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讲讲梁宗岱对屈原的理解，他在民国三十年五月写作了长文《屈原》，我认为，这是屈原接受史上很重要的文献。
梁宗岱，广东新会人，生于1903年，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岭南大学，少年时便已获得“南国诗人”的称誉，
出版新诗集《晚祷》。1924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多所大学学习，得到保罗·瓦莱里和罗曼罗兰的赏识，
他接受瓦
莱里的建议，不以攻读学位为目的，而以充分接受西方文化精华为职志，"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任职于北大、复旦等学校，1944年回到父祖辈经营中医药的广
西百色，研制"绿素酊"，解放初陷入一起冤狱，辗转多年后到中山大学教书，1983年去世。
梁宗岱并不是一个完成了多么伟大“功业”的人，但是，作为成长于五"时代的"新青年"，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以
及辅成了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中西文化教养，值得我们仔细理
会。他打小聪明、好学、专注，还有几分顽劣，性情天真而膂力过人，痴迷山野又流连市井，喜欢在风暴中展示自己的强健与野蛮，直到去世前一直坚持冷水浴，体
验过并且迷恋歌德在《流浪者之夜歌》中表述的境界：“一切的峰顶”。世俗舆情或以为他在男女之情上有欠庄重，乃
浮浪子弟，其实他是单纯透明的，旅欧七年，不会跳舞，甚至不懂得要亲吻自己的女友，成婚后坦然把留学期间女友的名字嵌入孩子的名字中。更重要的是，梁宗岱
服膺的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学时代就对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上的话怦然心动
——“我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所要做的—
—一个人”，对于罗曼·罗兰题写在送给他的《贝多芬：他的伟大的创造时期》《歌德与贝多
芬》上的“为善的美”“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充满好感，满怀虔
敬。
我为什么要向大家描述梁宗岱的生平与性格？因为，我觉得，一个在开放性的、同时意味着巨大历史转折的文化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人，一个天性饱满而智力卓越的
人，更能体贴同样处在八面临风、充满忧患的转折时代的屈原，更能懂得那种巨大的悲伤，深邃的发问，不可思议的忠贞，不能自已的向往与千回百转的怅惘。在某
种意义上，我甚至认为，只有李白才能懂得李白，只有屈原才能懂得屈原。
同时，一个时代，是否有新的气象、新的价值理想，不仅体现在它是否有新的创造，同时体现在它对于历史及其留存的篇章，有否新的创造性解释。或者说，对
于传统（自我）及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是我们拥有新的气象、新的价值理想的重要标志。
梁宗岱作为中国现代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一个有着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人格的思想者、艺术家，一个不仅具有想象力而且充满行动热情的人，他提供了关
于屈原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
他曾认为，我们民族有一个基本的弱点，就是要么全信、要么全疑；要么自尊，要么自卑；要么复古，要么非古，仿佛对自己的文化不走极端，我们就找不到出
路似的。这妨碍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对过去的认识，也妨碍科学的发达。
通过梁宗岱对屈原的解读，分明可以意识到：我们的艺术精神同样不免有所“偏至”：伦理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取
向，整体主义与一元主义的思维，垄断因此多少损害了我们在艺术精神上的单纯和诚挚，损害了生命感知与审美感知的丰富性与充分性，我们很容易把神话和宗教的
内容历史化，把历史道德化，把广阔的审美情感全盘纳入政治的轨道，舍此之外，似乎不能有别的考量。
正是如此，我们曾经把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思、“上下求索”之情全部
解释成“忠君爱国”，用伦理范围审美，以至高明如班固、朱熹，却不免要责备屈原“扬才露己
”“怨天尤人”，责备他不懂得追求“周公孔孟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
雅之末流”。触发屈原不同凡响的思想情感的，也许确实是他对于楚王的眷念，确实是他对于楚国的政治现实怆然有怀。
但是，大家知道，艺术的创造，原本对应着人类不为世俗生活所限定的无远弗届的精神世界，解读文艺，真正的目标和意义，不仅在于可以还原历史的具体性和
创作者创作过程的具体性，更在于去获得关于人、人性的普遍领会，获得超越具体功利性的审美觉悟。这也是经典之所以可以延伸到不同时空的重要依据。而我们在
对屈原的观照中，却总是忽略了生命意志的深远广大，而且像蒋勋说的，强化了伦理，却失去了爱，失去了那种可以使生命、使艺术光彩照人的爱，在道学家或者三
家村学究的思维中，即使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也往往成为目标具体的应时应景的产物，成为创作者功利主义诉求的写照。这自然不应该是屈原作品的全部命运。
正是从这一点看，在千百年来有关屈子的文献中，梁宗岱的《屈原》独树一帜，他对屈原的解读，有着一种罕见的透彻和澄明，一种深入个人心灵和民族文化机
理的感知力和召唤力。他说，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第一个条件，就是它是自主的，它是自己站在那个地方的，它能离开一切外在的考虑因素，如作者的身世、时代和环
境，还能够在其他时代的读者心里引起共鸣。
屈原已经离开我们两千年了，但他的作品还是于我心有戚戚焉，为什么？我们和屈原所处的不是一个时代，我们也不喜欢楚王，或者说我们跟楚王一点关系都没
有。因为，一切最上层的诗，都是最完全的诗，是作者人生观、宇宙观的一个完整的体现，同时能够满足读者的官能的需要、理智的需要、情感的需要。每一个伟大
的创作者本身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带有他特殊的疆界和重心，真正最有效的批评，就是摒弃一切生硬和空洞的公式，从作品本身直接去体察他对你的情感的激荡和
激发。
梁宗岱早年第一次接触到一本研究屈原的书，便觉得失望甚至反感，在他看来，其中充满了可怕的误解，他甚至因此感叹：一切变为民族经典的伟大作品，都有
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难免被后来的专门学者，或者道德学家穿凿附会，乃至肢解，这种命运几乎不可避免。
20世纪是一个所谓“疑古”时代，除了过于政治化的指认、过于道德化的检讨导致歪曲的理解与推崇外，还有
“别出心裁”的对于屈原作品是否属于屈原的不断怀疑。梁宗岱觉得，这种怀疑，大多很没意思。因为，他们不懂一个
伟大的人，也有他的单纯，也有他的复杂，也有他的高亢，也有他的低沉，也有他自己解不开的矛盾，他的内心一定是复合了宇宙、天地、人生等所有的悲欢哀乐，
所有的冲突。没有矛盾，怎么会有屈原？所以屈原作品里面的不协调，甚至互相冲突的思想、情感，并不是我们怀疑它们的依据。
何况屈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充满了危机和可能的时代，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全部集中的时代，何况屈原是我们中国诗史上开创的祖师，在他之前，中国的
诗歌是短章促节，是他发展出了一种委婉曲折、回肠荡气的诗体——骚体，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可能没有尝试？没有
失败？
按照梁宗岱的理解和逻辑，《九歌》当然是屈原的作品，而且是屈原的年青作品，这对屈原来说很重要，正如《新生》对于但丁很重要一样，没有《新生》就不
会有但丁的《神曲》。那么，没有《九歌》就不可能有后面的《离骚》。所以，如果剥夺了屈原对于《九歌》创造这个名分，那么《离骚》的存在就是一个更大的
谜，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自然，屈原最伟大的篇章是《离骚》。梁宗岱认为，《离骚》的黄钟大吕里，有《九歌》的明媚和青春，有《天问》的怀疑与晦暗，古朴如浮雕，也有《九章》
里的思想与经验。《离骚》是囊括屈原全部生命全部风格的整体，像《神曲》一样，它是象征主义的，最抽象的理智和理想，化为最亲切的想象和最实在的经验，像
《神曲》一样，诗人把他对理想的爱和对女人的爱合二为一，但丁的贝雅特丽齐，他的哲学和神学，屈原的“香草美人&
rdquo;，则是他的家园，他的君国，他的宇宙天地。
梁宗岱说：但丁和屈原，像隔着世纪和重洋的同一颗星球诞生的孪生子，同样生长在国家多难之秋，同样遭到放逐，放逐后他们又把全部的心血灌注在他们的作
品里，铸成光荣的伟词，成为灌溉两个民族的精神养料。你不能想象撇开屈原的东亚的文化和诗歌，正像你不能想象，近代欧洲的诗歌和文化，没有但丁。他用米开
朗琪罗献给但丁的诗句描述屈原：“没有比他的放逐更大的虐待，世界上也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
按照梁宗岱的理解，说屈原的自沉是出于极端的悲愤或绝望，并不高明，因为屈原的诗处处告诉我们，他唱得最沉痛处就是他最依恋生命的时候，他是最纯粹的
人，也是最丰富饱满的人，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意者，更不是一个身世凄凉精神落魄的政客，他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爱与理想。因此，他对于生的眷顾，强烈到不能
不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自己，叮嘱自己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反之，每提到死，他却出以极坚决极冲淡几乎可以说淡漠的态度。他的自沉显然并不是愚夫愚妇般出于一时
的短见和忿怼，他的死完全是出于他意志的绝对自由，而且，是经过冷静理智的审思熟筹的。他的生的意志那么强烈那么蓬勃，对于现实又那么惓怀那么热诚，巨大
的忧伤，巨大的痛苦，意味着一个生命力丰沛的主体，无法设想，一个只剩下憔悴和愁苦的人，可以承担屈原那样深邃广阔的精神世界。
因此，屈原的自沉对于他是一种“就义”——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定心广志，吾何畏惧；同时是一种“理想”——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
彭咸之遗则，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以为邻。
好了，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梁宗岱对屈原的礼赞，挂一漏万，也许还把自己的想法附会成了梁宗岱的意思。其实，我最想表明的是，对于经典的创造性解释，
一定伴随着解释者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价值理想。否则，就只能盘桓在古人的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