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明白，这时代变化快。”一句歌词，道出了当今社会的浮躁氛围。时代在发展，社会也在变化，远古时候，如老子所说人们“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到了后来，淳朴的民风渐渐变坏了，人们渐渐学会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难测”等等，都说明了人越来越变得狡猾，或谓“聪明”。
然而，像孔夫子那般一味地发思古之幽情、感慨旧日却不再是没有用的。你与别国“鸡犬相闻”，却“老死不往”，也难保他一日“不来”。来不白来，来是有目的的，或者是你家的肥鸡胖鸭，或者是邻家的妙龄女娃，或者是山上的良木修竹，或者是河里的鲜鱼活虾。总之，他不捞个痛快，是不会自动走掉的。
战国时候，楚王对宋国这样又小又穷的国家，还打算去攻打它。墨子便说楚王是放着好衣服不穿，却去偷人家的破背心，放着大鱼大肉不吃却去偷人家的窝窝头。楚王虽然理亏，还不肯放弃攻宋打算，直到墨子又斗败了公输盘，才终于逼楚王说出了“好吧，我不攻打宋国了！”
墨老先生可谓深通“测心之术”，楚王并不怕讲道理，你跟他讲道理，他有的是借口，他所关心的只是战争胜负，对手弱小，好欺负，他就一定要打，如果对手是一只刺猬，全身利刃，无从下手，他就不敢打了。所以，墨子精心准备好了如何破解公输盘的攻城工具，又叫弟子带领三百人帮助宋国防守，让楚王明白，即使硬着头皮打这一仗，也不会占到便宜，还是趁早找个台阶下吧。
所以说，要说服对方，首先要弄清楚对方内心的想法，利用自己的长处，避开对方的长处，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尤其是劝说的对象是帝王、权贵的时候，就更要小心揣摩对方的心理，尽量避免正面冲突，抓住他的弱点，在不知不觉中，牵着他的鼻子走——如《战国策》里记载的烛之武退秦师。
我们来看看烛之武是如何说秦王的，他首先站在秦国立场上，博得秦伯好感，为进一步说服秦伯提供可能；然后说明亡郑利晋，保郑利秦，动摇秦亡郑信心；接着进一步以利益诱惑，使秦舍弊求利，放弃原有做法；再以历史上晋对秦的背叛，离间秦晋联盟；最后，从历史说到将来，指出晋的贪婪将威胁到秦的发展。（秦晉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者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晉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缺秦，将焉取之？缺秦以利晉，唯君图之！”）如是，烛之武晓之以利害，成功“忽悠”了秦王。
还是战国时代，赵太后刚执政，秦国趁机来攻赵国，齐国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做人质，才肯发兵救援。赵太后既然执政，本应以国事为重，但她母爱极强，坚决不同意让小儿子做人质，已经和大臣争得翻了脸，下死命令：“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不许任何人再提此事。可眼看秦军越攻越猛，再不设法得到援兵，赵国覆在顷刻矣！
这时，左师触龙来求见太后，太后正在发脾气，当然没有好脸色。触龙知道，如果直说的话，肯定要碰一鼻子灰，说不定还会把脑袋赔进去。不过触龙毕竟老于世故，洞悉人情，开口就先请求太后关照自己的幼子，以慈父的舔犊之情，打动太后，缩小了与太后的心理距离。于是，太后的心情转好，甚至打趣地问道：“你们男人也懂得爱孩子吗？”（“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触龙等的就是这句话，他马上回答：“男人爱孩子还甚过女人呢。”（“甚于妇人。”）太后闻言笑了起来，说道：“女人更爱孩子！”（“妇人异甚。”）言下大有一争“谁更有爱心之意”，这正中触龙下怀，于是就趁机说了一番为孩子长远打算才是真正爱孩子的大道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并结合实际，晓以利害（“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终于说服赵太后，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去做人质。齐国立刻发来援兵，赵国因此得救。
触龙之所以能说服赵太后，正是由于他抓住了赵太后“爱子心切”的心理特点，并“对症下药”，指出溺爱并非真爱，只有为长安君未来打算，才是真爱，而不是不顾人情，硬用保家卫国的大道理去强行劝说。赵太后当然觉得言之有理，乐意照办了。
再说汉文帝时，有一个人不知天高地厚，竟偷了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结果被抓。文帝大怒，交给廷尉张释之治罪。张释之按照“偷盗宗庙服御器物”的律条，上奏判处斩首示众。文帝很恼怒地说道：“此人无法无天，胆敢偷盗先帝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审判，就是想将他诛灭全族，没想到你却拘泥法律条文仅判他一人死罪，这是违背我恭奉宗庙的本意的。”面对皇帝的盛怒，张释之从容地摘下官帽，叩头谢罪道：“依法判刑，斩首已经足够了。何苦犯同类罪的，还应当根据情节和影响的程度区别判刑。此人以偷盗宗庙器物被族诛，假如万一有愚昧无知之人，竟然去盗掘了高祖的长陵，不知陛下该怎样来加重惩处他？”这一下，文帝还真被老张问住了，于是向太后说明情况，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按“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张释之应该说还是了解汉文帝的，知道他虽然“专务以德化民”，但毕竟不是精通法律之人，加之感情用事，其意见就必然会干扰法律的公正实施，但文帝还不至于蛮不讲理。所以，张释之先搬出了“法者，天下公共也”这一条文帝无法反驳的原则，又以“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相问，如此晓之以理，史称明君的文帝焉能不听从张释之的意见？
后世法官可与张释之媲美的，还有唐朝的狄仁杰。唐高宗时，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柏树，按罪应判处除掉官吏名籍，而高宗却特别下令处决他们。大理丞狄仁杰上奏说：“他们二人的罪行还够不上处死。”高宗说：“权善才等人砍伐昭陵的柏树，我不处死他们就是不孝。”但狄仁杰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罢休，唐高宗面现怒色，命他出去。狄仁杰说：“冒犯皇帝而直言相谏，自古以来都认为是难于做到的事情。我则认为碰上夏桀、商纣，要做到这点很难，但遇到尧、舜这样的明君则很容易办到。现在按照法律还不当处死，而陛下特意杀掉他们，这便是律法不取信于人，那人民又怎样行为处事呢？并且，汉时的张释之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有人盗取了高祖长陵上的一抔土，陛下怎么处置他？’今以一株柏而杀死两位将军，后人将认为陛下是什么啊！臣下我不敢奉行陛下的命令，是因为害怕使陛下陷于无道的境地，而且将来无脸到九泉之下去见张释之的缘故。”高宗的火气这才渐渐消解下来，将权善才和范怀义二人除去了官吏名籍，流放到岭南。（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罪当除名；上特命杀之。大理丞太原狄仁杰奏：“二人罪不当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仁杰固执不已，上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