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闻一多的《庄子》散文艺术研究


blueski推荐 [2010-12-8]
出处:运城学院学报2008年第04期
作者:聂永华
 

在20世纪前期的《庄子》散文艺术研究中,鲁迅和闻一多以其精辟而新锐的理论洞察,奠定了《庄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基础,故特拈出予以评述。

鲁迅倾心于庄子的哲学和文章,思想和文风上受到庄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郭沫若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列举了鲁迅在词语、题材方面对《庄子》的引用,指出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多少受庄子影响的反映。”[1]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编写了《汉文学史纲要》作为讲义[2],第三篇题为《老庄》,以熔铸古今会通中外的学术眼光,对《庄子》散文艺术作了简要的理论概括。

首先,指出了《老子》《庄子》尤其是后者在先秦诸子中以“美富”著称的特点。庄子以“无为”为其哲学根基,因此对文艺在正面论说时常持消极态度,然而在先秦诸子中《庄子》却是文学价值最高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自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穷形尽相的描写随处可见,无论是鸟兽虫鱼还是风云山水以及神怪异人,均体物入微,形神毕肖,其语言之挥洒自如,在同代文章中罕有其比,堪称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实际上鲁迅这里已揭示出庄子文学家的身份。郭沫若明确指出:“他的文辞确是‘環瑋’而‘淑诡’”,因而“他不仅是一位出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学家。”[3]

其次,揭示了《庄子》题材的特点:“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庄子为了追求精神自由和表达超脱的思想,采取了“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表达方式,文章中充满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多地注目于寓言和神话。其中既有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改造加工,也不乏自出机杼的即兴创作,把深刻的哲学思想形象地寄寓于扑朔迷离、真伪莫辨的虚妄情节中,在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氛围中表现自己真实的思想。鲁迅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着了《庄子》散文艺术的基本特点。

再次,把《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概括为“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庄子》文章想象丰富,构思奇特。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其宏观的艺术视角,可以随同奋翮高飞的大鹏跃升于九万里之太空,俯视莽莽山川林泽之端之雾霭云霞如野马奔腾;其艺术的微观视角,可以潜入小小蜗角,冷眼旁观触蛮二氏“争地以战,伏尸百万”的荒唐惨象,光怪陆离的形象纷至沓来,异彩纷呈,令人于惊奇骇怪的中获得非凡的艺术享受。通过其独特的风格,鲁迅精辟地阐述了构成《庄子》散文不朽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最后,在对《庄子》散文艺术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确立了庄子的文学史地位:“晚周诸子,莫能先也”。受这一看法的启发,郭沫若《庄子与鲁迅》认为:“不仅‘晚周诸子莫能先’,秦汉以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

粗略看来,鲁迅的评价与《史记》所载相差无几,然而却是荟萃前人思想而予以独到的评判,重点从文学价值取向上考察了《庄子》散文艺术,突出了其在先秦诸子中独特成就和地位,虽是三言两语,却几乎成为不刊之论。但从表述方式上看,鲁迅所使用的语言还是文言,文体形式上仍有传统评点的痕迹。闻一多则以其鲜明的学术个性,体现出《庄子》散文研究的现代学术特色。闻一多对庄子的研究和传播用力甚勤,曾著有《庄子内篇校释》、《庄子章句》、《庄子校补》和《庄子义疏》,并在其他地方多次说到庄子。闻一多对庄子独有会心,,尤其是对《庄子》散文艺术的研究,更显示出一位诗人兼文学史家的慧眼文心和宏见卓识。1929年岁尾,闻一多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庄子》[4],结合庄子的生存境况,集中对《庄子》的文学特征作了生动的阐述。

首先,闻一多认为,庄子堪称先秦诸子中唯一的文学家:“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文学家,他不是不能。”庄子的时代是一个产生政治家、军事家的时代,不是产生文学家的时代。诸子各家,纷纷攘攘,各逞其策,各献其术,庄子慧眼勘破,劝人弃智慧而求无智慧,劝人说无为则可以无不为,为处于“夹缝”中的“人间世”找寻一条安身立命之路。这说明庄子是身在江湖,心怀天下,被视为哲学家的庄子,在其貌似“出世”哲学思想的背后隐含着“入世”的人间关怀。这主要是表明庄子无意做一个文学家,与其他诸子并无不同。然而,这种“无意”与其“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的有意碰撞,哲学与文学交织在一起,以文学的形式承载起了哲学的内核。因此,闻一多认为:“庄子是一个哲学家,然而侵入了文学的圣域”,进而指出:“古来谈哲学以老、庄并称,谈文学以庄屈并称。”同时,闻一多认为,庄子具备了一个杰出文学家和诗人的基本素质:“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崖际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

其次,庄子是一个文学家,那么《庄子》的文学性何在?闻一多说:“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确的文学,人人都承认。可是《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是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这里闻一多以诗人特有的多情与灵敏,体悟到了《庄子》文章中诗性特征:一是其抒情性,庄子“是一个抒情的天才”。闻氏引述了明人吴世尚对《庄子·则阳》中“旧国旧都,望之怅然”的评论:“庄子妙得于诗”,并补充道:“这里果然是一首妙绝的诗——外形同本质都是诗。”闻一多不仅于庄子情感外露的地方看到了诗意,而且在玄妙莫测的哲理中悟出了庄子的深情。如他对“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理解:“庄子仿佛说:那‘无’处便是我们真正的故乡。他苦的是不能忘情于他的故乡。”闻一多在庄子哲学中探究到的情感趋向,让人感到庄子对生活体验的深刻和情感的浓烈,并进一步阐发道:“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乡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他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并因为他钟情之处,‘大有径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广大无有 ,几乎令人捉握不透,所以浪漫的态度中又充满了不可逼视的庄严。”闻一多的《庄子》阐释,显然已不是文词的训诂也不是哲学思想的诠释,而是对文学深情厚韵的感悟,然而又让人感到他接近了庄子哲学的本真。庄子著述,的确不是要建立什么哲学体系,他要做的只是表述一种适意的、美妙的生存境界,其中蕴含的是庄子对人类生存原生态的深情凝望和畅想。因此,闻一多深情地从《庄子》中看到了“一个哀怨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有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是泛泛的一个诗人。”这样闻氏很自然揭示了《庄子》诗情特征的另一重要方面:道出了人类普遍心理与情感,而这只有一流作家才能做到。闻一多说:“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无论《庄子》的花叶已经够美茂的了;即令他没有发展到花叶,只他那简单的几颗仁子,给投在文学的园地上,便是伟大的贡献,无量的功德。”这里既揭示《庄子》博大精深的审美内涵和“花叶”繁茂的美感形式,也显示了《庄子》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众所周知,儒家认为文艺应以“载道”为目的,虽然孔子曾强调“文质彬彬”,但总体上侧重于“质”,而道家虽以其对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揭示推动了文学的自觉,然而魏晋以后,消极追求闲情逸致、片面讲究外在的华丽,失去了文学应有的厚重,失去了《庄子》中“那原始、最宝贵的哲学的仁子”,而流为“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因此,闻一多对《庄子》散文哲学内涵的彰扬,实际上是以深邃的文学史家眼光,开出的一剂疗救的药方。再次,《庄子》虽然也像其他诸子一样地表达哲学思想,但文章却达到美的极致,因而闻一多说庄子“造了一件灵异的奇迹、一件化工”。庄子思想与文章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入骨髓的影响,准确地指出了《庄子》成为美的典范的原因。

第三,《庄子》的文辞之美,千古卓绝。闻一多认为,这样的美,根本在于文辞与思想的天衣无缝的浑融,那奇诞葱笼的想象力,恣肆瑰丽的文辞,自由驱遣陶熔的文风,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妙澈融合,达到了中国语言诗性美的极致。通过比较,他称赞道:“战国纵横家以及孟轲荀卿韩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够好的了,但充其量只算得辞令的极致,一种纯熟的工具,工具本身难得有独立的价值,庄子可不然,到他手里,辞令正式蜕化成文学了。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在引述了《庄子·天下》对庄子文辞的评说和高似孙、赵秉忠、凌约言等人的评价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型与本质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融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闻一多又从审美接受的角度阐述了《庄子》的艺术效果:“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更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件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到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第四,从纯文学角度来衡量,《庄子》表现了高超的“写生”和营构“境界”的能力。闻一多认为,庄子既是抒情的天才,又是一位写生的妙手,其观察力往往胜过旁人百倍: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马“喜则交颈相摩,怒则分背相踢”;他能感受到春天槐叶的生长,“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生目,十日而鼠目,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闻一多引述了《齐物论》中的描写“风”的“奇文”,认为本来无形可见的“风”,庄子却能描绘得生动传神,比宋玉《风赋》所状之风要高明得多。另外,闻一多还认为,庄子笔下的支离疏等人物是“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代表了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庄子正是这种境界的开创者。

第五,是庄子充满隽永谐趣、奇肆想象的寓言。战国诸子文章多用寓言,而庄子不但用得最多最精,而且最具文学性,闻一多认为:“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其突出特点是谐趣和想象:“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愈能发人深省。”庄子寓言固然有其象征意义,“然而对于故事本身——结构、描写、人格的分析、‘气氛’的布置,……他末尝不感觉兴味”,这些“都足见庄子那小说家的手腕”。这是庄子对中国文学的独创性贡献,推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闻一多认为,从《桃花源记》、《毛颖传》,甚至《西游记》《儒林外史》中,都可以看出庄子的明显影响。

总之,鲁迅、闻一多的《庄子》散文艺术研究通览全局,抉发特色,以活跃的思维给人以丰富的启迪,其拓荒式的开垦给后来者留下了精耕细作的园地。郭沫若对闻一多的《庄子》研究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5]可以说,正是他们富于现代色彩的学术理路,奠定了20世纪《庄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基本格局,20世纪后半期的《庄子》散文艺术研究基本上是沿此路径向前发展与开拓的。

注释:


[1] 《中苏文化》(半月刊)1941让4月20日,第8卷第3、4期。

[2] 原题《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中山大学讲授时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改用今名;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

[3] 《庄子与鲁迅》。

[4] 《新月》第2卷第9期。

[5]《闻一多全集》第12卷郭沫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