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后，晋借城濮之威，长期称霸北方，中原诸侯望风景从。楚虽受挫于城濮，一度无力与晋争雄，但城濮之败毕竟属于偏师折衂，井未影响国力，仍然为南方大国。南北两强，虎视中原，势均力敌，不断在争夺和控制中间地带诸中小国家上展开拉锯斗争。
晋文公以后，襄公继承父业，保持了霸权。但到灵公时，一则年幼，二则昏庸暴虐，晋国君臣不和；而楚成王也在公元前626 年为太子商臣所杀，太子商臣即楚穆王。楚穆王乘晋国君臣不和，大力北进，先后灭江、六、蓼。楚大夫范山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正是当时晋、楚两国斗争形势的特点。公元前613 年，楚庄王又继穆王而立，他重用孙叔敖、伍奢等贤臣，国势更加强大，于是加快了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的步伐，并于周定王元年借伐陆浑戎之机，观兵于周疆，向周王室问鼎大小轻重，想取周天子而代之。
争郑是晋、楚两国斗争的焦点。在城濮之战时，楚西有秦国的威胁，中有宋国的叛楚，所以服宋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宋服则可控制中原，而邲战时，秦已与晋国反目，不必再顾虑西方，宋也诚心事楚。惟有郑国挡在晋南下路上，受晋的威胁，对楚叛服不常。楚若能降服郑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所以邲之战前，晋、楚双方围绕郑国展开了长久的争夺。从周匡王五年（公元前608 年）到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 年）的三年中，晋四次伐郑，郑服于晋。而从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 年）到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 年）的八年中，楚七次伐郑，郑又转而服于楚。郑国认为“ 晋、楚无信， 我焉得有信？ ” 采取了“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的策略，楚强服楚，晋强服晋。这就引发了晋、楚为争郑而爆发的邲（bì，音币）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 年）春，楚国准备对郑国进行一次更大的打击，出兵围困郑国。楚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右军，子反将左军。经过三个月，楚军攻入郑都，郑伯“肉袒牵羊”，至楚军前卑词请降。郑处中原，为晋、楚必争之地，楚国志在服郑，而不在灭郑，也无法灭郑，所以退军三十里，接受郑国的投降，两国结盟。郑派子良到楚国做人质。楚征服郑国后，即挥师北向，驻军于郔（yán，音延），即郑之廪延（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郔为城濮之战时晋军南渡之地，楚驻军于此，旨在封锁黄河渡口，一则阻止晋军南下，二则向郑、宋、陈、卫诸国宣示兵威，以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不仅是“饮马于河为名而去。”夏六月，晋救郑大军开赴黄河边上。荀林父统率中军，先縠辅佐。士会统率上军，郤克辅佐，赵朔统率下军，栾书辅佐。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鞏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听说郑国已降楚，两国媾和，晋军将佐就进与退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中军帅荀林父说：郑国降楚，救助已无济于事，不如等待楚军南归以后，再行伐郑。这也是楚、晋两国争郑的一贯方针。上军将士会赞同荀林父意见，他说：用兵之道，在于观衅而动。楚国没有违反德、刑、政、事、典、礼诸端，无衅可寻，不可以抵敌。晋军应见可而进，知难而退，选择弱而昏昧者攻击。但中军佐先縠却大唱反调，说：“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他不听将令，率领所部之军渡过黄河南进。下军大夫荀首认为先縠的部队很危险，遇敌必败，违令之罪，责在先縠。但司马韩厥对荀林父说：“彘子（先縠名）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荀林父认为有道理，遂率领大军渡过黄河。楚军听说晋军渡过黄河，在内部也就战与和的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楚庄王想要退兵，他的爱臣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和。孙叔敖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伍参反驳说：若战而胜利，孙叔敖就是没有谋略了。若战而不胜，我的肉将在晋军那里，您怎能吃到呢？孙叔敖下令“南辕、反旆”，即掉转车头，大旗反向，准备退兵。
伍参对庄王说：“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庄王无言对答，命令尹调转车头北上，大军驻扎在管（今河南郑州市）地待命。
晋军驻扎在敖、鄗（二山俱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郑国为求生存，希望两强决战，以便择胜而从。特派皇戌为使者，劝晋军对楚作战，说：郑国所以屈服楚国，是为挽救国家的覆亡，不敢对晋国抱有二心。楚国因屡战屡胜而骄傲了，楚军在外数月，也已疲劳，又不设备，请晋军攻击，郑军愿做帮手，楚军一定失败。对郑国的态度，晋军将佐看法也不同。中军佐先縠主战，说：打败楚国、威服郑国，就在此举，一定答应郑。赵括、赵同支持先縠意见，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而下军佐栾书则认为，楚自战胜庸国（在今湖北省枝江县东）以来，其君在国无日不教训国人，民生艰难，祸至无日，戒惧不可以懈怠。在军无日不告诫将士，胜利不可仗恃，纣王百战百胜终于灭亡。君臣不骄，军事有备。郑国劝我们交战，我们若胜，他们就会服从我们；我们若败，他们就会服从楚国。是拿我们来占卜啊！不能听郑国的话！赵朔说：栾书说得好，听他的话，能使晋国长久。但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犹豫不能决断。

楚军派少宰来试深晋国军情，说：我军的行动在于抚定郑国，岂敢得罪晋国，请贵军不必久留此地。晋上军将士会回答说：“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縠认为答词诌媚，派赵括重新更改为：寡君派我们把楚军赶出郑国，说：无辟敌！我们不敢违命。楚军洞悉晋军将帅不和，又派使者向晋求和，晋国答应了。但在约定了会盟日期以后，楚军突遣许伯、乐伯、摄叔驾单车向晋军挑战，逼近晋军，车右摄叔跳进军垒，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还。晋人分三路追击。楚乐伯射中一麋，奉献于晋追兵鲍癸，鲍癸下令停止追击。楚军求和本为懈怠晋军，现在挑战仍在于试探晋军虚实。晋将魏锜、赵旃，一个求做公族大夫，一个求做卿，都没有得到，所以心怀怨恨，想要使晋军失败。他们请求向楚军挑战，未得到允许；要求去请盟，被允许了。
二人走后，上军将、佐士会、郤克指出：大军一定要做好迎战准备，否则必然失败。但中军佐先縠说：“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拒绝做战斗准备。于是上军将士会命鞏朔、韩穿在敖山前设七道伏兵，进行警备。中军大夫赵婴齐派所部在河岸准备了船只。
魏锜先至楚营挑战，为楚将潘党所驱逐。夜间，赵旃又至楚营，在楚军门之外席地而坐，命部下袭入楚营。楚王指挥左广追逐赵旃，赵旃弃车逃入林中。晋军在魏、赵二人出发后，特派軘车随后迎接。楚将潘党在追击魏锜道上，望见軘车掀起的飞尘，回营报告说：“晋军至矣！”
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有闪失，命令全军出动，布成三个方阵：工尹齐将右矩，唐侯将左矩，向晋军攻击。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楚军迅速进击，“车驰卒奔，乘晋军。”在进击中，楚将潘党所率追击魏锜的四十乘战车也加入了唐侯的右翼方阵。
晋中军帅荀林父见楚军大举来攻，前有强敌，后有黄河，心中慌乱，竟在中军敲响战鼓说：“先渡过河的有赏！”中、下军混乱中一道涌向河岸，争船抢渡。先上船者挥刀乱砍，船中断指之多，竟至可以捧起。晋军向右翼溃败。楚右矩追逐晋下军，左矩追逐晋上军。晋上军因有战备，从容退去。此役晋仅上军未败。
在晋军的溃散中，晋下军大夫荀首之子知罃被楚大夫熊负羁俘虏。荀首立即率所部族兵，由魏锜驾车，向楚国反攻。下军士卒也多跟随，去营救知罃。在反击中，射杀楚大夫连尹襄老，俘虏楚大夫公子穀臣。荀首的反击虽为救援其子，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晋之中、下军渡河的作用。
溃散的晋军，争舟渡河，喧嚣之声，彻夜不绝。有的战车陷入泥坑，无法前进，楚人教他们抽去车前横木。马仍盘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去大旗，扔掉辕前横木，战车才冲出陷坑。晋军回头对楚人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次日，楚军进驻衡雍，辎重到达邲地。楚王在衡雍祭祀河神，并修筑楚先君的宗庙，向先君庙告捷而后凯旋。
这年秋，晋荀林父率残兵回到晋国，自请死罪，晋景公想答应，经士贞子谏止，晋景公仍用荀林父为中军元帅。
邲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楚胜晋败，郑国自然屈从了楚国。楚庄王为控制整个中原，又进击宋国。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 年）秋九月，楚庄王出师伐宋，经九个月围困，宋国陷入困境，达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以爨”的程度。而晋不能救，遂于次年三月力尽降楚。宋降楚后，鲁也转而依附楚国。楚又与齐通好。一时中原形势完全落入楚国的掌握之中，楚庄王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中原霸权。
晋军之败，主要在于将帅不和，指挥不统一。晋为救郑而来，但直到晋、楚两军隔河相望时，晋军统帅还在争论打不打的问题。荀林父提出待楚军退后，再行攻郑，实不失为制郑上策。但此策既不能实行，而全军已渡过黄河。渡河后，中军帅荀林父还举棋不定，明知魏锜、赵旃去楚营挑战，也不做战争准备。遭到楚军攻击，又张惶失计，不思退敌良策，终于导致全军溃败。
邲之战的失败，虽使晋在与楚争霸中暂处下风，但并未损害晋国元气，所以晋国仍然有力量与楚对抗。两国的争霸战争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展开。