主旋律,也正是传统的中国文人,尤其是失意而执著的士大夫们击节叹赏的“屈骚精神”魅力之所在。如何认识、评价屈骚精神,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少的:

 

      一、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美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人们从屈原作品和有关的史迹,推测出一条又一条,最核心最根本的应该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里的这两句诗,几乎把屈原的“美政”理想和盘托出了。举用道德高尚、才能优异的人(德才兼备),让他们在职在位,遵循着法度规矩,毫不偏颇地管理国家事务(有法必依)。不用“贤能”之人,没有“绳墨”之法,所有治国安邦、惠及民生的设想都将落空。屈原任职三闾大夫,“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整饬、操练成国家的栋梁之才),致力于人才的培养,也曾参与人才的推荐和选拔。“说操筑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后得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於庖厨。吕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饭牛。不逢湯、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赵逵夫教授认为,这些举用贤才而使国家兴旺发达的历史故事,本是屈原讲给楚怀王听过的,目的是启发怀王认清“举贤授能”是何等重要③。当然,屈原从开始就知道仅仅“举贤授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制定如同工匠手里的“绳墨”那样的法规条文。屈原任职左徒期间,曾奉命“造为宪令”,他工作得很投入。直到很多年以后,放逐流浪途中,还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日子:“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娱。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惜往日》)回想从前我曾经受信用,禀受王命使时代昭明;把先代成功的经验昭示众庶,使法度严密无疑可存;国家富强而纲纪缔定,政在贤者而天下太平④。屈原比喻道,乘快马奔跑而没有辔衔,汜泭下流而没有舟楫,“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那是多么的危险啊!可是,举贤授能无异于缩减特权阶层的官位,法度严密则意味着限制特权阶层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疯狂反对。纯洁的诗人不懂得现实政治的复杂,既不知防范别人,也不知道自我保护,堂堂朝廷之上公然发生了上官大夫“夺稿”这样的粗野事件。屈原遭到暗算,楚怀王也改变了态度,“怒而疏屈平”,诗人以失败告终。他在《惜诵》中反思道:“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我的本道是先君而后己,结果却被众人所仇恨。一心一意为君王竭智尽忠,人们竟把我视为对头。我做事专心而毫不迟疑,到头来竟然不能自保!)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屈原的“美政”理想是不朽的。“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乃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的主题。“这是一个多么光辉的思想。屈原早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竟是今天大家所追求的。屈原实在太伟大了!”⑤

 

      二、特立独行
       屈原胸怀“美政”理想,勇往直前,特立独行。“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离骚》)对于“背绳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为度”的佞倖小人、党人,屈原不屑一顾,“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嫉恶如仇,口诛笔伐,不稍宽贷,甚至连楚怀王也不例外。在专制社会里,“举贤授能”以及制定、实施“绳墨”之法,都须一个大前提——君王圣明。君王是不能选择的,圣明与否也是难以预知的。像楚怀王这样的,圣明自是难说,但也不能说很坏。他起用屈原,出使齐国,以结强党;他力图改革朝政,重用屈原这样的人才,起草宪令,图议国事;他拒绝秦人割地要挟,客死异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⑥。应该说,楚怀王大节还可以。但是,他犯有致命的错误。首先,他不能充分认识齐楚联盟的重要性,时而联齐,时而联秦,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导致六国同盟瓦解,送给秦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其次,他不知“忠臣之分”,听信谗言,疏远屈原这样的忠贞重臣,结果被上官大夫一派守旧贵族所包围,导引出连环失误,国势一再削弱,他本人竟被秦王玩弄于股掌之上,死在秦国,为天下笑。屈原的一生与怀王息息相关。是怀王提拔他、信任他,让他参与国政,屈原也忠心耿耿,努力报效国家与君王。但是,屈原的“忠君”是有原则的,他的目标是追求“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为核心的“美政”理想,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政治局面。正因为如此,他对楚怀王的不称职行为多次提出批评:“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我怨恨君王你的荒唐,总不省察民众的愿望。)“初既与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当初你已经和我约定,后来你翻悔竟改变心肠。我本不难於同你别离,只叹息你的为人啊太没主张。)在《抽思》中,他继续着对楚怀王的批评:“兹历情以陈词兮,荪佯聋而不闻。”(我一件件将实情报告,但君王呵假装耳聋听不见。)“与余言而不信兮,盍为余而造怒?”(你对我说的话全不守信用,又何必无故地对我生气?)在《惜往日》中,他进一步批评道:“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何芳草之早妖兮,微霜降而不戒。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确定是君上耳不聪眼不明而有所壅敝,才使得谗佞阿谀的小人日益得势!)“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卒没身而绝后兮,惜壅君之不昭!”(我就身败名灭也没有什么,只可惜你君王永受蒙蔽。)“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不等把话说完就到深水里吧,可惜的是小人壅蔽着君王使他一无所识。)。在《离骚》中,在《九章》中,批评楚怀王的声音不绝于耳,直至斥之为“壅君”;在封建社会里,长期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各级官员大多从他们中间选拔),遇上像楚怀王这样的君王,该如何应对呢?愚忠者绝对服从,营私者乘机钻谋,固无论矣。志士仁人,志存高远的,则陷入两难的境地。明明是有益于民生的好事,由于上司(皇帝最大)的失察或昏庸而不得施行,甚至遭受打击,只有扼腕叹息,不敢批评“今上”,更不会骂“壅君”,心向往之而不敢为。当此之际,屈原独立特行的高大形象,屈原大夫的所作所为,就会浮上心头,神接千载之上,与他交流,与他共鸣,就这样屈原成了失意而执著的士大夫的精神楷模,心中的旗帜。洪兴祖说得好:“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⑦

 

      三、爱国情怀
       屈原早年曾写作《桔颂》以明志:“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登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你醒世独立的胸怀,充塞宇宙,不随从流俗。)“独立不迁”,“苏世独立”,独立特行,在这种极具个性的行为方式的表达中,我们还感觉到浓浓的乡土气息——“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种乡土情节,在《离骚》中又称之为“旧乡”:“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等到升起的太阳照得四处光亮,我忽然看见了故乡。仆人生悲马儿怀想,低着头回顾而不肯前行。)诗人巡天漫游的去国之梦在“旧乡”面前一触即散。乡土情节的深层次内涵乃是情系乡民百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如果说这种直面民生的呼喊之声,在《离骚》中还略显单薄的话,在《哀郢》等诗作中则是浓墨重彩了:“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哀郢》的创作背景,学界有不同的理解,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民离散而相失”的悲情,则是没有疑义的。热恋乡土,情系乡民,恰是爱国精神得以孕育、成长的肥壤沃土,而“美政”理想正是爱乡爱民爱国精神的集中表达。认明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当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际,他是那样的愤懑,那样的不可接受,“退静默而莫余知兮,進呼號又莫吾闻。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我万分地不安而又惶惑,心中烦闷着想不出办法)。在《惜诵》中,他继续写道:“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背膺牉才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我的背和胸口断续地隐痛啊,我心头郁结着没法安顿。)乃至成为解不开的结,终生的痛:“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逮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离开权力中心,“美政”理想半途而废,屈原曾形象地比作“登天”却失掉了航路,成了空中楼阁,他愈加担心国家的命运:“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屈原所处的时代,代表中国的“王”——周天子,早已名存实亡,甚至连“名”也缺失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各地方政权既平行发展,又互相争战。从屈原的《离骚》、《天问》、《九章》等作品中,我们可以作出清晰的判断,即诗人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简直是如数家珍。《离骚》篇“就重华而陈词”、巫咸“告余以吉故”等都是大段描述三代兴亡故事,总结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的执政理念,并且具体化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美政理想。在《天问》中,围绕三代兴亡史,连环发问,许多是无疑而问,表现出屈原对夏、商、周三代兴亡历史的深度理解,情真意切,乃至两千多年之后,我们在阅读时仍能感触到诗人一颗火热的中国心。完全可以这么说,屈原是一位立足南国、胸怀中国的诗人政治家,他爱乡爱民爱国的高尚情操,连同他的美政理想,融为特立独行的高洁形象,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志士仁人,创造着中国的历史,发展着中华文明。

 

      四、屈骚精神,生生不息
       屈原的人格是高尚的、伟大的,屈原的诗篇是美丽的、不朽的。屈原身后,“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一百多年以后,司马迁作《屈原列传》,竟感动得落泪:“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涕,想见其为人!”太史公之前的贾谊、刘安,其后的刘向、班固(前期)、王逸等人,无不对屈原的人格表示敬仰,对屈骚精神赞誉有加,“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南北朝以后,屈原故事渐渐融入“端午”民俗节日之中,屈原受到更为广泛的纪念,并且远及海外。浏览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时时感受到屈原形象的存在,领悟屈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历代文人学者,志士仁人,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们,大多接受过屈原精神的熏陶,当他们遭遇打击、抑郁不平之时,往往引屈原为知己,奉屈原为楷模,体认屈骚精神,赓续屈骚传统,隐约之间生发出新的视角、新的内容,因此,屈骚精神、屈骚传统之内涵不断地丰富。我们说屈骚精神亘古常新,不仅仅是着眼于屈原人格穿越时空的巨大魅力,同时还着眼于屈骚精神的生生不息,在中华民族优秀品格暨爱国精神的建树中,屈骚精神发挥着独特的、持久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我认为:把两千年间不绝如缕的屈骚精神、屈骚传统诠释明白,条理出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应该是21世纪中国楚辞研究界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注释:
    ①②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③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④译诗大意,多采自郭沫若先生和姜亮夫老师的译作,以下不再一一出注。
    ⑤蓝海文:《今本楚辞·前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⑥司马迁:《史记·楚世家》。
    ⑦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